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贸易规模
在日本的控制下，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1896年台湾的对外贸易额仅2 002.7万元，到1905年增长到4 873.4万元，增幅达1.43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台湾对外贸易急速增长，到1915年贸易总额高达1 290 3.2万元，十年间增长了1.64倍。到1936年贸易总额增长到6 801 8万元，比1896年增长了近33倍。
(一)进出口商品结构
为将台湾作为其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和制成品的销售市场，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与日本之间实行垂直分工的政策。台湾输出农矿原料性产品及粗加工品，输入工业制成品。具体商品完全根据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决定。在这一政策下，台湾主要出口商品为粗糖和大米，1930年两项合计占出口总额的30%，此外还有食盐、樟脑、棉花、煤炭、黄麻、苎麻、亚麻、茶、花生、香蕉、凤梨、番薯、小麦及木材等;进口商品主要有:化肥、纺织品、烟草、酒、铁制品等日用品。
(二)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为将台湾经济纳入为日本利益服务的轨道，从1899年开始，日本殖民当局即对台湾的关税税则进行调整，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台湾对日本的出口关税，同时逐步提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税，致使台湾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高度集中于日本(见表5-9)。1897年，两地贸易在台湾的贸易总额中占18.7%，到20世纪初上升到70%～80%，1937年更高达90.3%。其中对日出口贸易增长更为迅猛，1897年台湾对日出口额仅210.5万元，占台湾出口贸易总额的14.17%;1937年台湾对日出口规模扩大到41 025.9万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升至93.2%。到1939年台湾对日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激增至50 974.4万元，两年间增长了近1亿元。以致时人惊呼“此数字于其他殖民地历史上，绝无超越者。”与出口贸易相比，台湾自日本的进口贸易则规模狭小，致使台湾对日贸易出现了巨额的顺差，各年顺差额见表5-10。[39]
表5-10 台湾对日贸易出超额统计
台湾对日的巨额贸易出超并非是台湾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主要是日本的人为控制造成的，是日本对台湾经济的掠夺。不但如此，台湾对日的贸易盈余并未转化为当地的国民收入，而是被日本政府截留，成为台湾人民对日本的无偿贡赋。台日贸易成为典型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台湾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处于被掠夺的不平等地位。
与此同时，台湾与祖国大陆、台湾与西方国家的传统贸易关系遭到破坏，日本占领前，祖国大陆是台湾物资输出和输入的主要市场，到1897年台湾对大陆的输出额尚占台湾出口贸易总额的63%，到1939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额仅有6 996.1万元，不到台日贸易的1/7。
表5-11 台湾对祖国大陆、日本贸易额及其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台湾开明书店，1980年版，第634～635页。
综上所述，在日本的全面控制下，台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附庸。台湾的对外贸易即是与日本的贸易，台湾大量的农矿原料被其掠夺，成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原料供给地。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部分国土沦陷，近代经济进程被中断，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被严重削弱，无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有限的对外贸易均被纳入到战时轨道，因而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规模萎缩，而且贸易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均为战争需要而左右。
【注释】
[1]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中国关内沦陷区遭受的损失达10.8亿美元;东北地区所受损失达20亿美元;台湾损失3000万美元;总计31亿美元。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203页。
[2]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89页。
[4]转引自陆仰渊等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7页。
[5]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贸易委员会概况”。
[6]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行政院档案》二，3102。
[7]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8]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9]刘冰:《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动员计划大纲》，载于《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10]姜铎:“略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经济的作用”，载于《江海学刊》1988年第1期。
[11]郑会欣:“试析战时对外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载于《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对苏易货偿债相关史料”，载于《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
[13]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缉，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40～841页。
[14]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
[1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28页。
[16]高阳:《陈光甫外传》，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89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财政部档案。
[18]转引自吴太昌:“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载于《平准学刊》第五缉，下册，第676页。
[19]吴太昌:“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载于《平准学刊》第五缉，下册，第681页。
[20]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21]徐万民:“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载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2]19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开始兴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棉纺织业获得初步发展。国民党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再次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到战前的1936年，中国进口棉制品数量已经很少了，在进口总额中只占1.5%，同时已有棉制品的出口贸易了。
[23]根据《中美租借法案》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8.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大部分为军火，商品物资为4 650万美元，占同期进口总额的40%以上。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24]齐春风:“抗战时期日本队国统区毒品走私活动述评”，载于《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25]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页。
[26]杨树人:《十年来之国际贸易》，载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36—1945》中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29页。
[27]杨树人:《十年来之国际贸易》，载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36—1945》中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2～46页;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550页。
[28]“国策会社”在其生产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产品输日份额。
[29]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685页。
[30]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268页。
[31]1932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抛出《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中表明“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构，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力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的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转引自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32]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1页。
[33]“满铁”成立于1906年，1932年以前主要负责东北地区的铁路经营。“满业”成立于1937年，是以军火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垄断组织。资本主要来自三菱、三井及住友等日本大财阀。
[34]徐绍清:“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贸易政策的变化”，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35]琼斯:《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9～199页。
[36]［日］伪满驻大阪总领事馆:《满洲国贸易要揽》1942年版，第41页。转引自徐绍清:“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贸易政策的变化”，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37]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256页。
[38]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254页。
[39]［日］《台湾统治概要》第454～455页，转引自赵铁锁:“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经济掠夺”，载于《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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