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及丝绸之路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的西汉时代，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与西域各国结盟，解除匈奴威胁，巩固国防。然而，从效果上来看，张骞西域之行的更大收获并不是联合西域对付匈奴，而是在于通过促成丝绸之路的形成，为中国开展早期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一、丝绸之路的缘起及张骞出使西域

(一)丝绸之路的缘起

作为曾经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的秦代日益强大。西汉时代的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先打败东胡，后驱赶月支，控制了外蒙至鄂尔多斯、河西至西域的广大区域，发展成为雄踞北方的一股强大势力。此外，匈奴政权的统治范围也很大，包括塔里木盆地西域的36个小国。冒顿单于指定西疆日逐王，并在塔里木盆地东缘尉犁、焉耆之间设僮仆都尉，直接从各国贸易的驼队中收取税收和贡品。匈奴对西汉政权直接构成两大威胁:一方面，匈奴不时骚扰西汉的北部边境，滋事挑衅，掳掠财产。另一方面，匈奴的控制切断了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影响对西域资源的获取。汉王朝建国初期，由于国力虚弱，尚无力支持对匈奴展开大规模战争，汉高祖只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并每年赠送大量丝绸、美酒、粮食等礼物，以此缓和与匈奴的关系。

经过西汉初年将近70年特别是文景两代的治理，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实施的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明显成效，汉朝的国力逐渐强盛。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繁荣，国力昌盛，解除匈奴威胁、对匈奴发动反击战争的物质条件日益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希望策动大月氏等几个与匈奴有矛盾的西域国家与汉结盟，以便增强力量，共同打击匈奴，于是决定派遣汉中成固(今陕西成固县)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出使西域。

(二)张骞出使西域

1.第一次出使(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

在汉武帝时期的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堂邑氏奴甘父等100多人，从长安启程，向西域进发。汉武帝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但这次旅途并不顺利，一行人在经过河西走廊时不幸被匈奴俘获。匈奴单于诱其投降，但张骞始终坚贞不屈，在被扣留十几年后，趁匈奴不备逃脱。张骞等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冒险西行，在克服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国(今天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大宛王早就听到过“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这种说法，对张骞一行的到来也是欢迎备至。随后又派人送张骞到达康居(今天的巴尔喀什湖至咸海间地域)，由此南下大月氏。在公元前129年，张骞到达大月氏国。此时大月氏已占有大夏(今天的阿姆河流域一带)，并选择在此安居乐业，因而不愿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此停留一年多时间，虽几经努力，但终无结果，只好回返。待返回西汉时已是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部属仅剩甘父一人。

客观来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未达到与大月氏结盟的目的，但却了解到大量关于西域的地理、物产、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况，为汉朝军队发动对匈奴的反击进行了必要的信息搜集。此后，张骞多次充当汉军向导，因其“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汉军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张骞也因此被封为“博望侯”。到公元前121年，汉军占领河西，自此“自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

此外，张骞在大夏时，曾看到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蜀布，并且由此获悉，自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经缅甸至印度进而到中亚也有路可通。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出使团试图打通这一被后世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的通道，但却受到云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所阻拦。到公元前111年，武帝再次发兵云南，仍未能成功。西汉政权虽未能控制西南丝绸之路，但这一通道在沟通中国与缅甸及印度的民间贸易方面事实上却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2.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至前115年)

公元前119年，为与西域大国乌孙结盟，招引乌孙国返回河西故地，并联络西域其他国家，彻底击败匈奴，汉武帝决定再次派时任中郎将的张骞出使西域。此次张骞一行300人，携带大量黄金、布帛和牛羊数万头，经天山南道顺利到达乌孙国。尽管乌孙国的国王不愿接受汉王朝请其返回河西故地的建议，但乌孙国王还是热情欢迎张骞一行的到来。张骞在乌孙停留期间，派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境内)、身毒(位于今天的印度境内)、于阗(今天的新疆和田)、扜弥(今天的新疆于田)及周边诸国。张骞于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与乌孙使者数十人返回长安。乌孙使者亲眼目睹了汉王朝的富强，乌孙王接到报告后，随即与汉朝结盟，共抗匈奴。与此同时，被张骞派往各国的副使也同各有关国家的使节一起陆续回到长安。自此，汉朝与西域及西方诸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夯实了丝绸之路的基础。张骞也因此而被西汉统治者封为“大行”(负责外交礼仪的官员)。

3.张骞通西域的意义

张骞的两度出使西域达到了孤立匈奴的目的，为汉朝军队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随着匈奴势力的被削弱，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大大促进了中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首先，随着张骞及其副使出访中亚、南亚、西亚各国，各有关国家也派出使臣回访长安，由此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起了经常性的外交往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西汉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家关系基础。

其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日趋繁荣。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向汉武帝汇报关于西域各地的详细情况后，汉武帝在扩大影响力上便逐渐有了“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为此，汉武帝招募了大批商人，鼓励他们利用政府对于开展贸易的支持政策和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进行经商活动。因而，那些具有冒险精神与经营头脑的商人很快通过在丝绸之路开展贸易活动而成为了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内地更多的商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此外，汉朝每年都会派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的使团出访，充当官方商队。

再次，丝绸之路实现畅通后，中国的内地与西域之间首次连为一体，关系日益密切。为了防止来自匈奴的骚扰，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公元前60年(宣帝神爵二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立了被称为西域都护府的管理机构，从而确立了西域与中原王朝的行政隶属关系。

在西汉政权的维护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日益呈现出官方的、经常性的特点。以此为支点，中外经济贸易往来空前活跃。同时，中外思想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着广泛的互动与交流。

总之，张骞出使西域及随后汉王朝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不但解除了匈奴政权对西汉王朝边境安全造成的威胁，为西汉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而且直接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外经济、文化得以广泛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盛赞张骞通西域为“凿空”之旅也是对这段历史的尊重，并没有过誉之处。

二、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

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东起我国长安(东汉时期东起洛阳)，向西跨越陇山山脉，经过河西走廊、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止于地中海东岸。这是一条横贯亚洲大陆的商路。由于自然的分割及沿线各个国家间、民族间的纷争，这一道路并非是单一笔直的，而是一个东西相连、南北交错的交通网络。处于网络中的多条道路在走向上经常变动，但就其主干线而言，由于连接着一些政治、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的城镇，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一)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从长安、洛阳经河西到新疆，可分为东段、中段及西段三部分。

1.东段

丝绸之路始于汉长安、洛阳，以此向西至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东段。大体上看，丝绸之路的干线全长约7 000多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的路途大约为4 000多公里。这段商路又分为南北两道，北道经咸阳、兴平、礼泉、乾县、彬县、长武，入甘肃境内，再经泾川、平凉到宁夏的固原，之后经海原、靖远、景泰、古浪至武威;南道向正西，经咸阳、兴平、扶风、岐山、凤翔，转向西北，至千阳，过陇山，至青海的民和、乐都、西宁，再往北过大通河(古浩门河)，越祁连山过扁都口，经民乐至张掖，在此与北道汇合。南线的开辟始于西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及东晋的高僧法显前往印度求法取经，都途经的是这段路线。由于南道位于黄河以南的农耕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于北道。

2.中段

河西走廊即为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中段。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又因其夹在祁连山走廊与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一千余公里、宽约数十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而得名。

由于河西走廊是中原抵达西域的最理想的通道，在古代中西方交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中间经过的主要城市有并称河西四镇的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及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盐池、临水、嘉峪关、玉门镇、布隆吉和安西。

3.西段

西段指的是丝绸之路的新疆部分。我国新疆地区的中心地带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两端分别是终年积雪的昆仑山和天山，往来的商人、使臣只能沿着天山南侧和昆仑山北侧的、由高山雪水浇灌的绿洲地带行进，因此汉代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被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东西通道。这条道路由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出阳关(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过鄯善(本名楼兰，都城为扜泥，今新疆若羌)，沿昆仑山北西行，再经且末(今新疆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北)、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皮山(今新疆皮山县)至莎车(今新疆莎车);北道是沿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端西行，由敦煌出玉门关(今敦煌西北小方盘城)，经过流沙，至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

(二)中国境外的丝绸之路

1.东段

丝绸之路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出国境后，分南北两路。

南路又分为干线和支线两条。干线是从莎车，经蒲梨(今塔什库尔干)，沿帕米尔河过休密(今阿富汗瓦罕)，经兰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至木鹿(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马雷以东)，该商路连接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这是两汉时代中亚境内的一段主要商路。支线是从皮山西南行至乌秅(今叶尔羌河上游)而到达罽宾(今克什米尔)、天竺等国。

北路也分为干线和支线共两条。干线是从疏勒西行越葱岭而到达大宛(南北朝时称落那，唐天宝三年唐玄宗改其国名为宁远，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锡尔河上游，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奄蔡(南北朝时称阿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奄蔡的西部边界是博斯普鲁斯王国，该王国是希腊殖民者建立的，公元前1世纪中叶成为罗马的属国，是转运东方商品往罗马的中间站。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在安息控制经行伊朗高原和波斯湾贸易的情况下，该商路起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丝绸之路北路的支线是从姑墨越天山，过阗池(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绕葱岭以北而达康居的郅至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此外，在丝绸之路范围内，还有一条对于东罗马帝国具有十分重要经济意义的商路，这就是从弓月城(今新疆伊宁)，沿伊犁河至乌孙，再经过北流河(楚河、锡尔河)至康居，在此西北同汉代的丝绸之路北路相连，经奄蔡到达拂菻(即东罗马帝国)，沿里海和黑海北侧，再西行至地中海东岸。

2.中段

横亘伊朗东西的一段商路是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延伸的中段。它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与卡维尔沙漠之间，被称为丝绸之路出中国后的咽喉要道。具体路线为，木鹿西行经番兜(《后汉书》称和椟，希腊人称为“百门”，即海克桐皮罗斯，今伊朗达姆甘附近)、阿蛮(安息王的夏都埃克巴塔那，今伊朗哈马丹)至太西丰(底格里斯河左岸的安息王冬都，又称斯宾国，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和塞琉西亚(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希腊城市，又称斯罗国)。

3.西段

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外延伸的西段，是指以塞琉西亚为起点往西北方向行进、由多条支路所构成的一段商路。其路线主要有如下三条。

一是以塞琉西亚为起点，沿幼发拉底河左岸，或经幼发拉底河附近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沙漠地带西北行，过巴里赫河(今贝里赫河)至内塞佛立昂(今叙利亚的腊卡)，再往西北至阿帕美亚城，过幼河至对岸祖格马镇，转西南行，抵达安都城(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中国的贸易产品到达安都城后，一部分转贩欧洲各国，另一部分北上转西，越过小亚细亚的陶卢斯山(今托罗斯山)西去，至小亚细亚都城埃弗塞斯(今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一带)，这条路被称为西段的中段。

二是西段的南道，具体路线为:自底格里斯河的塞留西亚出发，渡幼发拉底河西北行，至杜拉·欧罗普(今叙利亚的萨利希亚堡)，再西行抵达帕勒米拉(今叙利亚的塔德漠尔)，后西北行抵安都城，或西南行至大马士革，再转向地中海东岸的西顿、提尔、贝鲁特等港口。这条路是随着叙利亚沙漠北部商业城市的兴起而形成的，公元3世纪后逐渐衰落。

三是西段的北道，从太西丰出发，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北上，经古亚述都城尼尼微(今伊拉克的尼内韦赫)，过河至摩苏尔(今伊拉克的摩苏尔)，西北行，经尼西比斯(今土耳其的努赛宾)、爱德萨(今土耳其的乌尔法)、阿帕美亚、祖格马镇至安都城。

(三)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的是形成于两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按照地理方向的不同，以中国为起点，海上丝绸之路通常分为东海丝路和南海丝路。东海丝路是指自中国东北沿海，经渤海或黄海、东海到达朝鲜，再渡朝鲜海峡，最终抵达日本。南海丝路是指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至西亚、非洲。

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需要，与中国造船和航海水平的提高也是分不开的。

三、丝绸之路及汉的贸易状况

(一)汉代对丝绸之路的维护

丝绸之路贸易正式起源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繁荣，历时1 000多年之久。丝绸之路之所以能长期成为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主要在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及远方的欧洲国家之间各自都有相互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的至关重要地位还在于汉代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护措施，从而保证了这一交通路线的安全和畅通。在丝路的维护方面，汉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单就汉武帝时代来说，对与丝绸之路相关地区的兵力投入就达110万以上，补给运输辅助人员1 050万以上，使用人力约占全国人口的1/4。具体措施如下:

1.设置军事行政管理机构

公元前121年，随着汉军取得对匈奴的巨大胜利，将其赶出河西地区，汉王朝在此“列四郡，据两关”，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和阳关、玉门关。设官置守，从而保证了丝路咽喉地带的畅通。此后又在西域设置西域使者校尉，尤其率军在轮台(今新疆轮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西南)屯田，供给和保护往来丝路上的使者和商人;设立“护鄯善以西校尉”，以维护丝路南道的畅通。从公元前60年(宣帝神爵二年)设立的“西域都护”来看，其主要任务是:推行汉政府的政令;防御匈奴，保障丝路安全、畅通;组织和管理西域屯田。其管辖范围为南起喀喇昆仑山北麓，北达天山，东起敦煌以西，西抵大宛和葱岭。西域都护是汉王朝派驻管理西域的最高长官，它的设立具有重大意义，标志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官方主导下，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进而进入繁荣、畅通阶段。

2.设立完备的军事防务系统，修整和延长长城

为消除北方边患，汉政府除了主动出击攻打匈奴之外，还大规模重筑长城，其中包括:复缮秦时沿黄河的长城，增筑河西长城和塞外列城。汉长城是中国古代距离最长的长城。“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意味着汉代统治者修筑长城、设置河西郡县的初衷就是要保障中西交通的安全与畅达，进而维护与丝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联系。此外，汉代政权还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亭障防卫系统。即在汉长城每隔十里建一“亭”或“燧”，若干亭燧建一“障”。亭障里驻屯军队，士兵兼有屯田、勘察敌情之职。此外亭障也可供过往的使者或商人住宿。

到了东汉时期，汉代统治者在丝路要地还设立了邮亭，作为信息传递及商旅住宿之所，同时在一些地方还设立关卡，稽查行旅，以保证丝绸之路上交通的安全。

3.公开招募使臣，开展官方贸易活动

自从汉武帝以来，汉代统治者就采取公开招募的方式招募使臣，鼓励他们携带官方物资，即黄金、丝绸等，到西域各国交易，由此以使臣相互往来为主要形式的官方贸易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史书的记载，汉王朝每年派出使臣十多批，每批使团人数从数百人至百余人不等，往返的使团经常在丝绸之路上遇见。

4.优待来华外国商使

西汉统治者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对贸易发展往往持积极的开放态度。在西汉时期，来华的外商到达长安后，就由大鸿胪负责接待，长安藁街还专设有接待外国人的宾馆“蛮夷邸”，外国商使在这里可以得到免费招待。当外国商使归国时，汉朝官府还专门派人护送。

(二)汉代的贸易状况

1.贸易商品

在中国历史上的汉代时期，中国在丝绸技术领域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并且使丝绸制品成为出口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重要产品。除丝织品之外，汉代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主要还包括铁器、漆器、釉陶和纸张等物品。汉初中国普遍冶铸生铁，铁器的制造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汉代的铁制品以精良的品质享誉世界，因此铁器也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出口商品。另外，两汉时代的中国还有一项伟大发明，就是纸张的发明。早在东汉时期，中国就可以成批量生产纸张了。这种价格低廉、携带方便、书写容易的材料很快成为中外商人经营的一种新商品。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还少量出口香料和一些农作物等。在两汉时期，中国出口的一些产品在其他国家已经获得一定认可。例如，对罗马而言，就从中国输入香料，其中包括产自中国南方的肉桂等。

输入中国的商品以奢侈品为主，这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贸易性质和远途贸易性质所决定的。在中国的汉代，从外部输入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还有来自大秦的琥珀、珊瑚、象牙、犀角、夜明珠等珍奇物品，也有从康居、天竺、日本、朝鲜等国输入的皮毛和毛织品。在当时的汉代都城长安等大城市出现了不少经营进口毛皮生意的商店，不少毛皮富商甚至可以富比王侯。此外，汉朝从中亚进口的最大宗的货物还有马匹，如乌孙国的“西极马”、大宛国的汗血马、月氏马、安息马等品种。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由于从西域进口马匹十分有助于对中国马匹进行品种改良，因而，当时汉朝从中亚成批引进良种马。从效果上看，进口马匹对于汉代及后世畜牧业的发展起了有益作用。

从消费需求来看，进口贸易对中国民众生活所能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是外来植物品种的输入。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和苜蓿(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率先被引种。此后，随着多边贸易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植物新品种被引进，如来自中亚、南亚和西亚的石榴、红兰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葱、胡蒜、胡椒、橄榄等品种，还有来自东亚、东南亚的甘蔗、香料、药材等品种。总的来看，这些经济作物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植物种类，使汉代农业生产体系更加完善，而且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用品来源，提高了生活水平。

2.贸易伙伴

康居

西汉时的康居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一带，人口约60余万，是中亚北部大国，以盛产皮毛而闻名。自从公元前12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汉王朝与康居国之间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往来关系。张骞到达康居后，康居使臣与汉使一同回访汉都长安。康居地处中亚腹地，是中国丝绸西运的重要中转地带。经由丝绸之路南道，康居与汉朝相互通商，双方保持了长期贸易关系。

大宛

大宛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今天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大宛的都城在贵山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卡散赛)。大宛在西汉年间大约有居民30万，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盛产稻麦及葡萄酒、汗血马。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始，汉王朝也与大宛之间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往来关系，随后大宛成为中国商品西运的重要集散地之一。

大月氏

大月氏位于大宛的西南方向，大月氏地跨妫水(今阿姆河南北)，居民40万，是一个游牧大国。在西汉年间，大月氏南部为吐火罗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亚政权，汉史书称之为“大夏”。大夏地处印度、中国、安息三个大国的中间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达100多万，是中西交往的重要通道。在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征服了大夏，将都城迁到兰氏城(今阿富汗巴尔赫)。此后，大月氏的势力不断壮大。在张骞出使西域后，大月氏与西汉王朝建立了贸易关系。到迦腻色迦王统治时(约公元100—162年)，大月氏的统治范围已达到今天阿姆河及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不仅成为地跨中亚及印度西北部的大帝国，而且也成为中国商品西运的第一站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转运商。月氏人经营丝绸贸易长达200年之久，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公元2世纪该国通行的金币也成为丝路上的通用货币之一。

安息

安息是地处伊朗高原的古国，音译为帕提亚。安息国原本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后来又先后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西王国。公元前248年，里海东南的帕提亚人在阿塞西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塞琉西统治的起义，建立了安息国。在密司立但特一世(公元前171—公元前138年)统治时期，疆域北达里海，南抵波斯湾，东接大夏、印度，西至两河流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出访安息，安息国王密司立但特二世(公元前124—公元前87年)特派两万骑兵在其东部边境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迎接，经数千里护送才到安息国都。汉使返国时，安息也派使者到长安考察中国国情，并向汉朝贡献了“大鸟卵”和“黎轩的善眩人”，即鸵鸟蛋和魔术师。自此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关系，之后双方使节和商贾的往来络绎不绝。由于安息地处丝绸之路中段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它成为汉朝与大秦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活动的中转站，安息商人多从事转手贸易，由此中国的丝绸、铁器通过安息商人远销西方，西方各国的珠宝、香药、象牙、犀角、皮毛也从安息输入中国。

身毒

所谓身毒，指的就是印度。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水陆相通，因此古代印度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均处于重要地位。在汉代以前，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已有一定规模，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中国丝绸和铁器等就已经传入印度。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出副使访问身毒，之后，身毒使臣也与汉使一同来到西汉都城长安，由此中印间建立了正式的官方通使关系。中印间的陆路交通除了地处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自中国西南四川、云南起始，经缅甸的西南丝绸之路。通过这条西南丝路，商人们以中国丝绸等物品换取印度的犀角、象牙等。到东汉时，云南西部的哀牢夷归服于汉，汉朝统治者在此设立了永昌郡，缅北因此而被划入汉之版图，因而，中、缅、印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不过，在西汉时期，中国与印度间的贸易仍主要以陆路为主。到东汉时，由于西域各地政局动荡，印度西北部被贵霜占领，印度商人、使者开始更多从海路来中国。

汉武帝时，随着从中国南海至印度的海上航线被打通，中国与次大陆东南诸国的海上贸易往来渐次发展起来，而在这一地区中，与中国往来较多的国家有掸国(今缅甸)、印度尼西亚等。

大秦

大秦指的就是古代的罗马帝国，有时也被称作黎轩、黎靬、梨鞬、海西或拂菻、拂懍、弗林等。由于汉朝统治下的地域与罗马相距遥远，无论陆路交通还是海路交通均被若干国家所阻隔，其中陆路的居间者是安息国，海路的居间者是阿拉伯人。西汉时期，罗马人更多是从印度西南海岸，间接购买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因此，中国丝抵达罗马后，其价格极其昂贵。罗马帝国曾积极寻求与中国直接通商，但安息为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对中国及罗马双方派往对方的使节均加以阻挠。公元97年，东汉时期的西域长史班超派其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后，临海欲渡，而安息人不愿中国和大秦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故极力夸大渡海的危险性，甘英一行畏难而退，中国与大秦直接关系也因此而未能建立。

相比之下，由于海上贸易受居间者的阻力小于陆上贸易，另外也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提高，罗马与东方的贸易在当时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由罗马商人或西亚、中亚商人贩运到中国的罗马货物主要有金银、玻璃、海西布、火浣布等。同时，中国丝绸也源源不断流入罗马，地中海东岸的一些罗马城市如太尔、西顿等在当时也成为了丝织业中心。

朝鲜、日本

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很早就与中国开展了通商贸易往来。早在中国历史上的秦代，中国就与日本有了交往，这在当地出土的铜镜、铜锛等文物中得到证明。在汉代时期，日本列岛虽然尚处于原始部落阶段，但据史书记载，当时有三十多个部落与中国有通使往来。日本西南海岸曾出土不少汉代墓葬及铜镜、玉、壁等文物，在小富士村的海边遗址中，还发现了王莽时期的货币，这些被出土发掘的物品都证明了当时中日间存在贸易往来。与此同时，中国与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国也存在着商业往来关系。例如，在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曾经派遣使节来华。在汉代，中国产的丝绸及养蚕缫丝技术、五铢钱、铁器、漆器及铜镜等物品传入朝鲜，而在此期间，朝鲜的马、兽皮等土畜产品也输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