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经占居首位，但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地理方向仍以欧美国家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削弱，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下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加强，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趋向多元化。同时远离战争中心的日本及美国在华势力迅速增强，并逐渐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中国对外贸易日益被纳入到有利于日美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战后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列强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他们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其商品输出，因而各国对华投资势头的消长，又决定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的变动。见表3-11。

表3-11　各国/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归入其他栏。参阅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65页。

由表3-11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对华贸易明显下降，日本和美国对华贸易则急速发展。其中香港作为国际贸易转运港，据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其货物的流出与流入的市场中，英国约占20%，美国约占12%，日本约占10%。按此估算，1914-1918年，各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年均最终所占份额:日本为43.5%、英国为17.1%、美国为16.7%。^[62]战后，欧洲国家在华对外贸易中的份额重新恢复，1919—1922年，英国回升到22.6%，日本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居第一位，为32.5%，美国比重持续上升为20.0%。到1928年，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达49.5%、美国为29.8%、英国为15.6%。^[63]

(一)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已超过英国本土，居第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大肆对华进行资本输出，从1916—1921年，日本在华开办的企业多达100余家，行业涉及贸易、银行、保险、工矿、交通运输等。同时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了大量政府贷款，由此获得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从而使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所占比重很快超过整个大英帝国。

战后，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华展开激烈竞争，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凭借战争期间获得的种种权益，日本对华贸易仍占据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左右。

日本对中国主要商品的进出口控制也进一步增强。棉布是这一时期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占有最大份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轻纺工业已进入了兴盛时期，而中国近代轻纺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物美价廉的日纱、日布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日本在华市场份额迅速扩大，英国在华棉布市场基本被其占领。1914—1916年日本输华棉布占中国棉布进口总额的36%，1917—1919年则升至近58%。战后，英国试图恢复其在华贸易中的地位，1920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各类棉布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此时日本在华棉纺织业的实力已十分强大，无论资金、技术、价格、地理位置均比英国占有优势，到20年代末日本对华棉布出口占中国该类商品进口的70%。

此外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还有煤和糖，中日间煤炭贸易存在着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东北廉价的煤炭被运往日本的同时，日本的煤炭又推销到中国华中、华南。这一贸易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煤矿中占有绝对优势，低廉的价格受到日本企业的欢迎;同时日本与中国的华中、华南有着航运上的便利，不适用于工业而适用于生活的日煤在中国生活用煤消费区大有市场。而中国国内商品流通的重重障碍，国内统一市场的缺失也阻遏了产于东北的煤炭销往南方。

在日本输华商品中居第四位的商品——糖，是日本利用我国台湾等地的粗糖经深加工后出口到中国，为占领中国市场，日本政府对糖出口提供出口补贴，使日糖长期在中国市场占据较大份额，如1918年华中进口的糖来自日本的占50%以上。

中国对日输出商品主要是豆饼、原棉、煤炭、铁、锑、锡、钨等矿产品。20年代前，东北的豆饼作为肥料大量输往日本，成为中国出口商品中最大宗的货物。20年代后，随着日本化学工业的发展，化肥的广泛采用，豆饼的输出大为减少。

此外日本利用其地理上的优势和中国国内商品流通的障碍，在中日之间开展棉花和煤炭的双向贸易，一面是日本棉花和煤炭输往中国南方，另一面是中国北方的煤和棉运往日本。到20年代中国这类商品对日出口已大大超过日对华出口。如原棉的出口，据文献记载，1925年中国出口原棉“总额947 574担，而运往日本者占8 035 05担，运往美国者112 826担，运往英国者仅占12 281担”，“中国每年所产原棉总额600余万担，日本纺织业在中国设厂与运往该国各厂者，合计2 448 180担，几乎占总额1/2”^[6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重工业发展较快，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为获得廉价的原料，日本以种种手段加强对中国矿产的控制，如20世纪初汉冶萍钢铁公司出现资金短缺，日本以订立长期供货合同为条件对其提供贷款，合同要求汉冶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日本钢铁公司提供优质铁矿石、生铁等原料，汉冶萍由此蒙受重大损失，到1926年，公司终于无力支撑被迫停产。这一时期中国生铁和铁矿砂的出口市场主要是日本，1918年对日出口占生铁总出口额的98.91%，对日矿纱出口占总出口额的99%。

这一时期中日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的地位，1914年中国对日逆差占全部逆差额的27.63%，此后逆差额不断扩大，从1915年开始，中国对日逆差高于全部逆差额，1917年中国全部逆差占对日逆差的77.61%，可见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逆差。日本对华贸易的巨额顺差，使其国际收支急剧好转，对其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对华贸易起了一定的削弱作用。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抵制洋货特别是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五四运动期间，各地停运日货、拒绝用日本在华银行发行的钞票，不买日货，不登日本产品广告。抵货运动对日本商品在华倾销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据统计，运动期间，日本输华商品额减少了30%。^[65]

(二)英国

20世纪后，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虽仍占优势但地位逐渐衰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华贸易规模急速跌落。据统计，战前的1913年，英国输华商品约9 700万海关两。战争爆发后，英国对华贸易额不断下降，到1918年仅有不到5 000万海关两，比战前减少了48%。同时其在中国重要进出口商品贸易中所占地位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下降，如最大宗的进口商品棉布，1912年英国是中国最大的供应国，到1914—1916年降至33%，低于日本退居第二位，1917—1919年进一步降至25.6%。

(三)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国要应付战争的需要，输华商品减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较，中法贸易规模大体下降了1/3左右。商品结构并无大的变化，中国对法贸易仍然保持顺差。

(四)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在华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为攫取最大利益，美国亦不遗余力与英国和日本在华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1913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称“希望与中华民国增进最广泛最亲密之通商关系，愿以合作方法，援助美国商人、工厂家、建筑家及工程师，诶亦必须之资本及财政上之便利”。在这一政策下，中美贸易及其他经济合作迅速发展。1915年，在上海的32家美国公司组织成立了在华美国商会，随即天津、北京、沈阳、哈尔滨、长沙、广州、青岛等地的美商也成立了各地的美国商会。在上海的美国商人和官员，于1918年联名向国会呼吁对在华美资企业实施统一的联邦公司法并免除所得税。1922年美国通过《在华贸易法》，该法案规定了政府协助美国商品扩大在华市场的具体措施及对按该法案组织的在华公司提供保护，豁免其应纳的公司所得税及个人红利所得税。1923年11月美国在华联合商会在上海成立，其成立伊始便利用中国抵制日货之际，鼓动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推动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同时积极与中国商会开展互访活动。1917年纽约“中美贸易公司”总参议罗司氏率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访华，积极谋求与中国企业界合作建立中美合办企业。美国商会的活动得到中国工商界及在美华侨和留学生的积极响应，此后中美合办企业大量涌现，合作项目涉及贸易、金融、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其中著名的如1919年成立于上海的“中美贸易公司”、1915年成立于美国的“太平洋东方轮船公司”、1919年成立于北京的“中美懋业银行”。此外还有美丰银行、海京洋行、中美实业公司、利生制药公司、北戴河饭店等。

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增强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916年美国对华贸易所占比重即超过英国本土，到1926年占到17%，仅次于日本而居第二位。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汽油、煤油、纸张、木材、棉花、烟叶及各种机器、车辆和五金制品。其中占有垄断优势的商品有煤油，1926年美国煤油占中国煤油进口的88.4%。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最大宗的是桐油，此外还有各种植物油、金属矿石、生丝、猪鬃、兽皮、肠衣等农矿原料性商品。美国输华商品中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所占比重较大，这些商品符合中国市场需要且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因而中美贸易增长较快，并且战后这一趋势更加显著。

(五)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在中国进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为3.8%、出口总额中占11.1%。这一时期中国销往俄国的商品主要是茶叶和大豆，20世纪头十年中国输往俄国的最大宗商品是茶叶，同时俄国也是中国茶叶最大的外销市场，1915年中国出口到俄国的茶叶达116万担，分别占俄国茶叶进口及中国茶叶出口一半以上。十月革命后，中国与苏联的贸易关系衰落。中苏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不到1%。1912年中国出口到苏联的大豆占大豆出口总值的49.1%。1920年以后中苏贸易又逐渐恢复。到20年代中国出口到苏联的最大宗商品变为大豆，1928年对苏出口占大豆出口总值的36.7%。

(六)东南亚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工业品输出减少，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原来依赖西方的商品出现了短缺，中国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中日用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商品填补了这一空白，中国的棉纱、棉纺织品等开始出口到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地，中国成为这些地区新的进口来源。同时这些国家的一些生产原料也出口到中国，由此推动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贸易关系的发展。1919年，南亚、东南亚占中国出口贸易的份额为4.8%，进口贸易的7.4%。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也向澳洲及南美洲主要国家派驻商务官员，推动了中国商品输出市场的扩大。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基本上形成了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的格局，即中国的对外贸易日益被日本所控制。

【注释】

[1]姚曾荫:《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9页。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卷2，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3页。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0页。

[4]《海关1922—1931年十年报告》。

[5]《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4页。

[6]《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7、449页。

[7]《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1页;第5卷，第480～481页。

[8]《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8页

[9]《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0页;第6卷，第248页。

[10]《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第2卷，第322页。

[11]《民国经世文编》实业(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12]沈家伍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13]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8页。

[14]杜荣泉:《河北城市发展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226页。

[15]《申报》1914年12月5日。

[16]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73页。

[17]江苏省商业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下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页。

[18]北京政府:《农商公报》，第28期，1916年11月，第5～6页。

[1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69页。

[20]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31页。

[2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57，第168页。

[22]魏子初:《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6页。

[23]丁昶贤:《上海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纱布产量和花纱比价统计》(未刊稿)，转引自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

[24]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25]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

[2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38～741页。

[27]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3页。

[28]http://ypdaj.shyp.net.cn/displaynews.asp(上海市杨浦区档案局网站)

[29]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30]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31]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7页。

[32]饶怀民编:《刘揆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0页。

[34]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0页。

[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46～148页。

[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123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38]张雁深:《日本利用缩微“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4页。

[39]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92页。

[40]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9页。

[41]张雁深:《日本利用缩微“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3～201页。

[42]《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3年，第2号，“商界要闻”，第3～4页。

[43]《中国电气公司之组织》，《时报》1918年9月8日。

[44]《中美银行之华人股份》，《民国日报》1919年12月7日。

[4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1页。

[46]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p25.转引自汪敬语:“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7]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1894-1937)”，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版1期。

[48]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71页。

[49]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50]另据杨端六统计，191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到1920—1929年增至年均2.4%，参见杨端六:《最近六十五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第33页。

[51]郑友揆:《1840—1948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5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页。

[5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61～362页。

[54]江苏省商业厅、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下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970页。

[55]史金生:《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56]许涤新、吴承明:《旧民族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4页。

[57]朱斯煌:《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319～320页。

[58]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75页。

[59]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第33页。

[60]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78页。

[61]《农商公报》1918年第50期。

[62]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80页。

[63]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页。

[64]章有义:《中国农业史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4～185页。

[65]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的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