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年3月一），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饥荒问题研究
森对于饥荒问题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于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在这部书里，他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国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
森对于饥荒问题的兴趣源于他的个人经验。他在9岁时亲身经历了1943年孟加拉国大饥荒，这次饥荒造成了300万人死亡。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经他后来研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指出，当时的印度有着充分的粮食供应，只是由于大量的农工失去工作，一贫如洗，从而失去了购买能力，粮食的分配途径遂因此被阻断。通过审慎考察近年发生的重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阿马蒂亚·森指出，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腾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换句话说，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这些人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废止了！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森用他儿时的经验告诉人们，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在社会阶梯上处于底层的人，特别是那些根本无阶梯可上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处于完全无法采取行动的状态——既无从获得食物，也无力逃避灾祸。一个国家的阶级特征在灾荒年代表现得就是这样突出！森的结论是：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饥荒既然多属人祸，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尽人事以求避免的。饥荒出现的时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职能的时候。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便可通过实施适当的就业方案，如实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食物，同时严格平抑物价，使之保持稳定，从而防止饥民产生乃至使他们死亡。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1973年的印度，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都是例证。政府对人民遭受灾难的反应，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实际上不难预防。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一个民主政府除了竭尽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灾手段以外，别无选择。相反，非民主国家易于发生灾难，致使哀鸿遍野，就在于受难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而自1947年独立，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便与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是一位坚定的政治自由的捍卫者。他相信在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饥荒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里的国家领导者必会更为负责地听取公民的要求。总之，森的结论是明确的。他绝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以下这一句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就是他的观点的总结：“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2.民主问题研究
“民主究竟是什么？”森在他的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自己设问，并力图做出尽可能圆满的回答。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自然是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指出，“我们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当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数人包打天下，多数人集体失声的伪“多数统治”。在他看来，“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投票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尊重法律赋予的权利，容许自由讨论，撤销针对新闻传播和公正评论的政府检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能得到充分的机会以表达各自的立场，或者选民不能享有获得消息以及考虑竞选领袖观点的自由，选举即使举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森认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和参政权的保障，它们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个体为寻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权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够促使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注意他们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实施，使公民获得了彼此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形成其价值观念，确定其不同时期应优先处理的不同问题。这三个方面分别体现了民主内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设性的价值。这样的民主，正是不伤天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却能使所有人摆脱恐惧，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证。
3.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3个人物和3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首先选择a，其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三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于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于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了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调如下：3—cab，2—bca，1—bac。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即告消失，唯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发现，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3种条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模式：①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②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③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使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4.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另一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引入私人方面的元素（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者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5.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为了解决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有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设定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和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也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重要论著
《技术选择》（Choice of Te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 Economic 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1975）；
《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 Value and Development）（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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