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年1月23日—1991年6月15日），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一个黑人移民的家庭，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1937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1948年，刘易斯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51年任联合国总部不发达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人，1959—1963年任西印度大学第一副校长，1970—1973年任加勒比地区开发银行第一总裁。刘易斯在1963年被英国女王晋封为勋爵，并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6年，刘易斯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他是发展经济学的成就者，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威廉·阿瑟·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世纪初经济大恐慌探索
美国人自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后5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表现平平。在这种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由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的经济学者会称之为“结构性失业”，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刘易斯在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却出现空前繁荣的现象，既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刘易斯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
奇怪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提出了各种可能的原因，每种都是充分但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与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刘易斯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4至10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萧条的原因有完整的交代，但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一是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与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需求的增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导致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多。
三是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税以及增加货币供应，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但此举也可能使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
四是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经济的恶化。
五是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六是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
七是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以上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刘易斯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2.帝国主义的反对者
刘易斯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源于他个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念。他还记得7岁那年，父亲曾带他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的聚会。因此，他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的小册子。该书叙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道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他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刘易斯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他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他的建议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刘易斯才清楚地了解到，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设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刘易斯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他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他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刘易斯打断了他，并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10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裨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刘易斯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位学生的国家，系经过17年而非10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他都相当正确，这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了部长。
这段故事可以用来阐释刘易斯著作中的一个重点。刘易斯个人一直深信不疑，对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给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刘易斯本身并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他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尔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他思考与著述最多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刘易斯前往曼彻斯特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层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刘易斯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他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该书对社会面做了完整的铺陈。
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后获得的成果。根据他曾读过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所得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实际工资的恒定不变，刘易斯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上百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这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斯里兰卡来说，又是怎么回事？
3.弹性无限大的劳动供给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刘易斯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都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儿的，因此经济增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就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但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个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人口大量移动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由墨西哥迁往美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技术性失业、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文章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经消退。
刘易斯一生出版了12本专著，撰写了10余篇政府发展报告和70余篇论文。尽管对他的许多观点，经济学家颇多争论，但他作为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的身份是无可争议的，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重要论著
《经济计划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1949）；
《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
《经济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1955）；
《经济成长面面观》（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69）；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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