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中国投资居于前四位的国家是英、德、俄、法，它们合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6.6%。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因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对华投资下降。与此同时，日本及美国在华投资加速发展。
在以贷款为主的对华间接投资中，日本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为扩大其在华权益向北洋政府提供了大量政府贷款，仅1917年、1918年的“西原借款”即达14 500万日元。外国对华借款由战前的德、法、英、俄四强变为战后的日、英、法、美四强。1919—1927年，日本占列强对华借款的比重高达49.8%，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债权国。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有着基本相同的格局，到1920年，日本在华投资额已从战前的18 660万美元上升到35 190万美元，增长了将近一倍，从而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投资国家。同时，美国对华投资也从5 390万美元增长到9 000万美元，与法国相近。
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在华传统的强势投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海外投资总额急剧减少，由1913年的40亿镑减为1918年的不足26亿镑。[22]此间英国以贷款为主要方式的对华间接投资减少，新借款只有1920年福公司的一笔，不足9万镑。英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绝对量虽然并未减少，但与日美相比增速缓慢。据统计，1915—1925年间，英国在上海工业资本中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在上海最大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英国的领先地位被日本所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日本在上海棉纺工业中，有11.2万枚纱锭，而英商有13.8万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日资纱锭已达31.3万枚，而英资纱锭仅有24.4万枚，日资势力已超过英资势力28.3%。1925年，日资纱锭更达93.9万枚，英资纱锭却只有20.5万枚，资本势力悬殊已十分明显。[23]
与之相应，各国在华洋行数量也出现了此消彼长，见表3-2。
表3-2 1913—1928年各国在华洋行数
资料来源: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
从表3-2可见，首先洋行数量总体增长加速，从1913—1920年，短短的七年间，洋行从3 805家增长到7 375家，增长了93.8%。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已居各国在华洋行数的首位(1912年为733家)，战争期间日资洋行迅猛发展，1913年激增至1 269家，一年增长了73%。
日本对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其中60%以上投向东北地区，其中南满铁道公司又占有半数比重。除了重点投资中国东北外，日本还不失时机地向长江流域特别是上海积极推进投资。投资领域遍及金融、航运、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棉纺织业等。日本在华金融业投资高度集中于上海，这一时期，横滨正金银行的势力迅速增长，同时三菱、住友、三井、朝鲜等日资银行也都挤入上海外滩银行之列。1919年，日本又以中日合资名义，在上海开办“取引所”(指证券交易所)，妄图操纵上海金融市场。日本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为棉纺织业，日资棉纺业在华投资总额的73.6%集中于上海。日本财团利用一战的有利时机，在上海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扩大投资。在1914—1918年间新建的7个纱厂之中，内外棉占4个，它兼并了2家华商纱厂，成为上海日资纱厂的主角。三井财团控制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也有所发展，三菱财团和日本纺织界巨魁江洲财团也打入上海棉纺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最主要的纺织财团如钟渊、东洋、丰田、大日本、同兴先后打入上海，新建纱厂18家之多。这样，日本的八大纺织系统在上海开办的棉纺织厂达25家之多(见表3-3)。从日资在沪纱锭增长情况看，1913—1919年，由11万余枚增加到31万多枚，增长约1.8倍;1919—1925年，由31万多枚增加到93.9万枚，增长了2倍。如果以日资在中国拥有的全部纱锭而言，1925年总计126.8万枚，比1919年增长了2.8倍。[24]
表3-3 1914—1925年上海新设日资纱厂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3～824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9页。
1915—1925年间，日本在上海棉纺织业的发展还体现在以贷款方式向华商纱厂渗透。1917年和1922年，中日实业会社以及东亚兴业会社先后以40万日元、350万日元的贷款渗入华商申新系统;1922年，东亚兴业会社又企图以150万日元的贷款取得对大中华纱厂的控制权。经过十余年的扩张，日资不仅兼并了华商大纯、裕源、宝成、华丰等厂，还兼并了英商老公茂纱厂。1913年，日本在沪纱锭只有英国在沪纱锭的4/5，到1925年英资纱锭就只有日资纱锭的1/5了，而且日资纱锭还超过华商纱厂纱锭的38.7%。[2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伴随自身实力增强，美国在不断增加对华间接投资的同时，以美国工业垄断资本为主体对华进行直接投资也不断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只有花旗银行在中国设有分行，大战后，1918年美丰银行、1919年运通银行、1920年大通银行陆续到中国设立分支行。花旗银行是组织新四国银行团的代表，在中国设有分支行7处，1919年在中国吸收的存款合计4 170.3万美元。美国的对华贷款投资也集中在1920年以前，总额为3 110百万美元。[26]1916年，中国各种对外借款几乎全部为美国独占，以致该年被称为“美国的借款年”[27]。
在金融资本对华推进的同时，美国的工业资本也迅速向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市场扩展，重点是电气与能源等新兴工业部门。1916—1918年间，美国资本在上海开办的工厂中，影响最大的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它们都属于摩根财团。另一个美国大财团洛克菲勒，也通过在华设立的美孚洋行，先后在中国开办了油罐厂、洋烛厂及玻璃制造厂等。1919—1925年，美国资本又在上海开办工厂10家左右，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沙利文食品厂、德士古洋行所办的制罐厂等。在美国资本对华推进过程中，慎昌洋行的发展尤为突出。慎昌洋行早在1902年就在上海开张，当时主要业务是中外贸易的中间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洋行于1915年取得摩根财团所属的奇异电气公司(即美国通用电气，GE)产品的独家经销合同，由于慎昌洋行采用分期付款、低息放账的方法，向中国市场推销外国产品。因此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纷纷向慎昌洋行购买机器。以当时全国拥有的纺织机器总数为例，当时全国共有300万锭左右，其中25%系由慎昌洋行所售。[28]1917年又成为摩根财团所属美国太平洋开拓公司之下的“孙公司”。在推销奇异产品的同时，慎昌洋行积极筹划在上海直接投资工业，先后开办了慎昌蛋粉公司、慎昌机械厂、慎昌窗框厂、慎昌发网厂、美华制刷厂等多家工厂。[29]
总体上看，北洋时期列强对华投资呈不平衡发展状况，英国在华投资份额没有明显变化，依然占据首要地位，怡和、太古、沙逊、英美烟公司等垄断集团控制了中国食品、航运、房地产等行业。但其增速相对下降。美国在华投资所占份额比战前增长了64%，日本增长最快达73%。俄国、法国及德国则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具体见表3-4。
表3-4 北洋时期各国在华投资不平衡情况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2、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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