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尽管封建制度并未彻底革除，但毕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实业救国”运动蓬勃兴起。袁世凯死后，中国虽然出现了军阀割据、战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各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放松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控制和掠夺，由此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出现了短期的所谓“工业化景气”，进而带动了农产品商品化水平的提高。
据统计，近代工矿企业数，从1911年的562家增加到1927年的1897家。资本存量增长也较快，据估算，中国的全部资本1913年为29.9万元，到1920年激增至48.1万元，其中工业投资从2.9万元增至5.6万元，增长了几乎100%;交通运输业由4.8万元增至6.8万元，增长了41%;商业由16.6万元增至23.7万元，增长了42.7%;金融业资本由56万元增至126万元，增长率超过120%。[2]在工业部门中，轻工业发展尤为显著，其中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发展最为迅速。如棉纺企业战前仅15家，到1922年达到64家，纱锭数从1914—1918年由54万锭增加到64万锭，棉纱产量从1913—1919年由40万包增加到110万包;棉布产量从1913年269万匹，增加到1919年的504万匹。面粉业，战前工厂仅有40余家，到1921年增加到123家，其中民族资本企业为105家。火柴业，战前企业有31家，1921年增加到88家。同时，重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采矿业，1914—1920年，新开民族资本煤矿达12家。同期机械制造业增长迅猛，上海新开民族资本企业年均近20家。据统计，1920—1927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产值增长率分别为8.5%和8.6%。
中国工业的发展，部分产品替代了进口，一些工业制成品还出口到海外市场，对这一时期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
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增加了对原材料及食品等的市场需求，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普遍扩大。其中棉花种植的发展尤为显著，1923年，北洋政府的公告称:“晚近机械纺织之术进，海外输出之途开。农民亦颇多注意植棉，年来日呈增长之势。长江一代、汉水流域，以及各铁路道线附近之地、海滨淤泥积涨之土，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北起燕、齐、豫而竭乎满洲、内蒙，西届秦、晋、蜀而宣乎甘肃、新疆，多见产出。即原来产棉之区最著者如江、浙、闽、广等省，近亦扩充棉区，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矣。”[3]即为满足近代棉纺织业的原料需求棉花的种植面积在全国各地均不断扩大。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率约为30%～40%，一些地区可能达到50%～60%。如1923年全国产棉600余万担，除供给民族纺织厂341万担，剩余供外资企业使用并出口。据《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载“民国四年以前，纺织业尚在幼稚阶段，纱厂寥寥，用棉极少，农人植棉，尚形粗放。自五年以来，吾国纺织业勃兴，棉之需要骤增，花价乃日昂，农人遂相率舍稻、豆专事棉作，以图厚利，1918年产棉数，几倍于昔日。”其他如东北的大豆、烟叶、花生、芝麻、油菜籽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都有明显的提高。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经济作物都呈增长趋势，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日益萎缩的茶叶的生产即逐渐减少。茶田面积从1914—1916年由5 353 000亩下降为506 000亩。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清王朝被推翻后，东北对内地民众彻底开禁，关内百姓大量迁徙到东北，劳动力的增加及技术的传播大大加速了这里丰富的农矿资源的开发。同时日、俄掠夺性的投资客观上也加速了东北工业化的进程。工农业产品的丰富使东北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潜在优势愈益显现了出来。
这一时期中国的通商口岸进一步增加，从1912—1925年中国新开口岸21处，这些新设立的口岸几乎全部位于内地，它们“在把外国商品带到中国内地广大和富饶的人口的面前，以及在便利外国人所需要的中国产品的收购和运输方面的共同作用，对这些年贸易的迅速扩展而言……是重要的影响因素”。[4]
这一时期，总体上看工农业产品总量增加、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其结果不仅使国内市场扩大，而且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因而尽管战争削弱了世界购买力，造成世界贸易量的下降，但中国作为贸易小国其对外贸易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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