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控制下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对外贸易规模及平衡状况

20世纪初以来，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区域，其进出口贸易额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占1/3左右的份额，而且还是中国唯一保持贸易顺差的地区。“九一八事变”后，受日本在东北统治政策、战争进程及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东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曲折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为将东北变为其扩大战争的基地，加速在东北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及开办工矿企业，由此带来贸易的快速增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日本本土经济恶化，另一方面，其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失利，日本在加紧对东北战略资源掠夺的同时对东北输入的商品大幅度减少，东北对外贸易规模由此下降。

在进口贸易方面，1927—1931年间，东北年均进口总值1.14亿美元。由于局势动荡，1932年出现了暂时下降。1933年即迅速恢复到1.33亿美元，此后持续上升，到1939年达到4.67亿美元的高峰。此后由于欧洲战争爆发，欧洲国家对东北的出口减少。因而，从1940年开始，东北地区的进口贸易逐年下降，1941年减少至3.35亿美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进口市场主要限于日元集团，由于运力不足，不少数量大、附加值低的商品，如建材商品基本不再进口，进口贸易规模明显萎缩。到1944年，东北自日进口由1942年的2.45亿美元减少到1944年的1.49亿美元，降幅达39%。

在出口贸易方面，1927—1931年，东北地区年均出口额达1.75亿美元。此后，由于东北局势的动荡以及世界市场疲软的影响，出口贸易持续下降，直到1936年才恢复到1932年前的水平。此后逐渐回升，到1939年达到2.17亿美元的高峰，比1932年前年均出口额增长23.3%。同样由于受欧洲战争的影响，从1940年开始，出口贸易也逐年下降。由于日本对东北对外贸易的独占性，致使东北资源被日本大肆掠夺，表现在出口贸易方面，一方面，东北资源被日本竭泽而渔。掠夺大量的农副矿产品完全不顾东北地区人民生活及生产的需要，如1943年，东北所产大豆的74.2%被掠往日本、苏子油的83.3%出口日本或供应给在东北的日军。另一方面，出口数量与出口值增长呈现明显的非同步性，如1932—1936年，东北对日出口煤炭数量增长了20.4%，而贸易值却减少了16.3%;盐出口量增长106.3%，而贸易值仅增长了37.1%;豆饼的数量与1932年大体持平，但贸易值则减少了37.1%。出口量与价值的背离表明东北出口贸易效益下降，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对日本出口由1942年的1.35亿美元减少到1944年的1.08亿美元，降幅达20.7%。

如前所述，1932年以前，东北是中国唯一保持贸易顺差的地区。1927—1931年年均顺差额达6 190万美元。1932年仍有5 910万的贸易顺差。此后，由于进口快速增长，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东北对外贸易平衡状况的逆转，即由贸易的顺差转向逆差。1933—1941年，东北对非日元集团的埃及、德国及中国关内尚保持顺差，但对日元集团的贸易则始终是逆差，且逆差额日趋扩大，大大超出顺差额。1933—1940年东北对外贸易逆差额逐年增加，1933年逆差额仅1 730万美元;1938年增至15 632.7万美元;到1940年进一步增至25 396.7万美元。1941年，贸易逆差额虽然下降，但仍达17 218.4万美元。东北地区进口额的激增、对外贸易的严重不平衡，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为达到其称霸亚洲的目的，在东北的大量投资兴办军工企业及相应的辅助产业。同时由于东北的伪币——“满元”与日元联系，日本的掠夺政策导致东北物价上涨大大快于日本，由此进一步刺激日本资本家大量到东北投资。据研究，东北对日本及其属地的贸易逆差与日本在该地区的投资额极为接近。^[37]此外，东北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也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逆差。据研究，若以1936年进出口价格指数为100，到1940年，出口价格指数升至195，进口价格指数则增长到233，各年逆差额参见表5-8。

表5-8　1927—1941年东北对外贸易统计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250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出口货源严重短缺，东北自日本进口急剧减少，同时对日出口则不断增加，致使东北的对外贸易逆差额相应减少，1941年入超额为7 380 0万元，到1944年减少到1 000万元。1945年东北对外贸易由逆差变为顺差，顺差额达8 500万元。

(二)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早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已是东北最大的贸易伙伴。1932年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北与日本的贸易变为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日本在东北市场的独占地位进一步强化。1927—1931年日本及其属地占东北对外贸易的50%以上的份额，其中进口贸易高达60%。1932—1936年，日本对东北输出增长了177.0%。“七七事变”后，为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加速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所需重要的军事物资的63%以上由东北提供。据统计，1937—1940年东北对日出口增幅较前一时期(1932—1936)高两倍多。同时为使东北充当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加速军事企业的兴建，大量相关物资自日本输入，该阶段日本对东北输出增幅为147.4%。总体上，日本占东北对外贸易的份额进一步上升。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交通受阻，东北与苏联、德国等国的贸易关系中断，与英美等国贸易急剧减少，日本几乎独占东北的对外贸易。1935—1938年日本本土占东北出口贸易的比重高达75%。1939—1941年更激增至8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减少对东北输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东北资源的掠夺，日本所需50%左右的钢铁、铝等矿产品由东北提供。

太平洋战争以前，东北进出口的第二大市场是中国关内。1932—1941年，关内各地年向东北输出的商品额在960万～2 360万美元之间，占东北进口贸易总额的3.7%～18.1%，商品主要是煤、烟叶、棉制品和食品等。同期东北输往关内的商品额则大大高于输入额，年贸易量在1 850万～4 390万美元之间，占东北出口的14.6%～29.6%，主要商品为东北的粮食、大豆、豆制品。此外还有来自日本的货物，如棉制品、糖、人造丝和布匹等。1941年以后，东北与关内贸易规模便不断下降。

由于德日之间的结盟关系，1939年以前，东北与德国的贸易关系也较为密切。不过受德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东北与德国的贸易发展波动较大。1933年以前，德国在东北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仅次于日本及中国关内地区，其中大豆充当了东北对德贸易的支柱性产品。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为扭转德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局面，采取了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1934年，德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大豆进口实行特别许可制，结果导致东北对德国出口大豆数量锐减，到1936年东北对德国出口大豆仅有500多万担，相当于1934年的41.7%，进而导致东北对德贸易总体规模下降。从1936年起，随着德国经济增长，德国与东北的贸易恢复增长，该年伪满洲国与德国签订了《德满贸易条约》，双边贸易增长加速。1939年德国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后，德国与东北的交通断绝，贸易关系基本停止。1932—1939年，东北对德年出口额在980万～1 740万美元，主要商品是东北的大豆、豆油和花生等。同期东北自德国年进口贸易额在140万～1 360万美元之间，主要商品是机器、五金、化学品等。

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也是东北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32—1940年东北从美国年进口贸易额在420万～2 650万美元，主要商品为工业设备、棉花、烟叶及石油等。同期东北每年向美国出口价值100万～500万美元的蓖麻籽油、猪鬃、毛皮和豆饼等。此外，苏联、英国、埃及等在东北对外贸易也占有一定份额(见表5-9)。

表5-9　1932—1941年东北进出口贸易的国别比重

续表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250页。*不足0.05%。

1941年太平洋战争以后，随着日美关系恶化，东北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也告中断。东北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也基本停止，日本及其属地在东北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进一步增加。

(三)进出口商品结构

从总体上看，被日本占领后东北地区出口农矿原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从1932—1940年，农矿原料及半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70.9%～89.1%，工业制成品和食品占进口总额的67.1%～76.5%。但自“七七事变”后，为满足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无论是出口的农矿产品还是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内部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出口的农矿产品中，为保证日本占领区粮食的供应，日本鼓励高粱、玉米、小米等粮食类产品的出口，由此导致传统的支柱性产品——大豆及豆制品的出口减少。1932年大豆及豆制品在东北出口总额中占有59.7%的份额，但到1940年和1941年这一比重降至28.9%和31.2%。出口的绝对量也下降了，1932年，东北出口大豆及其制品达404万吨，1938年降为307万吨。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打击了东北大豆及豆制品的出口贸易，1940年该类商品出口进一步降至104万吨。为满足日本军工企业的原料需求，东北的矿产品对日出口不断增加，数量较大的主要是:铁矿石、生铁、钢锭、镁砂及铜制品等。1932年这类商品出口340万美元，仅占东北出口总额的2.7%。到1938年金属品出口额增加到1 72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9.1%。1941年该类商品出口额达2 560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份额升至17.4%。^[38]因而虽然总体上大豆及其制品在出口贸易中始终占据最大份额，但其他商品所占比重则呈上升态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进出口商品总体结构依然保持战前状态。但在具体商品种类上出现了为适应日本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需要的明显变动。与战争无关的出口商品急剧减少，如柞蚕丝1943年比1941年减少了99%。而为战争所需的商品出口则明显增加，其中农产品出口增幅较大的主要是苏子和玉米。苏子油可用来炼制飞机及轮船用的润滑油，日本海军需求量较大。玉米主要满足日本军马的饲料供给。制造武器的钢铁、镁砂等金属品的出口这一时期进一步增加，该类商品出口额与大豆及豆制品的总额相当。

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消费资料的比重逐渐下降，如1937—1940年自日本进口的棉纺织品数量比1932—1936年减少了80%～90%，其他日用生活消费品进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的比重稳步上升。1932年东北进口机器、工具、交通设备等资本性货物仅240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3.4%。此后，由于日本为建立其军事基地，在东北大量投资，导致建筑材料及资本性货物进口持续增加。到1937年达到3 230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12.7%。1940年进一步激增至9 250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22.5%。同时，生产原料的进口也相应增加。1932年矿石、金属及五金等生产原料的进口额为740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10.4%。1937年该类商品进口额增至4 470万美元。1939年进一步上升至6 630万美元，占进口贸易的比重达17.7%。

总体而言，1932—1941年，生产资料的进口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虽仍然低于消费资料的进口，但其所占份额呈上升趋势。

1941年以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方面东北经济被纳入日本对外战争需要的轨道，另一方面日本已无力继续在东北投资，因而建筑材料类商品及与战争无关的轻纺工业原料的进口均大幅度减少。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进出口商品结构并未偏离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农矿初级产品的模式，但出口商品中出现了矿产品比重上升农产品比重下降、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超过消费资料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反映其工业化的真实水平，而主要是日本为发动对中国关内及东南亚战争在东北大量投资建立其军事基地，导致东北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