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商品结构

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定关税政策的影响下，伴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进口商品构成

这一时期进口商品构成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消费资料比重有所下降，生产资料进口比重上升。二是棉货类变化较大，作为制成品的棉布的进口规模不断缩减，而作为原料的棉花进口持续上升。

大宗进口消费资料主要有:棉布、糖、烟草、煤油、纸张、食品、粮食，1931年以前进口额基本上是在增加的。1931年后，由于进口税率的增加，上述消费品的进口逐渐减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中外资本在中国境内建立了数十家棉纺织厂，到30年代，中国年产棉纱二三百万包，棉布二三千万匹，使近代大宗进口商品——棉纺织品在中国进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大大降低了，1928年棉布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尚占14.2%，居第一位，1931年则降到7.6%。1933年及1934年税则提高了棉纱、棉布进口税，使棉纺织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到1936年棉纱、棉布进口只有1 000万关两，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仅1.7%，其中棉布占1.5%、棉纱仅占0.2%。

受较高关税制约，其他消费资料的进口规模逐步下降，如烟草，1928年进口量为745.8万(千支)又96.5万担，到1933年则降至19.3万(千支)又39.5万担，分别为1928年的2.6%和40.9%。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对各种生产资料进口需求大大增加。如随着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及日本在华棉纺织厂的设立，棉花进口逐年增加。据估计，30年代初，上海中外纱厂年均用棉花约480多万担，其中来自国内市场供应量仅170余万担，尚有300多万担的供给缺口要从国外进口。棉花进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上升，1930—1932年、1934年棉花在进口商品中名列首位。进口的棉花主要来自美国、印度、埃及等国，其中以美棉为主。美棉的大量进口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美两国农业生产率差异巨大的结果。中国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导致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为增加盈利，国内棉纺厂纷纷进口价格不断下跌的美国棉花。如上海棉花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即从1929年的12.6%上升至1931年的19.9%。^[47]另一支柱性近代产业—面粉业，虽然国内小麦产量很大，但因时局多变，交通阻塞，因而在国内各地间运输困难，主产于北方的小麦，经常无法南运至机制面粉业发达的南方。因而面粉业的发展也大量依靠进口小麦，如1929年上海进口小麦即达5 464 079担，1930年进口略有下降，也达到2 391 154担，1931年则激增至19 419 099担。^[48]此外大米的进口数量也有明显的增加，1933年和1935年一度占进口贸易的首位。

如上所述，抗战前十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不仅铁路、公路建设进一步发展，而且民用航空业自1929年开始发展起来，由此带动了铁路器材、车辆、航空和轮船设备的进口，同时作为燃料的汽油等液体燃料的进口增幅较大。

1931年以后，日本侵华活动加剧，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建设，军需工业品的进口增加。同时西方国家为缓解经济危机，不仅向中国大量推销工业品，而且还将其剩余的农产品输入中国。据统计，1929年中国进口大米仅1 082万担，到1932年增至2 139万担，增加了近一倍。小麦进口，1928年为90万担，1931年增加到2 277万担。各种商品在进口贸易构成中的比重见表4-3。

表4-3　中国进口商品构成比重表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从表4-3中可见，包括液体燃料、交通器材、化学染料及颜料、钢铁、其他金属品及机械在内的生产资料进口，1928年仅占进口总额的17.4%，到1936年激增至40.1%。其中增长最显著的是液体燃料(汽油)，1925年进口额近882.4万加仑，1936年激增至4 551万加仑。大量生产资料特别是机械设备及重工业品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基础工业的幼弱，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工业化有所发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起步。尽管这一时期初级产品进口显著增加，但工业制成品仍在进口构成中占主导地位，即中国依然是西方国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二)出口商品构成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宗传统出口商品——丝和茶叶，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3.7%。战后，由于日本生丝出口的增加及合成纤维的发展，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逐渐下降，价格也不断跌落。到1930年中国丝在纽约的价格比1923年下降了67%，^[49]但出口量尚不断增长。由于中国育蚕缫丝技术的守旧落后，采用机器缫丝的日本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份额日趋增加，其出口规模逐渐超过中国而跃居世界第一。1930年，尽管中国生丝产量的70%供应给国际市场，出口量为1 514 29担，但也仅相当于日丝出口量的1/4。此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生丝市场严重萎缩，日丝与华丝竞争更加激烈，中国生丝出口的绝对量日益下降。1934年生丝出口量仅有1929年的17.36%，到1936年，丝及丝织品仅占出口贸易的7.8%。中国茶叶出口在1920年降至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但从1930年开始受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制约，出口量及出口值均大幅度下降，其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只有4%左右。到抗战前，丝及茶两项在出口商品构成中合计不过12.1%。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东北的大豆和豆饼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到1931年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21.4%。“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不再列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豆类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下降，到1936年所占比重仅1.3%。与此同时，籽仁、桐油^[50]及植物油在出口中的地位上升。到1932年。油脂类产品成为中国首要的出口商品，1936年它们占出口贸易总额达18.7%，其中桐油占10.4%，居出口商品的第一位。

此外，蛋及蛋制品、皮革、皮货及战略性矿产品(锡、锑、钨等)在出口贸易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到1936年它们所占比重分别为:5.9%、5.7%和7.7%。其中矿产品成为居桐油、生丝之后列第三位的商品。

除上述发挥中国资源优势的出口商品外，这一时期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来料加工贸易也有明显发展。早在1910年，专营草帽贸易的法国永兴洋行即带数名宁波女工前往菲律宾学习草帽编织工艺。从1917年开始，永兴洋行便开始进口金丝草和麻草，利用浙东一带廉价劳动力制成金丝帽和麻帽出口，在欧美市场非常畅销，规模迅速扩大。到1928年，经由上海口岸出口的金丝帽和麻帽总计达11.34万打，总价值88.01万海关两。由于该类商品出口利润丰厚，在华洋行纷纷涉足，到1930年上海经营草帽出口的有法、美、德、瑞士、英、日、葡等国的洋行20余家，贸易规模也颇为可观，该年上海港出口金丝帽和麻帽增至37.59万打，价值535万海关两。不过，中国出口的金丝帽和麻帽仅是一种手工半制成品，即粗加工的初级产品，因而售价低廉，如中国加工的一打金丝帽的出口价格仅5.93美元，平均每顶0.49美元。而在国外经精加工后，高档的金丝帽每顶最高售价可达50美元。可见，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在国际流通中获取的比较利益也就极其有限。^[51]

随着中国近代轻纺工业的发展、出口税的降低及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1928年，上海棉纱出口量为11.36万担，1931年增至39.98万担，1933年进一步增加到48.93万担。20年代，上海面粉出口最高纪录为18万担，1932年增至41.7万担。1933年更高达65.7万担。1931年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出现了回落。各类商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见表4-4。

表4-4　中国出口商品构成表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3～4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从表4-4中可见，中国出口商品依然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农产品出口呈现下降趋势，矿产品显著上升。据统计，1934年，生丝出口量只有1929年的17.36%，农产品出口的减少，不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严重削弱了农民购买力，使中国工业品的市场萎缩，民族工业发展更加困难。工业制成品出口开始有所增加，但也主要是粗加工产品，且其中不少还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商品构成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各类商品的相对比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降。进口商品虽仍以消费资料为主，但生产资料所占比重上升，消费资料比重下降;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原料性初级产品为主，即中国仍然是西方工业国的原料产地。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但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大工业品只有棉纱一项，且主要为在华日资纱厂的产品，其出口的增长不反映中国工业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