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贸易状况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看，虽然中国处于长期分裂与地区割据状态，但丝绸之路这条联结欧亚大陆的重要商道却始终畅通，并有所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一定的发展。

一、对外贸易政策及管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历代政权出于巩固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均致力于开展对外交往，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来促进丝路贸易的发展。

(一)魏晋十六国北朝向西的开放

1.恢复设置西域的军事、行政管理机构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首先派出官员对西域进行管理的就是曹魏政权。在公元220年，曹魏政权在河西设立了凉州刺史，由其监管中原与西域及西方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公元222年，曹魏政权也仿照着东汉政权，在西域设立了戊己校尉一职，并任命张恭担任首任戊己校尉。随后，曹魏政权又恢复了西域长史。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的地位相当于中原政权派驻西域的两个最高官员，负责维护丝路的安全和畅通。公元265年，司马炎在取代曹魏政权后，建立了西晋政权。公元280年，在晋灭吴之后，中国出现一段短暂的统一时期。西晋在继承了曹魏的遗产基础上，同样在西域也设立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等管理机构。《晋书》曾记载了戊己校尉马循于公元275年征讨鲜卑的史实，说明西晋在西域设立过这一官职。在西域各国如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等归顺西晋之后，其首领各自被封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等官职。即使是在地理上远在中亚的大宛，也由西晋政权册封为大宛王。在此期间，中原与西域关系密切，丝绸之路畅通。公元4世纪初，在十六国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先后出现过前凉、前秦、后秦、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这些政权在向中原发展受阻的情况下，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大多积极主动与西域保持密切联系，并先后设官置守、驻军屯田，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确保丝绸之路贸易的畅通。

2.遣使出访，实行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政策

在北方处于分裂状态下的十六国时期，一些实力相对强大的政权致力于发展与西域的联系。例如，在前秦王苻坚主政时期，与西域之间的往来在史书上被记载为“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彩缯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2]。又如，北魏立国之初并没有对同西域的联系予以重视，直到太武帝即位后，相关官员再度上书建议主动出使西域，北魏与西域之间的关系也自此得到发展。对此，史书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3]出使西域获得丰硕成果，使北魏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积极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此后实行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此外，将主动出使、积极开放作为推动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之一。

3.实行“过所制度”，保护中外商人，并为其提供便利

自东汉末年以来，河西地区成为中外商人云集、商品荟萃之地。然而，当地豪强大族的强买强卖行为损害了胡商的利益。在曹魏政权控制河西后，为了维护丝路贸易的健康发展，敦煌太守仓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了豪强大族的一些强买强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外商人的正当权益。同时，敦煌郡还给商人发放“过所”，即丝绸之路的贸易通行证。其上注明持证人的姓名、年龄、面貌特征、服装、所携带商品及其族别或国别。曹魏政权对持有“过所”的商人沿途给予保护。除此之外，曹魏政权还根据胡商的意愿，对其经商活动给予更多的选择空间，商品既可以在当地自由交易，也可由敦煌郡政府出钱购买。商人欲在河西购买中原地区的丝绸或其他商品，敦煌郡协助商人尽力筹办。上述措施保障了中外贸易的顺利发展。西晋时，不仅丝绸之路畅通，“过所”制度也被推行于全国。

在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后，丝绸之路更为畅通。为了给来华的外商提供便利，北魏政府在都城洛阳城外伊河、洛河之间的御道东，设立了负责接待外国商人、使节的“四馆”^[4]，即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其中崦嵫馆专门用来接待来自西方的使节和商人。其后北魏政权为了方便来到洛阳的外商侨居，在御道之西又设立了“四里”，其中慕义里是专门提供给来自西方的侨居者。此外，北魏政府在洛阳设有“四通市”，是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为了贸易便利化，政府还允许外币在华流通，北周时代“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尽管北方各政权市场处于对立状态，由于北方各政权普遍对外商采取较为欢迎态度，因而外商可在各个敌对统治区之间自由贸易往来。

4.用军事行动确保丝路贸易的畅通

(1)吕光西征

在公元376年，氐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权灭掉前凉政权和山西的代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公元382年，车师前部王、鄯善王率大批官员及商人来到前秦都城长安，要求前秦派设西域都护统理西域。前秦政权的皇帝苻坚派大将吕光西征，负责打通丝路道路上如焉耆、龟兹等曾经与前秦交恶的国家。吕光在鄯善及车师前部王的协助下，在西域恩威并施，使西域诸国纷纷降服，丝绸之路畅通。公元385年，胡商在吕光保护下蜂拥东来。在前秦灭亡后，吕光建立了后凉政权，后凉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吕光在西域设官置守，其子吕覆被任命为“都督玉门关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驻守高昌，负责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2)北魏灭北凉

公元5世纪初北魏政权统一北方，西域的龟兹、疏勒、乌素、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国遣使贡献，要求加强与北魏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北魏派遣使臣携带金银、丝绸出使西域。西域各国使者、商人纷纷前往中原。但北凉为了削弱北魏的势力，极力切断北魏同西域的联系，对前往中原的胡商课以重税。公元439年，北魏出兵灭掉北凉，由此控制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地区。此后，随着西域各国纷纷归附北魏，丝绸之路更为畅通，中外贸易也因此而繁荣一时。

(二)六朝在海上拓展方面的对外开放政策

六朝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同两个因素相关，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在六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奢侈无度的需求，特别是为了满足对于海外舶来品的竞相追逐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于北国，六朝政府为扩大其政治威望，必须致力于海上拓展。事实上，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驱动下，尽管政权交替频繁，但海外交往和海外贸易还是有所发展。

1.遣使出访海外国家

在派遣使者出访海外国家之前，孙权政权曾派出一支万余人的船队横渡台湾海峡，到达“夷州”(台湾)。公元226年，孙权派朱应和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历时十余年，因而被记载为“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5]，之后，朱、康二人还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及《吴时外国传》，由此不仅增强了中国对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特别是贸易及物产方面相关情况的了解，而且还直接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史书称，自朱、康出使后，“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实际上，在东晋南朝时，遣使出访同样不绝于书。

2.组织大规模的官方贸易

受限于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在中国古代，许多对外贸易活动都只能够由官方承办，特别是开展海上贸易时，由于需要较大的船只，对外贸易活动的官方色彩就会更为浓重。为获得南方短缺的物资，同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六朝政府多次派遣大规模船队出海开展贸易活动。公元232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6]，沿东海、黄海北上辽东，与辽东沿海百姓“贸迁有无”;在公元233年，吴国派遣使节到高句丽，高句丽王“贡貂皮千枚，曷鸟鸡皮十具”^[7];到公元235年，孙权派遣谢宏出使高句丽，并“赐衣物珍宝”，而效果是“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宏乃遣咨、固……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8]。

3.积极招徕外商

开展对外贸易首先要增强外商的认可度与信任感。六朝政府为了吸引外商来华，对外商不仅予以热情招待，而且还保护他们的利益。《梁书·中天竺传》记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其中提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当大秦商人回国，“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表明东吴政权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

4.军事行动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在南朝初期之时，印支半岛的林邑国虽然“频遣贡献”，但同时又在海中劫掠商使，阻碍中外海上交往。元嘉二十三年，宋文帝发兵攻讨林邑，宋军大胜。史称“象浦之捷，威震冥海”。此后同南海诸国贸易畅通。其后，林邑国却故态萌发，再次造成海上丝路的不畅，扶南王遣使请求齐出兵扫清航道，在林邑臣服后，海路再次畅达。

二、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关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与许多国家建立并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史书也记载了北魏时“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9]，尤其是与大秦(罗马帝国)、波斯、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南海地区的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中南部)、婆利等关系更为密切。

(一)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关系

公元4世纪，随着曾经强大一时的贵霜帝国日趋衰落，贵霜帝国昔日在丝绸之路上的霸主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不过仍同中国保持通商关系。魏明帝太和三年，大月氏王遣使朝贡。北魏世宗时，大月氏商人到洛阳传授了西方琉璃制造技术。

与此同时，同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其他中亚国家还有大宛、粟特、嚈哒等。大宛同中国保持频繁的朝贡贸易。早在曹魏咸熙二年，大宛王遣使贡献名马。西晋太康六年，晋武帝曾派杨颢出使大宛，封其王位大宛王，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联系。到北魏时，从太武帝太延三年到文成帝和平六年，大宛先后五次进贡。大宛商使来华后获益颇丰，除购回大量丝绸外，还通过转口别国货物获得了大量金银。粟特位于咸海和里海之间。北魏太武帝时，粟特曾四次来华朝贡，民间贸易往来密切。近年来，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大量粟特文书，说明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较为活跃。嚈哒位于阿姆河流域，公元5世纪初成为中亚强国，几乎占据整个中亚地区，控制了丝绸之路。嚈哒与中国南北双方的政权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派遣使者朝贡。从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到北周明帝二年，百年间嚈哒先后十多次遣使并开展朝贡贸易。南朝梁时，嚈哒也曾三次来献。

(二)中国与波斯的贸易关系

公元226年，波斯萨珊王朝建立，其后该王朝通过对外征战，版图不断扩大。波斯在海陆之上都控制了丝绸之路，不但卡住了“中国通中亚西亚和拜占庭的商队往来要道”，而且“又将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攫归自己掌握”^[10]。当然，波斯依然积极派遣使者来华，发展与中国的通商关系。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北魏太安元年(公元455年)到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波斯使节来中国通使不下十余次。北朝对发展与波斯的贸易关系也很重视，公元525年，波斯遣使贡献狮子一头，北魏特别在洛阳城为其修建一庭院名为狮子坊。北朝与波斯的民间贸易发展也令人瞩目。在这一时期，中国输入波斯的商品主要包括丝绸、铁器和纸张等。正因如此，自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文书已开始用纸书写了。

波斯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南方。中国史书称域外船舶“以波斯舶最大”。同时，史书上还有这样的记载:“梁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萨珊朝波斯)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广东英德、曲江等地区先后出土了不少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一部分属于公元3到6世纪时流通的货币，为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贸易兴旺的状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中国与南亚的贸易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仍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中国史书将这些小国统称为“天竺”。公元4世纪兴起于印度北部的笈多王朝与中国往来频繁。北魏时，笈多王朝曾5次遣使到魏都洛阳，进贡骏马、金银、佛像等礼品，同时也从中国获得丝绸等回赠品。公元430年，笈多王朝遣使自海路来到南朝都城建康献金刚指环等物。元嘉七年，又派遣使者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品。此外，其他天竺小国，如犍陀罗国、乌苌国、拘萨罗国等政权，也都多次遣使来华，开展朝贡贸易。三国孙吴时期，已有天竺商人来通商并定居于中国。如著名高僧康僧会“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贾，而移居交趾”。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于后秦弘始八年到达长安。法显归国时，从天竺到狮子国是乘船，“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尽夜十四日，到狮子国”。由此可见中印海路贸易繁盛的状况。

(四)中国与大秦的贸易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与中国贸易海陆并行，不但经陆上丝绸之路北道通往中国北方，经海上丝绸之路通往中国南方，而且还由缅甸经西南丝绸之路深入中国西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大秦之间的官方朝贡贸易频繁。晋太康二年，大秦使节携带礼物来华。相比之下，中国与大秦两国的民间贸易比官方贸易更为兴盛，来华贸易的罗马商人众多。史书上对此的记载是，城南“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北魏洛阳的崦嵫馆里住有不少罗马商人。南方的广州等地也有不少侨居的罗马商人。随着中国与罗马交通贸易路线的增加，两国间贸易规模大大超过前代。在中国丝绸大量出口到罗马的同时，中国自罗马进口商品的数量也大为增加。

(五)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东吴在孙权掌权时曾遣使出访东南亚，大大加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此后，东南亚各国频繁来华进行朝贡贸易。

1.越南

史书上记载的林邑位于今天越南中南部，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临近，因而商使往来十分频繁。早在中国的三国时期，林邑王就派遣使者至孙吴政权，赠送金指环给孙权。根据史书的记载:“南夷林邑国，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贡献……十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另一方面林邑出兵侵掠五南、九德、交州等郡。为此，宋文帝于元嘉23年派兵攻讨林邑，林邑失败，臣服于宋，刘宋随即恢复了与林邑的通商贸易关系，此后林邑数度派遣使者入贡。到南齐时，林邑人在与中国频繁交往中将中国建筑文化引入其国。林邑向中国输出的商品种类很多，除各种香药、珠宝、犀角、象牙特色商品之外，还有棉花和棉布等一些重要商品。

2.柬埔寨

扶南从地理位置上讲指的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在公元3世纪时，扶南国奉行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三国时期的朱应、康泰出使扶南，进一步密切了扶南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其中，孙吴政权与扶南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双方朝贡贸易不断。刘宋元嘉年间，扶南国曾三次遣使来华。据史书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扶南王遣使齐武帝之时，奉献“金缕龙王坐象一躯，白檀象一躯，牙塔二躯，古贝(即木棉)二双，琉璃苏钕(音立，食器)二口，玳瑁槟榔柈一枚”。齐武帝回赠的礼物是“绛紫地黄碧绿纹绫各五匹”。齐时还同扶南国开展了直接以通商为名的官方贸易往来和大量的民间贸易。梁朝时，扶南国连年入贡，从梁天监二年至太清二年(公元503—543年)的40年间，扶南国的商使来华达12次之多，并向崇佛的梁武帝赠送珊瑚佛像等佛教物品。

3.马来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

南朝时期，通过利用海上交通途径，中国同位于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上诸多小国展开了贸易往来。例如，马来半岛上的顿逊国(今泰国南部古国)，地处东西海路交通要冲，在同中国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直到公元6世纪其地位才被马六甲海峡的其他国家代替。又如，在顿逊国以南有狼牙修国(今泰国北大年)、盘盘、丹丹国，自南朝初年开始也各自与中国开展了商贸往来。伴随着贸易往来过程不断延伸，这些小国也频繁向南朝遣使，奉献香料、珍奇和土特产。中大通三年(公元532年)，丹丹国遣使“奉送牙象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苏门答腊岛上的干陁利国，爪哇岛上的诃罗陁国、阇婆国、诃罗单国都遣使通好。另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马来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的民间贸易发展也颇为可观。例如，东晋高僧法显在西行取经后归国时，就先从印度搭乘商船至爪哇，又从爪哇乘商船归国，同船商人有200余人，可见当年中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开展得十分活跃。

(六)中国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临近的朝鲜半岛上先后出现或者在一定时间几乎同时存在高句丽(公元前37—668年)、新罗(公元前57—935年)、百济(公元前18—660年)，这段时间在朝鲜的史书上被称为朝鲜的“三国时代”，而在出现的“三国时代”以及之前也存在着某些小国家和民族政权，其中包括伽倻(公元42—562年)、东秽濊、沃沮、扶余、于山国、耽罗等国。总的来看，朝鲜半岛上的许多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自中国的魏蜀吴三国时期开始，朝鲜半岛上的诸国即与中国南北方都开展陆海官方交往。至晋南北朝时，中国与朝鲜半岛上各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得更加密切。据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派来的使臣有90余次，赴东晋的使臣也有近30次。这一时期还开始了文化产品的往来交流。相关史料记载，在梁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大同七年(公元541)，百济王多次遣使到梁朝献方物，并请求梁朝赠与《涅槃经》等佛经，并且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及工匠、画师等类别的专门人才。

早在公元2世纪末，日本出现了由女王卑弥呼执政的邪马台国。在三国的曹魏时期，位于日本的这个国家约有7万多户，并且还统领着附近的20余个小国。据史料记载，在魏明帝景初二年，邪马台国王就派遣使者到曹魏，与曹魏进行了朝贡贸易。公元240年，曹魏政权为了加强与位于当今日本的倭国的外交关系，主动遣使到倭国，并且赠送金银、丝织品、铜铁等物品。在南朝时期，日本人终于开辟了不经过朝鲜半岛的南道航线，进一步便利了与中国之间通商关系的发展。根据史料记载，日本在大和国兴起之后，曾经10次派遣使节赴东晋南朝。在频繁的中日经贸交往中，中国先进的丝织品和缝纫技术不断被引进日本。此外，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为了逃避战乱，中国人开始大量迁徙日本列岛，这些中国移民中有许多是能工巧匠，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因此而随之传入了日本。

三、经济文化交流概况

(一)中国技术进一步西传

在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在发展水平与发展规模上远远超过两汉时期，其中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丝绸。在中国出口丝绸的同时，相关技术输出也逐渐展开，特别是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也经由今天的新疆地域，逐步传到了境外。由于古波斯在丝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的丝绸很早输入波斯，因而波斯对于与获取丝绸相关技术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在这种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下，到了公元4世纪，中国养蚕缫丝技术先是经由今天的新疆地域，再经过中亚地区后传入波斯。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养蚕缫丝技术也传入印度。相比之下，养蚕缫丝技术传入西方，则要相对滞后一段时间。到公元6世纪，由于波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经营，使罗马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从罗马帝国到东罗马始终为摆脱波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而一直进行着努力。一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由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的波斯人或印度僧侣以秘密的方式引入该技术。与以往波斯的做法类似，在获得与丝绸生产相关的技术后，处于垄断市场的需要，东罗马帝国对养蚕缫丝技术也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丝绸生产技术直到公元12世纪才传到南意大利，又过了100年才传到了西欧各国。

在中国丝绸生产技术外传的同时，中国外传的其他技术还很多，其中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经由海陆两种途径，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早有晚。在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闽南话传译的，在波斯语、印地语、俄语的发音中叫cai，而这种发音是从北方话传译的。不难看出，名称的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贸易物流线路的不同。

(二)西方技术的引进

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的交流上之所以取得发展，不仅在于技术输出，而且也在于技术的引进，而只有技术输出与技术引进同时存在，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对外贸易在互通有无上的效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流过程中恰恰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中国技术外传的同时，西方先进技术也不断输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技术引进领域就是玻璃制造技术。虽然我国在秦汉以前也掌握一定的玻璃技术，但产品外观简陋且不耐高温。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了南北分裂局面，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由陆海两个途径分别输入中国。一方面是在北方，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玻璃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另一方面是在南方，伴随着在埃及生产的玻璃自海、陆分别输入到了中国，其制造技术也随之逐渐传入。到公元4世纪，埃及玻璃制造工艺已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南方对外贸易中心——交、广两州。此外，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对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也有一定影响，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外技术双向交流过程中在不断消化吸收基础上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最终实现了在技术互补中不断提高相关技术的发展水平。

(三)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及文化艺术的交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频繁，民众纷纷信仰佛教来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同时，借助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商队、商船往来频繁，为中外僧侣的往来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西行取经的僧人是朱士行，他于曹魏时代的甘露5年前往于阗，带回经文90章，后译成《放光般若》。东晋僧人法显，则于晋安帝隆安三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师子国。公元412年，自师子国乘商人船只抵爪哇后返回。印度僧侣拘那罗陀，经狼牙修(马来半岛)、扶南，于公元546年至广州，他从印度带回170部佛经。此外还有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在南朝时搭乘商船来华。另外，后秦弘始三年来华的鸠摩罗什，也对中国佛教翻译文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史料也这样记载，“使沙门僧契、僧达、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800余人，咨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仇校”。说明佛教译经己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宗教文化事业。四方义学沙门因此慕名而至，汇集于长安的僧尼达5000余人，其中影响较大、有姓名可考的有30余人。这些僧侣在华弘扬佛教，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除佛教外，还涉及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领域。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据《洛阳伽兰记·序》言，“洛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称，“西晋两京合寺一百二十所”。其所出佛经译家知名者12人，共译经典《出三藏记集》录为167部，《开元录》勘定为333部。佛教在全国的流布情况，可以据此推度。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1 367所，各州郡已增至3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约计4 000所，齐境之内的寺院数量竟达4万余所。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最为有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是汉晋文化与外来及胡族文化相互融合、双向异化的过程。永嘉之乱后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相继入主中原，在内地战祸绵延的情况下，西部形势较内地更为安定，于是大量流民涌入河西，汉族文化与胡族文化有了交融的机会。敦煌佛爷庙晋墓墓砖画、酒泉丁家闸墓画、嘉峪关墓砖画中反映出大量内地农耕生活的内容。其中屯垦、畜牧、蚕桑、营垒、坞壁，以及杀猪、宰鸡、椎牛、烹饪、歌舞、伎乐、驿使等许多题材，尽管不乏胡族意味，但从总体上说，仍是完整的汉晋文化风貌。

汉晋文化虽然在中国北方占有主体地位，但也不可忽视自丝绸之路开辟后胡族文化的不断输入。例如，汉以前中国人均以跪下来坐在自己腿上而坐床，到了三国时胡床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酒泉丁家闸墓画中的《音乐》图，乐伎既可以操中国传统古琴、洞箫，也可以使用胡族的琵琶和鸡娄鼓。嘉峪关六号墓室壁画中还出现了着汉官吏服装之人拉骆驼的画面。胡汉文化合流，形成南北朝时期艺术绚丽多彩的基础。

【注释】

[1]《三国志》，卷三十《魏书》。

[2](唐)房玄龄等:《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3]《魏书·西域》。

[4]《隋书·食货志》。

[5](唐)姚思廉:《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6]《三国志》卷八。

[7]《三国志》卷四。

[8]《三国志》卷七。

[9]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卷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苏］伊凡诺夫.伊朗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