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贸易线路及贸易国

总的来看，宋代对外贸易呈现出“陆弱海强”的格局，一方面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上贸易的萎缩，另一方面是海上贸易的繁荣兴旺。究其根源，经济重心南移和贸易制度创新是决定性因素，同时，航海技术日臻完善、国内外市场环境相对稳定，为宋代海外贸易提供了实现条件。

一、贸易线路概况

宋朝对外贸易已经由前朝的以朝贡贸易为主转为以市舶贸易为主，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海上贸易线路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东海航线，前往日本和高丽(朝鲜);另一条是南海航线，路程更长、路线更复杂，驶往东南亚、南亚诸国及其以远地区，如非洲、欧洲。海路的开拓极大拓展了贸易范围，扩大了贸易规模。

(一)东海航线

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宋朝时取得重大进步，可以熟练地掌握海洋季风的规律。去往高丽的海船乘夏至后的南风，待北风起时再返回。与此同时，来往日本的海船，则利用夏初的西南季风去日本，利用春季的东北季风返航。

明州是东海航线的重要港口，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朝廷指定明州为通日本和高丽的出入口岸。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比较密切，高丽来宋朝的商船多停靠明州，即使去往泉州、广州甚至东南亚的商船，也多先在明州停留。日本在北宋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贸易往来主要是宋朝商船前往日本。到了南宋时期，随着镰仓幕府政权的建立，日本实行开放政策，来中国的日本商船增多，逐渐形成了来往繁密的局面。前往日本的商船也主要是从明州起运。

除了来往高丽和日本的商船，东海航线还有一部分海上走私贸易。由于宋辽关系时战时和，榷易反复无常，因此榷场贸易无法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民间的经济往来多采取走私贸易的形式。宋辽间的海路走私主要通过东海航线，商人借前往高丽的机会，进入辽国走私。宋朝初年，政府经常发布敕令禁止登州与辽的海上贸易，可见当时宋辽的海上走私贸易一直很兴盛。宋金之间也存在海路走私贸易，主要集中在南宋的沿海地区和金的山东地区之间，走私物品主要有粮食、军器、铜钱等。

(二)南海航线

南海航线原来由阿拉伯商人主导，广州港聚集了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到了11世纪，直接参与南海贸易的中国人大大增加。宋朝在航海技术方面对季风的利用和指南针的应用日臻成熟，使得航行线路更加准确，航行风险降低，航程缩短。例如从广州到爪哇，东晋时需时约50天，宋代缩短为30天。^[50]

南海航线从广州或泉州出发，向南沿着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岸线航行，经苏门答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跨越印度洋，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然后向北沿着印度大陆西海岸航行，可到达巴基斯坦和波斯湾地区;或者穿过阿拉伯海，到达亚丁湾、也门，然后途经红海向北驶往埃及;或者向南到达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一带;再或者到达斯里兰卡、印度南端、马尔代夫后，直接横穿印度洋，抵达东非海岸。

由于航行需要等待季风，整个航程需要大约两年时间。所以商人多采取更加便捷和经济的办法，即分成几个航段。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的南部地区，成为提供船舶补给的中转站。

南海航线促进了南方港口的繁荣、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育。备受海外市场青睐的青白瓷的窑场集聚于南方沿海地区，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商船的停泊催生了当地的集贸市场，由宋至清，深港地区陆续出现了数十座天后庙。宋朝还在深港外围海岛上设置望舶巡检司，加强对海外贸易的设哨保护。

南海航线贸易不仅品类很多，而且交易复杂，常常是连锁交易。商人用中国商品交换阿拉伯的奢侈品和印度的棉布，换取东南亚香料和香精。由于上述贸易牵涉到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港口或者区域，这种贸易方式在形式上带有某种程度的三角贸易特征。

二、与各贸易国的贸易关系

随着海上航线的拓展，贸易范围也迅速扩大。宋代海外通商所及地区东起日本、高丽，南至马来群岛，西抵波斯湾及东非海岸，甚至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也有贸易往来。

(一)贸易关系广泛

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记录了58个国家和地区，东亚有高丽(朝鲜)和日本;东南亚有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三佛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阇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渤泥(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麻逸(菲律宾群岛)等国;南亚有故临国(印度奎隆)、南毗国(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一带)、细兰国(斯里兰卡);西亚有大食国(阿拉伯)、翁蛮(阿曼)、大秦(叙利亚一带)、麻嘉国(麦加);东非有弼琶啰(索马里摩加迪沙)、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地。中国商船的贸易范围还远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和地方，如勿斯里(埃及)、芦眉(小亚细亚半岛)、斯加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木兰皮(西班牙南部)、茶弼沙(西北非摩洛哥)、默伽猎(北非阿尔及利亚)和毗喏耶(北非突尼斯至利比亚一带)等。

表4－3　《诸蕃志》记录的部分贸易伙伴及贸易商品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二)贸易品类丰富

宋朝海外贸易规模显著扩大，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加。与陆上边境贸易商品以粮食、茶叶、马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为主不同，由于海船巨大的装载量和日益频繁的往来航行，海上贸易的商品种类更为丰富，层次更高。

宋朝的出口商品以手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为主，进口商品大多为原料性商品。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反映出宋朝中国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贸易伙伴国，也反映出贸易具有带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贸易结构使贸易双方相互依赖，贸易利润丰厚，竞争性不强，这也促成了贸易的持续繁荣。

宋朝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丝绸和陶瓷，陶瓷外销迅速增长，跃升为仅次于丝绸的最受欢迎的贸易商品，在苏门答腊的东海岸、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和文莱的西部和北部海岸，都出土了大量中国瓷器。此外漆器、铜钱、书籍、金银等商品的出口也大大增加。

表4－4　宋代出口商品分类表

资料来源: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进口商品种类增加更为明显，多为各国特产、高档奢侈品、原料，中国对香料、香精和药品的旺盛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货物达400种左右。主要包括象牙、犀角、珍珠、玛瑙、琉璃等珍宝，沉香、乳香、肉豆蔻、鹿茸、麝香、茯苓等香料、药材，还有松木、杉木、折扇等生活物品和硫磺、筋角等军事物品，体现出宋朝奢侈消费大众化的趋势，奢侈的风潮从宫廷士大夫阶层逐渐向庶民阶层渗透。

表4－5　宋代进口商品分类表

资料来源: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三)与东亚的贸易关系

宋朝与朝鲜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自北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至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的200多年里，高丽来华通好达57次，宋使前往高丽30余次。^[51]不仅官方使节来往频繁，民间贸易更是兴盛。宋朝为此专门规定了往高丽海舶的管理办法。“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52]

日本对中国全面的仿效和学习在唐后期已大致终止，但两国间的贸易一直延续到随后的宋朝。当时的中日贸易以宋朝向日本输出货物为主，包括中国生产的高档丝织品、各类书籍、瓷器、手工艺品等，以及从东南亚、阿拉伯、东非诸国贩来的各色香料等转口货物。南宋末期，随着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需求量增加，宋朝大量铜钱流入日本。

(四)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关系

宋朝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及南海诸岛的贸易往来中，一直是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并行。一方面，这些东南亚、南亚国家盛产各类香料、药材、奇珍异宝，正迎合了宋朝的奢侈品消费热潮。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东南亚、南亚地区小国林立，绝大部分都与中国保持着稳定而友好的关系，宋朝与其开展对外贸易有良好的基础。

在宋朝不断延展的南海航线上，东南亚、南亚还发挥着中转站的作用，既是往来航行舶船添加必要的补给的中间站，同时也是往西亚、东非进行转口贸易的补给中间站。故临国、细兰国、三佛齐等，都发展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贸易的中心。

(五)与西亚、东非的贸易关系

沿着南海航线，宋朝发展起了与西亚阿拉伯国家及东非沿海国家的贸易。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关系自唐朝开始不断发展，到了宋朝高度繁荣，第一大港广州港集聚了大量阿拉伯商人。到南宋后期，更有阿拉伯商人后裔蒲寿庚任提举泉州舶司，吸引了大量阿拉伯商人前来，以至于泉州有“回半城”之说。

与东非的贸易逐渐展开，非洲的珍禽异兽吸引着中国商人，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以及中途从东南亚贩得的布、香料等被输往东非。

三、文化交流状况

繁荣的海外贸易不仅扩大了商品的进出口，同时也带动了文化技术交流，这种商品的进出口与文化技术交流之间的相辅相成在中国古代宋朝时表现得相对较为明显。

(一)生产技术交流

与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遍及今天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更遥远的东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海外贸易作为一条纽带，沟通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生产技术交流。宋朝丝织品和瓷器等手工业品的输出，不仅丰富了贸易伙伴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推动了海外国家有关生产技术的发展。12—13世纪的宋末，日本僧人专门来华学习烧制瓷器的技术，仿效中国的青瓷及天目烧，回国后生产出著名的濑户烧。从中国输入陶瓷贸易的示范作用明显，激发了许多国家的窑业发展，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出口到这些区域的几乎所有中国瓷器种类都在很大程度上在当地被仿造，包括三彩陶器、白瓷、青白瓷、青瓷和青花瓷。^[53]中国海商将火药技术介绍到高丽，各种手工业、医药、航海等技术知识也通过海商广为传播。

同时，中国也通过海外贸易学习他国先进技术，进一步发展生产技术。很多进口品的加工业应运而生，包括金银、珠玉、象牙、玳瑁等珍奇之物的生产规模大增，加工技艺愈发精巧，“京城内外有专以打造金箔及铺翠销金为业者不下数百家，列之市肆，藏之箧盝，通贩往来者往往至数千人”。^[54]香料加工规模、配制方法有了很大进步，不仅用于奢侈性消费，还因开发出不同药性而应用于医药。

海外优良品种的引进对宋朝的农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占城稻的输入。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早熟、耐旱的稻种，五代到北宋初由福建海商传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公元1012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55]占城稻的引种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有助于扩大稻米种植面积，对宋朝农业有重要作用。

(二)文化传播

前朝的学术文化传播主要由政府使节或官派留学生担当，宋朝则是通过海商大量输出输入书籍来完成。宋朝商人曾把《大藏经》、《五经》等经书带到日本，“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56]高丽、交趾等国也十分欢迎中国的书籍、纸笔，“每贾客市书至”，高丽王“则洁服焚香对之”。^[57]同时，海商也把外国书籍或中国失传而外国仍留存的中国书籍带入中国，“高丽献书多异本，馆阁所无”。日本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等宋朝无存的古籍。日本僧人也曾把著作交海商带到中国传播。^[58]

(三)侨民迁移

海商的兴盛还掀起了华侨迁移的高潮。宋朝是中国文献中有关于华侨记载的最早时期。^[59]海商水手远渡重洋，很多华商水手因各种原因长期住蕃，成为华侨。朝廷严格管理海上民间贸易，其目的在于分享贸易之利，对华商留居海外的态度相当宽容。宋朝称华人留居国外为“住蕃”，日本、高丽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有华侨。泉人王元懋寓占城十年，闽人附海舶往交趾仕官，朝廷并不责罚。^[60]留居海外的华侨大多有一定文化素质或工艺技能，他们带去中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和思想观念，对所在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华侨迁移的同时，也有大量外商来华贸易、学习后留居中国，称为“住唐”。“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61]“住唐”蕃商一般集聚在某一区域，以广州和泉州为最多，宋朝在此设立“蕃坊”、“蕃人巷”，开办“蕃学”，使外商侨民有机会学习宋朝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四)宗教与社会习俗传播

贸易活动对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宗教和社会习俗的传播也是重要内容。在宋朝侨居的外商大部分仍保持本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对宗教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传入宋朝的宗教有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景教等。^[62]由于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华从事贸易活动，伊斯兰教成为当时最盛行的外来宗教，广州、泉州都修建了清真寺。

妈祖信仰也与海上贸易有关。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传给事中路允迪等奉使高丽，妈祖显圣护航，宋徽宗因而赐“顺济庙额”，泉州南门的泉州府天后宫成为妈祖的第一次封神地。此后，妈祖文化随海商而广泛传播。

除了宗教传播外，百姓日常生活也深受舶来品和外来习俗影响。特别是东部沿海，佛教等原来的本土宗教根植并不深厚，更易成为文化传播窗口。一方面其地域文化对日本、朝鲜、东南亚等海外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海外文化的输入通道。由于来自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香料的大量进口，浙江、福建一带的港口城市有了焚香习俗，包括熏衣物、除腥臭、敬神佛和祭祖先。一些娱乐习俗、饮食习俗也反映了海外贸易的影响，如越窑瓷中有众多乐舞、杂耍、奏乐等许多西域胡人的游艺杂耍形象，许多调味品、动植物和嗜好玩物也是来自海外。

【注释】

[1]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之52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之52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4]《宋大诏令集》。

[5]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之52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宋史·食货志》。

[7]《宋史·食货志》。

[8]《宋史·食货志》。

[9]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之52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宋史·食货志》。

[11]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之52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之52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宋史·食货志》。

[14]赵汝适:《诸蕃志》。

[15]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16]《宋史·食货志》。

[17]《宋史·食货志》。

[18]《宋史·食货志》。

[19]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2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

[2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三。

[22]《宋史·食货志》。

[23]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

[24]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之52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5]《宋史·食货志》。

[26]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

[27]朱彧:《萍洲可谈》。

[28]龚明之:《中吴纪闻》。

[29]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

[30]《宋史·卷三百三·列传第六十二》。

[31]《宋史·食货志》。

[32]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

[33]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

[34]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

[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36]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38]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

[39]《宋史·食货志》。

[40]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41]《宋史·食货志》。

[42]《宋史·食货志》。

[43]《宋史·食货志》。

[44]罗濬等:《宝庆四明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

[45]《宋史·食货志》。

[46]《宋史·食货志》。

[47]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

[48]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49]《宋史·食货志》。

[50]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1]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2]罗濬等:《宝庆四明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

[53]朱丽叶·艾莫森等，秦大树译:《瓷器贸易的曙光——白瓷与青白瓷》，南方文物，2000年第4期。

[54]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

[55]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56]《宋史·日本传》。

[57]《宋史·高丽传》。

[58]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9]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0]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总139期)。

[61]朱彧:《萍洲可谈》。

[62]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