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一、陆路贸易发展概况

在元代，陆路交通的恢复使中西方之间的陆路贸易再度活跃起来，元人危素称:“四方之士，远者万里，近者数百里，航川舆陆，自东西南北而至者，莫有为之限隔。”^[21]元代陆路贸易除了中原与漠北、西域各边疆民族和地区的贸易外，还通过丝绸之路，元王朝还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开展贸易往来。

首先，中土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大蒙古帝国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地处中亚与西亚的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又称伊儿汗国)四大汗国长期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统治之下。它们与元王朝维持着密切的朝贡往来，经由横贯欧亚的国际驿道，四大汗国派遣使者将各地的土特产品，如大珠、玉器、水晶、佩刀、骆驼、名马、文豹、狮虎及各种药材等，作为贡品进献到元帝国，元朝统治者则回赠其钞币、绸缎、绣彩、东北猎鹰等物。各国使臣来华常携带大量黄金，除接受元王朝回赠品外，还自行为本国政府及个人购买各种货物。如伊利汗王合赞遣使来元，“给使者重金十万，俾在中国购买物品”。^[22]其中金帐汗国由于地理位置的近便，双方贸易关系尤为密切。钦察汗国首都萨莱城亦是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国际性都市，东西商贾云集，商品荟萃，一些西方商人甚至不必来华即可在那里采购中国的丝织品等货物。在经商的中国商贾众多，一些人还长期定居于那里。中国的一些手工业生产技术如铜镜制造等，也随之传入萨莱。伊利汗国不仅地处中西亚之间，而且控扼波斯湾，与元王朝通过陆海两道交往，其中尤以陆路往来为主。元朝商贾携带丝绸、瓷器赴伊利汗国换购各种珍珠、宝石等奢侈品，其规模颇为可观，有记载说“动以数十万锭”。波斯商人则沿丝绸之路将珠宝、药材与马驼等贩运来华。

其次，元王朝和亚欧各国间的商队贸易十分频繁。由于陆路交通沿线自然环境恶劣，又常有盗贼出没，在这种情况下，“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23]为此，东来西往的商人经常结队而行，相互帮助。随着中西陆路交通的日益畅达，各国商队日益活跃于沿线各地，贩运各国商货。除官方商队外，私人商队在这一时期也更为活跃。经陆路前来中国贸易的商队中，既有贩运各国土特产品特别是金银、珠宝、药材、珍禽异兽、香料等货物的中亚、西亚各国商人，也有不少来自拜占庭、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及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甚至远自北欧汉萨同盟的商人。他们主要用金银交换各国货物。前来中国的各国商队采购的货物主要是各种丝织品、茶叶、瓷器及药材等。

再次，元朝陆上贸易的开展带动了沿线城镇的繁荣。东西方陆路贸易的繁盛，使得一些沿途的城市成为欧亚国际贸易中心，如讨来思(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由于其西接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东连通往中国的传统丝绸之路，北邻萨莱城，南通中西亚出海口忽鲁谟斯，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欧亚贸易的交会点;曾为花剌子模古都的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的库尼亚乌尔根奇)是中亚地区回族商队与欧洲、西亚商队进行商品交换、货物中转的枢纽。而元朝的首都大都(西方人称之为汗八里城，今北京)无论城市规模、户口书目还是商业繁荣上在国际贸易中都是突出的，中外商贾云集，东西商品荟萃。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由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由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宫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24]进口货物不仅有奢侈品，还有不少日用品，表明对外贸易对国内消费的影响范围从上层社会逐步扩展到普通民众。《通商指南》亦称:“……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

中西陆路贸易的复兴也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如河西的甘州和肃州，本地的特产如白驼绒和羊绒合纺所织的绒布、药材等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商人前来交换贸易，从而成为东西交通贸易重镇。此外还有陇右的巩昌、河州也是当时蕃汉商人的互市中心。交换的商品有粮食、牲畜、皮毛、铁器、药材、鞍具及一些简单的生产和生活工具。

元代陆路贸易除经由西北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往来外，还有经东北与高丽开展的贸易，经西南和缅甸等国的陆路贸易。

虽然元朝政府通过驿站制度对陆路贸易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保护，使丝路贸易再度兴盛，但是陆路贸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政权间政治、外交局势变迁的影响。到元代后期，由于西北诸王时生叛扰，处于中亚、西亚的诸汗国之间也常有战事，给商旅造成了困难和威胁，阻碍了陆路贸易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再度因此而衰落。

二、海外贸易对象及商品结构

元代海外贸易伙伴的分布范围非常广阔，东到日本、高丽，南达印度、南洋诸岛，西南及阿拉伯、地中海东部，西边远抵非洲。活动地区之广，交易之频繁，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同元代进行海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总计有140多个。为了叙述方便，拟将通商往来地区分区域叙述。

(一)高丽

作为元朝的藩属国，高丽和元朝之间的官方贸易规模较大。据《高丽史》卷三十记载，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朝派遣江南千户陈勇率20艘船，载稻米及其他货物与高丽王室贸易。同书卷三十一又记载，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高丽王派人“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楮币即纸钞。其后，高丽国王还曾专门派人前往杭州，和当地官府商议贸易事宜。

元朝同高丽的往来，有水陆两种途径，特别是两国之间的商船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当北风季节，高丽商船常常南下到庆元(今宁波)和泉州进行贸易活动;而南风季节时，元朝的商船则北上高丽。事实上，元朝时期通过走海路前往高丽开展贸易活动的元朝商人络绎不绝。1976年，考古学家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起一艘被证实为元代的中国沉船，被打捞出的沉船中装载着大量的中国瓷器、铜器和一批铜钱，其中有一件镌有“庆元路”字样的铜质砝码，表明这艘船是从庆元开往高丽，却在途中不幸遇难。现在看来，这艘被打捞出的沉船成为元王朝和高丽之间开展贸易活动的历史物证。

(二)日本

在中国历史上的元朝统治时期，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由于忽必烈远征日本，以及倭寇对中国沿海一带的侵扰而一度中断。但由于在大多数时间中日双方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在总体上还是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仅据《元史》中的记载，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到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的64年当中，日本商船就先后10次赴江浙沿海进行交易活动。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元代的中日两国海上贸易发展过程中，民间商船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记载，“日本驶往元朝的商船，除兴国三年(公元1342年)派遣的天龙寺船是特殊例外，其余都是私人的商船，往来极为频繁，几乎每年不断。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入元僧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余人之多，至于无名的入元僧更不知几百人了。而这些入元僧都是搭乘商船，三三两两，来来往往的，可见当时开往元朝的商船该是如何之多。”^[25]这些商船多为日本西部冒险商人的私人船舶，其中也有在幕府保护之下为了完成一定任务而派遣的日本官方商船，最典型的例子即上述引文中提及的天龙寺船。这是一种获得幕府保护的日本商船，纲司由寺院推荐、幕府任命，船数、航期等也按幕府指令而定。回国后不拘盈亏，都向寺院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总体而言，日本的船只不论是私人商船，还是官方船只，在同元朝的贸易往来中均获利丰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元代中日两国贸易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

也要看到，除了开展贸易本身带来的利益外，前来元朝的日本商船之所以如此活跃，同元朝政府对发展中日贸易所持的积极态度更有直接关系。《元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元代的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日本的商人在携带着黄金到达元朝后，向元朝当局请求兑换成铜钱，被元朝的官府批准。中国历来是禁止铜钱输出的，元朝却准许日本商人用黄金换取铜钱，可见元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日商来华而不惜采取特殊政策。

元代中日间的商船往来，以庆元和博多为主要港口。在宋元两朝，庆元一直是中国开展对日贸易的港口，前来中国的日本商船有许多在此停泊。在山东、福建沿海有时也可以看到日本船只出入。从日本来看，来自元朝商船赴日，都是驶往筑前的博多港。

(三)印度支那半岛

1.交趾

古代的交趾(以今河内一带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处中国附近，同元朝关系密切，双方使节也往来不绝。但自交趾陈氏王朝掌权以来，国王限制元朝商人至交趾贸易。然而，民间却不顾交趾国王的禁令，据记载“偷贩之舟”仍往来不绝。^[26]交趾的云屯港(今越南广宁省锦浦)是元代商人前来开展贸易活动的主要港口。因而，“其俗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故服用习北俗。”^[27]这里所说的“北客”即指中国商人。

2.占城

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在元初同中国发生过战争，但战后双方又很快恢复了友好交往和贸易关系。至元十五年(公元1287年)，忽必烈派使者前往占城，封其王为占城郡王。自此，两国每年遣使互访，通商往来不绝。对此，有这样的记载，“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码头。”^[28]元代商人甚至与当地妇女通婚。^[29]

3.真腊

在中国古代的海上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真腊(今柬埔寨)是通往印度乃至印度以西各国航路的中点站。真腊同元朝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至元十八年到贞元元年(公元1281—1295年)期间，元朝政府先后3次派遣使节到访真腊。当时，中国的福建、两浙、广东也有不少商人侨居当地，被土著称为“唐人”。

4.暹罗

暹罗在今泰国境内，本来是两个国家，即北部的暹和南部的罗斛。元政府和两个政权均有贸易往来。在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两国合并为暹罗国后，和元朝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据《元史》记载，暹罗派遣使节到元朝，先后有十余次之多。

5.缅甸

元朝时期称缅甸为缅国。至元年间，两国曾互派使节，从此贸易频繁。虽然缅甸和元朝有陆路交通线路连接，且沿途设有驿站，但双方通过海路开展的贸易更为发达。随着两国贸易的发展，元代货币中统钞在缅甸得以流通，并和当地货币形成一定比价。中国福建、泉州等地的商人乘海舟至缅甸进行贸易，其中有不少人在当地婚娶繁衍，成为缅甸早期的华侨。

(四)马来群岛

1.爪哇

爪哇即古阇婆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在元朝初年时，曾与爪哇发生战争，两国的交往受到了影响。随着双方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十九年(公元1282年)和二十二年(公元1286)互派使节，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到元代中期，从元成宗元贞年间到元文宗至顺年间(公元1295—1333年)，爪哇遣使并赠方物达十余次之多，前往爪哇的中国商人也络绎不绝。

2.三佛齐

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的东南岸一带，在《元史·成宗纪》中称三佛齐为蘸八，《武宗纪》作占八。到元代时虽已经衰落，和中国的关系不如宋代统治时那样密切，但双方仍有贸易往来。三佛齐的旧都巴邻傍是元代商人云集之地，元末多有广东、漳州、泉州等地商民居住，故改称其地为“旧港”。

3.须文答剌

须文答剌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元史》称之为苏木都剌或速木都剌。须文答剌多次派遣使节来元朝希望发展友好关系，开展双边的官方贸易。实际上，双方的商船贸易也颇为活跃。元末伊本·白图泰归国时，便曾搭乘须文答剌国的商船，并在当地停留15日。其《游记》中这样记载:“此处人民买卖，用锡片及未熔化之中国金块为之，此岛香料产地多在异教徒所占地域之中。”

4.浡泥

浡泥位于今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在《宋史》中被称作勃泥，《诸蕃志》中被称作渤泥或佛泥，《大德南海志》中被称作频底贤。一开始，这个地方属爪哇，后属于暹罗。元朝时期，和浡泥的贸易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而随着前往彼处的元朝商人越来越多，不少人便留居当地。汪大渊前往浡泥后，见到当地人民“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30]

5.文老古

文老古指的就是今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在《诸蕃志》中被称作勿奴孤，《大德南海志》中被称文鲁古。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元朝和文老古的贸易有所发展。当地人民热情欢迎元朝商船的到来，据记载是“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往往以五梅鸡雏出，必唐船一只来，二鸡雏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斯响应”。^[31]

(五)南亚诸国

1.马八儿

马八儿位于当今印度半岛西南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是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部渡海往来之处，也是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未来的交通枢纽和中转站。按照史料记载，“海外诸番国，惟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而俱兰又为马八儿后障。”^[32]元朝和马八儿之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到元惠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的近60年期间，马八儿先后派遣使节访问元朝达11次之多。与此同时，元朝政府也先后8次派人赴马八儿通好。双方的商贸往来十分频繁，据马可·波罗记载，马八儿输出的香料等货物，大部分被运往“蛮子大州”(即中国南部地区)，西运的商货据称“其额不及运往极东者十分之一”。^[33]

2.俱兰

俱兰在宋代被称为故临，《岛夷志略》中被称作小喃，《诸蕃志》《岭外代答》中均被称作故临，《大德南海志》中被称作大故临。俱兰位于印度西南，即今天的印度的奎隆，是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冲。事实上，元朝和俱兰之间的相互交往较为频繁。从至元十六年到二十八年(公元1279—1291年)期间，元王朝先后4次派遣使者赴俱兰，俱兰3次前来元朝表示友好。伊本·白图泰记载道:“这里是木赖巴尔地区与中国交往的第一座城市，中国多到此地。”^[34]13世纪马可·波罗从中国归国之际，记述俱兰的情况，提到“蛮子(中国南部居民)商船前往该地贸易，获取大利”。^[35]

3.僧加剌

僧加剌又称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是东西方海路交通与开展贸易的中心之一。元政府于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三十年(公元1293年)分别派遣使节前往僧加剌。在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僧加剌也派人来元朝表示友好。两国之间的商船贸易活动十分兴盛，元代商人常到僧加剌港口城市高郎步(今科伦坡)进行交易活动。现今斯里兰卡出土的唐宋元各朝钱币，及宋元两朝的瓷器，正是当时中国和斯里兰卡贸易往来的实物佐证。

(六)阿拉伯和非洲

1.阿拉伯

元代的官方文书常常提到船舶前往“回回田地里”^[36]。所谓的“回回田地”，大体上就相当于前代的“大食诸国”，也就是当今时代的阿拉伯地区。元代商人直接航行到阿拉伯地区的人数颇多。仅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的，便有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士拉)、天堂(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哩伽塔(今也门亚丁港)等地。

由于对外贸易十分发达，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得到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致使大量西域人、大食人移居中国。泉州港也于宋末和元代进入到了极盛时期，寓居泉州的大食人备受元朝统治者倚重。当时来华的阿拉伯人中有不少是富商大贾，他们活跃于中国沿海各大港口。除商人外，还有被征的士兵、工匠、社会上层人士、专家、学者等。其中，许多阿拉伯人定居中国，和汉族通婚、生息繁衍，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新民族即回族。

2.伊儿汗国

伊儿汗国控制的区域包括今伊朗、伊拉克等地，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该国和元朝关系十分密切，不仅双方的官方贸易往来不断，而且民间贸易也极为活跃。在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元王朝遣使伊儿汗国。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伊儿汗国也派遣使者访问元朝，并且携带了珍珠、宝石、猎豹等赠品，并用10万金钱购置中国商货。^[37]来自伊儿汗国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常常前往泉州和广州进行贸易活动，元代商人也前往伊儿汗国各地经商，并有不少人定居当地。如亦思把罕(今伊斯法罕)就有元人寓居。作为当时东西方海上交通枢纽，甘埋里(今霍尔木兹海峡中的霍尔斯岛)是伊儿汗国对元朝贸易的主要港口，元代商船有很多在此登陆。

3.勿斯里

勿斯里又称蜜徐篱，即今天的埃及。元朝时期，埃及正值马木鲁克王朝统治，交通发达，商业繁荣。1258年，由于西亚的贸易中心巴格达被蒙古军队所破坏，埃及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重要起来。1260年，埃及军队在大马士革附近击败蒙古军队，占据了叙利亚。从此，元朝经中亚陆路或经波斯湾海路同埃及进行交往更加畅达。作为发展东西方贸易的要冲，元朝商船不断开往埃及，埃及商人中来杭州、泉州进行经商的也不少，有的还定居下来。如埃及人在华首领欧斯曼·伊本·安法尼就是杭州的巨商。^[38]

4.默伽腊

默伽腊即今天的摩洛哥。元朝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通过互派使节密切友好关系。摩洛哥的港口丹吉尔在元代文献中称“吊吉儿”或“刁吉儿”，是地中海著名的国际贸易港，见证了大量的对华贸易。14世纪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正是丹吉尔人。他在中国遇见从事东方贸易并来华致富的摩洛哥商人毛俩格瓦门丁，而这种在遥远的万里之外“他乡遇故知”的景象出现并非偶然，足可见两国民间贸易的兴盛。^[39]

从元朝的对外贸易发展来看，延伸的范围很广阔。至于当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具体而言，元朝进出口货物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元王朝在对外贸易中输出的商品中，最重要的商品种类就是丝织品，其中包括丝绸、绢帛、锦绫、各色布匹等。按照《岛夷志略》的记载，当时行销南海各国的有花布、小花印布、红布、青布、红油布、海南布、土印布等多个种类。《真腊风土记》也记载了当地流行中国麻布和黄草布。由于元代贸易的活动范围超过以往朝代，故丝织品的输出地域空前广阔。几乎所有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国家，都进口中国的丝织品。不难看出，中国丝织品的输出量十分可观。

第二，元代瓷器输往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南亚、西亚、北非、东非等地，一度成为元朝出口商品中的较为大宗的商品。按照《岛夷志略》中的记载，中国出口瓷器品种繁多，包括青白花碗、粗碗、瓷器盘、瓷壶、小罐、瓦瓶、大甕、处州瓷器、瓦罈等。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称赞中国瓷器品质最好，远销印度等国，连他的家乡都有其身影。迄今为止，在印度、斯里兰卡、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巴林的等地均发现或收藏有元代瓷器残片，由此可见当时瓷器输出范围之广，也确如白图泰所言。

第三，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元代的钱币在中外交易中充当了硬通货。目前，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发现了元朝的铸币或纸币，从20世纪上半期在爪哇、巴厘诸岛发现的中国铜钱来看，其中不少是元代钱币。然而，元政府对货币外流采取控制政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下令禁止金银铜钱越海互市。按照今天人们的理解，这种做法也是出于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的考虑。

第四，元代的植物和家禽也随着对外贸易而向外传播。棉花种植便是在14世纪中期传入朝鲜。元人周达观在访问真腊(今柬埔寨)时，带去了荔枝种子。当地的鹅也是在元时由赴华贸易的商人传入，从而增加了家禽的种类。^[40]然而，当时出口贸易的最大宗农产品还要属大米。元朝广东一带的商人在乡村粜米百石、千石甚至万石，运输至“海外占城诸番出粜，营求厚利”。^[41]

第五，元朝来华贸易的商人，除了商业活动之外，还从中国带回各种文化用品和书籍。仅1314年元仁宗赠给高丽的书籍，就多达4 371册，共计17 000卷。日本的一些寺院也多次委托商人购买中国的大藏经。随着日本禅宗的兴盛，寺庙所用什器成为主要输入品，“有的是入元僧带回的，但大部分恐怕是由商船输入的”。^[42]中国的鼓、琴、阮等乐器，也是元朝时由商船行销至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的。不难看出，文化用品在元朝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了输出商品之外，总体上看，元朝在对外贸易中输入的商品包括大量有关国计民生的货物。

首先是大量香货和药物，如藿香、豆蔻花、白术等。这些货物来源地分布很广，其中包括阿拉伯、南印、真腊等地，而香料之岛文老古的丁香、豆蔻更是元朝重点引进的商品。至于药物，有不少在前代不见于记载，而自此时期从海外进口而来。如大风子，原产于中南半岛和印度南部，可以用来治疗麻风病和皮肤病。《岛夷志略》和《真腊风土记》对其均有提及，元代著名医学家朱震亨在《本草衍义补遗》里正式将它作为药物使用。又如在医学上用作收敛剂的乌爹泥，直到元代的《大德南海志》才见之于记载。

其次是各种手工业原料及成品、半成品。这类物品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木材如苏木、乌木、红柴等，动物原料如沙鱼皮、鹿角、牛蹄等，矿物性原料如水银、硫磺、硼砂等，金属原料如铅锡、倭铁、丁铁等。另外还输入新罗漆、松香、高丽铜器等手工业成品。

再次就是输入的金银等货币。日本对华传统出口的倭金和倭银，在元朝仍然是重要的输入品。此外，元朝也从海外引入水晶、琥珀、玛瑙、象牙等宝货。

通过以上列举的事例可见，元代对外贸易基本和前代保持一致，以香货、药物为进口大宗;出口产品则在控制硬通货(金银、铜钱)外流的前提下，手工业产品成为出口的支柱。其中，陶瓷出口格外引人注目。

三、对外贸易的影响

自汉唐以来，中国与海外各国的交往从未间断，而元朝在历史上则被认为是这种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元代的海外贸易，对加强元朝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元朝经济发展，增进我国和域外诸国人民的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元代海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互通有无的效果。通过海外贸易，中国的产品不仅传播到域外多国，而且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例如，仅在真腊一国出现的中国商品，就有金银器、铜器、温州漆盘、泉州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许多种类;爪哇则通过发展与元朝之间的贸易，引进了元朝的养蚕、缫丝、织锦、陶器和火炮的制作方法;高丽人种植棉花也是从元朝带来种子后才开始的。与此同时，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元朝也从海外获益颇多，其中，从高丽输入的百锤纸在中土大受欢迎;日本生产的硫磺是中国生产火药的重要原料;日本锻造的“倭刀”和手工艺品的扇子，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喜爱。

其次，海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元朝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元朝在海外贸易中，以大量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为扩大国内商品经济开辟了道路。例如，瓷器生产便因海外贸易，需求量激增而大大发展。在出口需求的拉动下，当时瓷器不仅质量大有提高，而且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当时输出的瓷器主要由东南沿海一带的瓷窑烧制，元代创制的青花瓷更是重要出口品。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元人烧制青花瓷时采用进口的青料。这种青料含锰低，含铁高，且含有砷。烧成的青花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且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明净、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事实上，元代的瓷器行业之所以发展令人瞩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当年海内外资源在一定范围有可能实现优化配置。又如，就丝绸产业而言，也因对外贸易而扩大了生产规模，仅丹徒一县就有机织户三百余户。^[43]同样受到推动的还有造船业，因海外贸易的需要，元政府曾在至元间一次拨款十万锭钞造海船。

再次，元代海外贸易的活跃加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多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散居于世界各地。海外将这些中国人称之为“唐人”。周达观在真腊就见过很多在当地生活的“唐人”。据记载，“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居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元顺帝初年，暹罗国派遣来华的使节，就是一个在当地定居的“唐人”。从散居在海外的中国人来看，对各地的开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来人口稀少的不毛之地，经过中国移民的辛勤劳动，编成了阡陌纵横的良田和熙熙攘攘的村镇。按照《瀛涯胜览·旧港国》中的记载，“旧港即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可见，当时留居当地的中国人的确有很多。华侨在海外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汪大渊在出访海外时，便亲眼目睹当地人和华人关系友好，并记录渤泥国人“尤敬爱唐人”。不过就历史记载来看，中国海外移民在地理分布上，主要局限于和中国距离不远的高丽、日本、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虽然当时中国和阿伯拉世界、波斯湾甚至东北非洲都有较频繁的贸易往来，但极少看到有中国人会移居到那些更为遥远的区域。

此外，来自中国的商品在海外市场商圈的形成过程中地位较为重要。在公元12世纪和13世纪，欧洲的地中海商圈逐步形成，丝绸、瓷器等来自中国的商品也属于地中海商圈的重要交易品种。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元朝长期居住，这些人被称为“蕃客”。对于来元朝经商的外国人，元政府划出一定区域，称之“番坊”，作为外商的居留地。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记录了广州回回人的居留地:“这个大都市(即广州)的一部为回人坊，内有寺院、旅馆及市场，又有法官与教长。”在这些来华外商中，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最多。在元世祖统治初期，仅大都就有3 000色目商人。居住在中国的外商，有的已与当地人通婚，其子孙后代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例如，在泉州城内曾发现一块两面文字不同的墓碑，其中一面刻着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另一面刻有中文。通过解读，可知死者家族已经数代定居于泉州，而且先人已经娶当地女子为妻室。碑文落款处是“男阿含抹谨志”，此处的阿含抹应该就是在泉州出生并成长的“土生蕃客”。据考证，现在泉州居民中的金、丁、夏、马、郭、葛、蒲、铁等姓，他们的祖先都和阿拉伯人有血缘关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商旅往来的频繁，元朝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大大密切。可以这样说，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和影响深远都是空前的。虽然元朝也曾和部分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但总的来说，元朝的海外贸易，还是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注释】

[1]《元史》卷九三食货一。

[2]《元史》卷八本纪第八。

[3]王桢:《农书·农桑通诀·锄治篇》。

[4]《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5]《元史》卷十八《英宗纪》。

[6]《续文献通考》卷三二《国用》。

[7]《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会通河》。

[8]《元史》卷二一〇《占城传》。

[9]引自《江浙行省兴复海道漕运记》，《海道经·附录》，四库全书史部，作者不详。

[10]《元史》卷十。

[11]《元史》卷一四零《铁木儿塔识传》。

[12]《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市舶则法》18条。

[13]《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市舶则法》14条。

[14]《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市舶法则》16条。

[15]《八闽通志》卷73。

[16]《黄学士集》卷34《王公墓志铭》。

[17]《马可·波罗行记》。

[18]《续澉水志》卷一。

[19]《马可·波罗行记》。

[20]《(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21]危素:《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22]多桑:《蒙古史》下册。

[2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

[24]《马可·波罗游记》中册。

[25]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见《南宋·元篇》。

[26](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交趾》。

[27]《马可·波罗行纪》中册。

[28]《安南志略》卷一。

[29](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占城》。

[30](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浡泥》。

[31](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文老古》。

[32](明)宋濂等:《元史》卷210《马八儿等国》。

[33]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

[34]《伊本·白图泰游记》。

[35]《马可·波罗行纪》。

[36]《通制条格》卷27《杂令》。

[37]《新元史》卷109《马都嘎尔奔角儿只传》。

[38]《伊本·白图泰游记》。

[39]《伊本·白图泰游记》。

[40](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走兽》。

[41]《通制条格》卷一八。

[4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43]《至顺镇江志》卷六《土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