戈特哈德·贝蒂·俄林（Gotthard Bertil Ohlin，1899年4月—1979年8月3日），生于瑞典，先后在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商学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和深造，1924年，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教授，1930年，应聘到斯德哥尔摩商学院任经济学教授，1938年，当选为议员，1944年，聘任瑞典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在联合政府中任贸易部长，连任自由党主席达23年之久。他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人。1977年，贝蒂·俄林因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运动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与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爱德华·米德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早在1922年，他在其博士资格预选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初步大纲，成为他后来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1924年，在其博士论文及答辩中，他提出的贸易理论被认为是第一次较完整地阐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区际和国际分工的贸易理论体系。1931年，他把自己的贸易理论体系进一步加以充实、修改和提高，完成了著称世界经济学坛的著作《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至此，俄林贸易理论体系最终形成。这个理论体系很快就被写进当时世界上一些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被称为“赫克塞尔-俄林模型”。
俄林标榜自己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他的一系列理论都与凯恩斯主义非常相似。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时期，他多次发表论文或为政府起草报告，均极力强调国家垄断干预对于解决失业和复苏经济的关键作用。
2.俄林定理
建立在上述假定基础上的“赫-俄理论”由俄林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构成。俄林定理指出：由于要素禀赋的稀缺性及在各国各地区内分布的非均衡性，以及诸要素之间的非置换性，一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地位主要由其要素禀赋决定，即一国的生产和出口需较少地耗用其供给相对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其次，俄林认为个人劳动分工与贸易分工具有相似性，均受天然资质或禀赋的制约。由于生产要素供给的稀缺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要素在该地区较丰富的产品，而最不适宜于生产需要某些要素占很大比例且存量很少甚至没有的产品”。俄林认为停留在对区域贸易原因的一般分析远远不够。区域贸易的直接原因是不同地区或国家间商品的价格的差异，即区域贸易是一种价格现象，只有说明要素禀赋与成本及价格的区间差异的内在联系才能阐明其发生及利得的实质。
俄林以其缜密而严谨的逻辑推理，深入到对“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性是建立贸易的必要条件”的分析，且创造性地将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方法应用到贸易研究领域。俄林认为无论是在一个区域内还是一个国家内，在给定的时间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及要素价格均由其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在需求背后有：①消费者的欲望；②生产要素所有权的情况，它影响到个人收入和需求；③生产要素的供给；④生产的物质条件。后面的条件，即到处相同的物质界的自然不变的特征，在适当考虑生产要素价格的情况下，决定生产要素的结合，也就是技术过程，从而影响到对商品的需求转化为对这些生产要素的需求。”这里所说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指要素禀赋，即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存量的相对状况。而“生产的物质条件”是指生产函数情况，它决定商品生产中诸要素的结合比例，从而也决定了商品的要素密集性。显然俄林关于供给的决定因素正是赫克塞尔所提出的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前提条件。俄林认为由上述四种基本因素构成的各地区或国家内的价格机制，共同决定商品及要素的价格。由于生产函数同质的假定，因此两国间商品相对价格差异由商品的需求，即消费者偏好和要素所有权分配情况及要素供给的差异决定。
因此，俄林指出，若将两国商品相对价格差异作为国际贸易发生的第一个条件，则第二个条件是两国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差异。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是由其供求关系决定的，对要素的需求是一种派生的需求，即对其生产出的产品的需求。而要素的供给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在要素供求决定要素价格的关系中，俄林认为要素供给的影响非常重要。尤其在各国要素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对要素价格存在着制约作用，要素供给丰富则其成本低价格便宜，供给稀缺则其成本高价格昂贵。例如“澳大利亚农地供应丰富，但人口稀少，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土地便宜而工资高”。为使论证严谨并符合现实，俄林引入了汇率这一新的变量。这使产品的价格和成本能直接比较，当某种产品生产中所需的大量的要素价格在A地区较B地区便宜，同时只需少量的其他要素，显然在A地能以较低成本生产并向B地出口，A地进口的则是在B地供给丰裕且能以较低成本生产的商品。
总之，在商品和要素价格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机制中，俄林以生产要素供给，即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原因。可见在要素禀赋差异——要素价格差异——生产成本差异——商品价格差异的互为因果、环环相扣的因素链中，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处于核心地位。
重要论著
《国际贸易理论》（1924）；
《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1925）；
《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1）；
《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论》（1933）；
《国际经济的复兴》（1936）；
《国际经济重建》（1936）；
《资本市场和利率政策》（1941）；
《稳定就业问题》（1949）；
《对外贸易政策》（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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