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前的东西方交通及贸易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最早开辟于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然而，在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前，尽管存在着各种障碍，但东西方交通路线早就已经形成，中外物品交流事实上也存在已久。

一、东西方交通概况与贸易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早期的东西方交通

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夏商时期以前，中国的中原地区就已经和外界发生了经济文化交流，与新疆、中亚、西亚及南亚间就已经有交通道路的存在，而有些历史文献也在不同程度上记载了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景象，特别是记载了中华文明形成之初黄帝、尧、舜、禹等历史人物的对外交往情况。其中，《庄子·天地篇》中记载了“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贾谊《新书》中也写到，尧“身涉流沙地”会见西王母;《竹书纪年》中记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说到尧时，“渠搜氏来宾”;《荀子·大略》中有禹曾“学于西王国”的记载。据考证，上述文献中昆仑山、流沙地、西王国均在今天的新疆境内，渠搜为中亚古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在战国时期的作品《穆天子传》中，描述了周王朝与西亚和中亚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其主要内容是西周第五代君主周穆王从镐京出发，向西长途跋涉，最终到达西王母之邦。沿途每到一处都向当地部落酋长馈赠丝绸、铜器、贝币等礼品，各地酋长也回赠了大量马、牛、羊及各种土特产。据考证，周穆王西行的大致路线为:自山西出发，入河南，经山西、内蒙古，溯黄河过宁夏、甘肃，经过青海后再越过昆仑山进入新疆，然后翻越帕米尔高原，最后到达位于西亚的伊朗高原。尽管该书是根据穆西征犬戎的故事及西王母的传说编写的，但从所传递出的信息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西北及中亚地区之间的交通及贸易情况，而这种状况也正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条件。

上述反映古代东西方交往方面的资料表明，早在殷商时代，从中原起始，途经今天的新疆，再到中亚，就已经有路可通了。事实上，沿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存在着一条由许多同时不直接连贯的中短距离贸易路线。像“接力”一样，每一条中短距离的贸易路线在当时条件下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分割状态，因而可以被认为是某一条长距离货物运输线路的不同路段，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连接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非洲的陆路交通线路被许多人认为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二)贸易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对外贸易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都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及技术基础。

生产力的扩展:伴随着中国的领主经济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补充了新的推动力。由于种植经验、种植技术、品种扩展和历法进步等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的周朝，农业生产力就已经有了较大提升，农产品的品种和产量都大有增长。剩余农产品的大量增加，其出路之一就是贸易。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解放了家庭劳动力，家庭手工业也因此而得到发展。手工业的发展成为丰富市场的最重要力量。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主导商品是手工业制品，而青铜器又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制品，周朝的青铜器就已加工得相当精美细致，丝织品的种类也更加丰富。到了秦和战国时期，生产力更是普遍提高，使得整个社会需求大为增加。

交通条件:贸易之路的形成并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基于多种因素在漫长的时期里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方面，从帕米尔高原以西道路的形成来看，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西亚的古波斯帝国国力强大，全盛时疆域东达印度河流域，西至地中海东岸，境内驿道遍布，交通发达，从而使中亚、西亚和南亚联系起来，进而使亚欧两大洲实现沟通。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灭掉古波斯帝国，对于从地中海至帕米尔交通道路的形成而言，可以说是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西方人以军事征服为目的的东进，客观上促进了帕米尔以西至地中海交通贸易道路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当时帕米尔高原以东道路的开拓情况来看，在帕米尔以东中国境内，早在春秋时期，日益强大的秦国不断向外征伐，在秦西北即今天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一带分布着诸多西戎小国，先后被秦国征服。到战国时期，西戎诸国均被秦吞并，中原至河西走廊的交通畅通。汉代以前，曾游牧于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些古老民族，如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等，陆续迁徙到新疆及帕米尔以西地区。这些游牧民族不断的争斗、融合和碰撞，不断地、大规模地自河西走廊区域向新疆再向中亚迁徙。由此可以看出，出入中国河西走廊与连通大陆上各国的道路也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河西至新疆，中国至中亚的交通道路形成。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贸易线路的形成得益于运输条件初步具备，像马匹、骆驼及一些适合在艰苦环境下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被商人们当作运输工具，有助于促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品种日益繁多。同时，欧亚大陆腹地肥沃的土地和广阔的草原，又为商队和充当交通运输工具的牲畜提供必要的水、食物和燃料补给，为商队、旅行队或军队不断进出欧亚大陆提供了天然保障，为其进行长期、持久的旅行或贸易活动提供可能。

二、汉以前贸易概况

丝绸之路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这一过程最早要体现在汉以前的贸易发展之上。

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中国商人就在丝绸之路周边地带购买玉石、手工艺品，同时出售所带去的海产品，如海带、海贝等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贸易往来。《史记·赵世家》中就曾经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这里“昆山之玉”就是指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胡犬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存在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早期丝绸之路上还有另一件著名的商品，就是产自今天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据考证，这种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现今的中国、印度和埃及地域。这意味着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大约1 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

汉代以前，中国虽然已经与其他国家有了经济贸易往来，但贸易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由于交通运输不畅和通讯方式落后等条件的限制，中外交往并不顺利，造成彼此间的经济关系薄弱。当时，中外贸易没有政府参与，因而缺乏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中外交通路线的畅通和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表现出民间性与不稳定性的特点，其数量和价值都很有限。

公元前5世纪左右，随着河西走廊的开辟，也对中国与西方的商贸交流起到了带动作用。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兹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出现。虽然这个时期的交流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无法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丝绸之路相比，但至少说明当时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及贸易往来的要素已经具备。

三、发展对外贸易相关的经济思想

华夏民族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和交往中，日益增强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华夏中心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它有地理和文化上的两重涵义。从地理层面上看，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华夏民族所居范围逐渐扩大，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区域向戎、狄、蛮、夷所居的周边辐射扩散。从文化层面，华夏文明对周边表现出一种强势姿态。这种文化观、民族观和外交观成为历代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理论背景。随着对外贸易大规模的进行，这种思想进而推延成为封建社会占正统地位的朝贡贸易思想。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还认为:礼失求诸野。在传统上，这句话又可以成为中国向其他民族学习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