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特征与评价
50年代末，我国的对外贸易关系继续发展，1954年同我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只有50多个，其中同我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国家有17个。到6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同1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且同其中38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各种类型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情况来看，在1960年以前，我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在历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般约占75%。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我国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大大减少；同时，在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口也大大减少，因此我国对苏联的贸易额逐年下降，对东欧某些国家和蒙古的贸易额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苏联对我国实施的商品封锁，迫使我国不得不转向资本主义市场购买，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有所增加。
（一）“大跃进”时期对外贸易的波动
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自然也蔓延到对外贸易部门。1958年2月，外贸部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大进大出”口号，在盲目扩大进口的同时，超越国力出口。为了“大进”，不顾出口创汇的可能，不讲求进口货物质量，甚至到国外“扫仓库”，把人家积压的低劣东西也买了回来；为了“大出”，签订大量合同而不认真落实货源，在“以收购来促进推销”的口号下盲目收购，甚至出现“指山买矿，指河买鱼”等浮夸现象，使对外履约率严重下降。“大进大出”的浪潮，还冲击了正常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和经营秩序，随意向国外催交或要人家提前交货，特别是导致了互相争客户、争市场、抬价抢购、低价竞销等不良现象。
针对上述严重问题，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外贸问题，会议做出《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统一对外的原则，彻底遏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倾向。为了统一对外，《决定》规定：除外贸部所属各总公司及其分公司外，任何地方、任何机构都不许从事进出口贸易；主要商品由外贸总公司统一对外成交，并由外贸总公司统一掌握其他商品的对外成交价格。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规定“国家对于贸易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和重点使用”。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副总理李先念汇报财贸工作时，在肯定了“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原则的同时，指出“这句话的后面应加一句：‘但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过去陈云同志曾经提过有些东西应该内销服从外销，我很赞成这样提”；“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6．5亿人口多吃一点就吃掉了。”[1]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重申1954年7月关于处理内外销指示的基本精神仍然适用。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转向“反右倾”和新“跃进”，对外贸易方面的初步纠“左”被打断，1959年在1958年“大进大出”的基础上，又力争高速度。1958年进出口总额为38．7ｌ亿美元，比1957年的31．03亿美元增长了24．8%，1959年进出口总额又增加至43．81亿美元。比1958年增长13．2%。而实际上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上半年，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得很差，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到1960年7月，中共中央即发现当年的出口计划很难完成，为了保证“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贸易欠账务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还清”，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挤出物资来出口；同时规定了“五先”原则，即：在国家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出口商品，应当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料供应在先，收购在先，运输在先。[2]
（二）对外贸易重心的第二次转移
我国进入6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的重心再次发生了转移。与50年代之初外贸重心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反，这次是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再转回到资本主义国家。如前所述，中国这次对外贸易重心的转变，即1961年至1965年中苏之间贸易额的急剧缩小，主要是由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造成的。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向更加多元化发展。早在50年代，中国就积极开展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并努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和政府贸易。到1957年5月，随着英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管制，参加“巴统”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在一个月内陆续表态，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58年9月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作一些放宽。至此，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已经破产。自1960年中国将对外贸易目光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以后，从1961年开始，中国在西方除美国以外的两个主要市场——日本和西欧，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三）对外贸易的调整和恢复发展
由于天灾人祸，1960年下半年出现了全国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纷纷告急。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京津沪库存只剩下几千万斤，甚至还不到，形势十分危险。”[3]
为解决粮食严重短缺问题，中央于1960年12月底决定进口粮食250万吨（原来计划1960年出口粮食100万吨），两个月后，从加拿大进口的第一船粮食来到天津港。尽管如此，进口粮食的决策仍然迟了，1960年已经发生大面积的饥馑。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政治高压下，中央没能及时得到缺粮的真实信息。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广州会议。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和加强农业的决策，决定调整进口结构，增加进口粮食到500万吨。并在急需物资的进口中，把粮食列为首位，依次安排化肥、农药、油脂、工业原料、设备等。从1961至1965年，中国每年进口小麦500万～600万吨。这占京、津、沪等几个大城市和辽宁省用粮总数的70%～80%，购买这批粮食需用外汇5亿美元，约占当时中国外汇总数的1／4。
在出口方面，一是从1960年开始，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和出口专厂、专车间，提高产品质量，以挽回信誉、保证货源；二是从1961年开始，扩大了1957年以来外贸部实行的“以进养出”，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为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市场需要，从品质、规格、款色、包装和装潢方面都有显著改进，新品种迅速增加。1963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国家开始逐渐增加技术引进的比重。
二、进出口规模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国对外贸易也经历了起伏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增长。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总的趋势是：50年代后期，进出口贸易额保持了增长态势，1959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3．8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2．5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最高水平；1959年以后逐年下降，196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6．6亿美元，仅为1950年的1倍多，1963年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又恢复增长。（见表2-1）
表2-1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统计（1957—1965年）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部外贸业务统计（1957—1965）
如表2-2所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到1965年就已经迅速回升到42．45亿美元，比处于谷底的1963年增长59%，如果不算三年“大跃进”时期不正常的进出口，比1957年的31．03亿美元增加了36．8%。
表2-2 1957—196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对外贸易部外贸业务统计（1957—1965）计算得出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0．91%上升到1959年的1．95%。进入60年代，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中苏双边贸易大幅下滑，1962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大幅倒退至1．05%，此后虽有所回升，但仍未回到50年代末的水平。（见表2-3）
表2-3 1957—1965年我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12月
三、进出口商品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发展和变化，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的构成不断有所变化。总的说来，在进口商品方面，在1961年以前历年进口总额中，支援重工业、国防建设和其他方面的物资所占比重较大，1961—1963年，为了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适应国家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需要，支援农业、轻工业和市场物资所占比重大大上升；在出口商品方面，出口工业品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农副产品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一）进口商品构成的变化情况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作为中国成套设备与技术、机械仪器主要供应来源的苏联东欧国家的供应急剧减少，导致成套设备与技术、机械仪器在进口中占比大幅减少，而这时期我国又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粮食极度短缺，我国这时期积极从各种渠道进口粮油食品，使粮油食品在短时期内占比大幅上升，连续几年保持在约40%的高位，最高的1962年占比达到41．3%，为我国消灭特大自然灾害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与日本及西欧贸易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机械仪器的进口开始回升，但成套设备与技术的引进仍远低于50年代的占比。（见表2-4）
表2-4 中国对外贸易进口商品分类统计（1957—1965年）
资料来源：根据对外贸易部外贸业务统计（1957—1965）计算得出
这一时期，支援农业、轻工业和市场的进口物资主要包括国内用粮、化肥、农药、橡胶、棉花、毛条、人造棉、医药、药材、化工原料、砂糖、手表等。
支援重工业、国防建设和其他方面的进口物资主要包括成套设备、新技术、军事订货、机器、电器、仪器、载重汽车、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等。
（二）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构成变化总的趋势是工业品的比重上升，农产品的比重下降，这是我国工业生产日益发展的反映。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粮、棉、油、肉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出口大大减少，1961年和1962年出口农产品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下降，1963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农产品出口的数量有所回升，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有了显著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以进养出，即进口原料制成成品出口的商品有了很大的增加。以进养出的主要项目是进口棉花、毛条、人造棉、人造丝、纸浆、橡胶等加工成棉布、呢绒、棉毛针织品、绸缎、纸张、汽车轮胎、自行车内外胎等来供应出口。用以进养出提供出口的商品，1957年约占当年出口总值的13%；1963年在当年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增加了30%左右。（见表2-5）
表2-5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商品分类统计（1957—1965年）
资料来源：根据对外贸易部外贸业务统计（1957—1965）计算得出
（三）几种主要进出口商品的变化情况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的变化，在进出口商品的具体品种和进出口数量上也有较大的变化。其中，情况比较突出的几种主要商品是：
（1）粮食（包括大豆）：在1961年以前，每年都要出口相当大的数量，如出口最多的1959年出口了83亿多斤，但是，从1961年起，开始大量进口粮食。1963年进口了国内用粮106亿斤。
（2）食用油：在1961年以前，每年也出口相当大的数量。1961年开始较多地进口动植物油脂，如1963年就进口了6．8万吨。
（3）猪肉（包括活猪和肉制品）：出口最多的一年是1958年（18．4万吨），到1961年只出口了3．9万吨；1962年只出口了4．8万吨。随着国内农业生产情况的好转，1963年出口猪肉有了回升，出口了9．4万吨。
（4）钢材：钢材曾是我国大量进口的商品，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出口钢材逐渐增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出口46．7万吨，1963年出口41万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口钢材最多的一年。
（5）机械设备：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国机械设备出口逐渐增加。1963年出口1．59亿元，比1957年机械设备出口总值增加64%。仅机床一项出口7 000多台。
四、贸易伙伴
这一时期，我国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开展对外贸易采取了区别对待的贸易政策。
对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平等互利、实事求是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互助合作和相互支持，促进自力更生和经济的共同发展；对东欧6国和蒙古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1960年后对于苏联在经济贸易上对我国实行的限制和歧视政策实行有针对性的措施。苏联东欧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1957年的61．3%下降至1965年的14．3%。
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贯彻执行了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必要时给予照顾的政策，积极地而又实事求是地发展同他们的贸易关系，支援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在对亚非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根据上述原则，按照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对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开展贸易活动，进一步发展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积极地开展半官方或官方性的贸易往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1957年的14．7%上升至1965年的33．4%。
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特别是法国、日本同美国的矛盾，加强对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经贸交往工作。包括日本、西欧在内的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1957年的17．5%上升至1965年的41%。（见表2-6）
对南越、南朝鲜、以色列、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葡萄牙及葡属殖民地、美国不开展贸易。
表2-6 中国对外贸易伙伴分布统计（1957—1965年）
资料来源：根据对外贸易部外贸业务统计（1957—1965）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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