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中国外向型经济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的研究

康增奎　杨　楷

摘　要:金融危机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希望制造业重回美国，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这一战略的效果尚不明显，但对于面临经济软着陆的中国来说，实在值得思考;更何况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不断上升，逐渐降低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针对我国面临的这种双重压力，本文分别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成本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的影响，并探讨了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将对我国的冲击。最后，对我国如何应对这些压力提出建议。

关键词:再工业化;国际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

一、引言

金融危机过后，欧美发达国家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而不能过分依赖资本市场。当实体经济再次回到经济主要增长动力的地位之时，工业便成为了首选。欧盟、美国均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力图重振制造业。其中，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究竟是美国去“空心化”的经济战略还是博得政治选举的策略，还有待现实的检验;但这确实是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美国拥有世界最高技能的劳动力和最先进的装备，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制造业依然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再工业化对于像美国这样的曾经依靠制造业繁荣的经济体来说，已经不是简单地将制造业留在本国，而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发展高科技、清洁能源的制造业;虽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不可能消失。

高端产业的发展，核心是技术;再工业化引导的产业回归意味着更加严格的技术壁垒;这样，留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的产出品才能更具竞争力，并以此弥补成本上升的损失。鉴于这种现实情况，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工业结构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技术提升;然后，探讨了技术提升过程中的劳动成本变化。

二、文献综述

由于“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时间不长，且欧盟国家仍为债务危机所困，目前只有美国的战略实施略见成效，因此，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并不丰富。其中，宾建成(2011)分析了欧美再工业化的趋势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认为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会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冲击，但不会改变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刘戒骄(2011)主要从美国的角度研究了再工业化的实施策略，认为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制造业领域，而是采取以创新为中心、以高端为重点的战略重建制造业竞争力;唐志良、刘建江(2012)关注的是再工业化必然要重整制造业，而这会对我国的制造业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竞争、贸易摩擦等问题。罗凯、金伟(2011)着重分析了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这既是我国产业的冲击又是我国产业升级的机遇。本文在研究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的影响时，考虑到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压力，除了外部国家设置国际资源流动的障碍，还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内部压力。

三、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重工业化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步骤，国际产业转移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最大的产业承接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劳动力、内部交易成本以及市场是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三个重要因素。此外，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国家政策的调整、原生产地用地成本、环境污染等也都影响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度和广度。

与国际贸易相比，FDI对投资国和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这种加工贸易占国际贸易较大比重的经济来说，更是如此。于是，本文在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重工业化的影响时，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代表国际产业转移，重工业作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代表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提升状况。紧接着，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样本说明

影响重工业化的因素很多，本文根据实际的经济关系和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考虑用中国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重工业化程度的指标，并以之作为应变量Y;自变量X1和X2分别选择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比重。选取的时间序列为1990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所选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的统计，其中重工业化程度由原始数据计算所得。在以上三个指标当中，Y和X2均为比重数据，而X1为绝对量数据，为保正计量检验的准确性，首先对X1取对数，将绝对量转化为相对量LNX1。

(二) FDI与重工业化程度的关联性分析

为防止时间序列数据在计量分析中出现伪回归，从而影响计量结果，首先，对所选变量即Y和LNX1、X2进行ADF检验，以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相关变量检验结果见如下(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注:(c，t，n)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项

从以上的ADF检验结果可知，原数据只有LNX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而Y和X2都未能通过平稳性检验，于是分别对三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检验，检验结果为，Y和X2能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而LNX1仍能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经过ADF检验发现，原数据存在非平稳性，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可以通过平稳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随后进行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2):

表2　残差序列ADF检验

Resid01和Resid02分别为Y与LNX1和Y与X2进行回归所得到的方差。根据E-G两步法对二者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两者的P值均小于0.05，所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说明所选取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因果检验。

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解释变量LNX1和X2以及解释变量Y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下(表3):

表3　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到:在Y与LNX1之间，对于Y不能引起LNX1的假设，P值为0.9154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要接受假设，即重工业化程度不能引起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化;对于LNX1不能引起Y的假设，P值为0.0821，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应该拒绝原假设，即实际利用外资额总额的多少能够在92.79%的水平上引起重工业化程度的变动。在Y与X2之间，对于X2不能引起LNX1的假设，P值为0.4186，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应该接受原假设，即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不能引起重工业化程度的变化;或者说R＆D投入占GDP的比重只在68.14%的程度上引起重工业化程度的变化;而Y不能引起X2的假设也是可以接受的，即重工业化程度不能引起R＆D投入占GDP比重的变化。对于LNX1和X2之间的Granger引起关系的检验，由于P值较大，都应该接受原假设，即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R＆D投入占GDP的比重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证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能够显著地引起重工业化程度的变动;结合实际的经济数据，表明FDI引起了我国重工业化程度的深化，而重工业化程度的深化和广化也反映出我国的工业正逐步实现技术的提升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对于R＆D投入在检验中并不能显著引起重工业化比重的变动，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本次检验的数据较少(受限于此统计数据形成的时间);二是我国的R＆D投入量相对于工业向高技术含量转化的要求仍然较少。

关于FDI如何引起工业结构的变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按照基本的生产函数和投入产出理论，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生产是必不可少的;而FDI的投入正是为中国的工业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第二，FDI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一方面，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直接增加了工业的产值;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我国自身的工业制造水平得到了提升，从而有利于我国重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第三，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中由于进入了大量外资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产业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机制对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第四，在制造业部门，外商大规模投资带动了出口量的迅速增长，形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结构，而这种贸易效应反过来又对国内的工业生产产生正的效应，导致国内企业在同一领域的投资增加。

“再工业化”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1)资源流动受限。既包括资金的流动，跨国投资活动受到干预，又包括科学技术的封锁和科技人才的流动。首先，欧美实现再工业化，回归制造业少不了资金的支持，但这些资金在本国的利用是必要挤占对外投资，因此，一部分流向我国的FDI将会损失，这不利于我国工业的投资;其次，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要根据其自身情况而定，那就是将高科技制造业等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如此以来，技术变成了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优势，从而技术壁垒将更加突出，阻碍了技术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2)随着欧美相关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实施，未来我国与欧美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同业竞争上将更为激烈，贸易摩擦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事实上，欧美所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带有浓重的贸易保护色彩，这一战略的实施有悖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尤其对于世界第一的进出口大国中国来说，这将是一场很大的考验。

四、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中国制造”成为了中国的一大标志，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中的主要部分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产业，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便以制造业为例来探讨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民收入不断增加，尽管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改善，却使得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成本优势不再突出;此外，许多国内外学者还提出中国目前正承受着“中等收入陷阱”。

在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H-O模型中，有一条关于收入的理论——Stolper-Samuelson定理。该理论表明:两国在给定的条件下，向一个新的长期均衡条件调整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将导致两种效应，即相对价格上升的商品所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相对价格下降的商品所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将会下降。这意味着，国际贸易作为改变商品相对价格的活动，最终将实现两国同一生产要素报酬的均等化。而从现实的数据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点(分别见图1和图2)。

图1　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制造业职工工资平均工资采用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

图2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

资料来源: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由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测算

从图1可以看到，我国的制造业职工工资正不断上涨，且呈现出指数化上涨的趋势;说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也在同步提升，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水平上涨，还要与相应的劳动生产率作比较才能确定是不是实际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见图2，所得此数据是以2000年为基数1进行测算的。通过图2可见，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地上升，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较为平稳。可见，在劳动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提升，但工资较生产率增长得快，因此劳动力成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至少在制造业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逐步上涨的。如果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回归制造业，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拥有相对更低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包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将分别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确实在上升，而且会继续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不再适合中国。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仍存在比较优势;中国仍在吸引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及服务外包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

事实上，在制造行业中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英国《The Economist》杂志在2012年4月21至27日刊曾刊登了讲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文章指出，当代的工业正走向高度的智能化、自动化，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始采用工业机器人替代站在流水线前的劳动力。这一特征不仅说明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更高而且劳动力市场会面临巨大冲击。总之，制造业的前途关键在于技术进步。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双重压力是切实存在的。第一，可以称之为外部压力，即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和要素流动的国际间流动对我国所产生的负面冲击;不利于我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即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导致的内部压力。一方面，成本上升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选择，可能会使投资减少;另一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显现，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

(二)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在金融危机后所面临的由再工业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两方面压力，提出如下建议:

1.提高外资利用效率，优化外资投入结构

利用外资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国内资金供给的缺口。通过利用外资，可以增加我国现有的资金存量，加速资本的形成，大大提高我国的投资水平。另外，国外直接投资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技术水平的提升。面对FDI转向的可能，除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还应提高自身利用外资的能力:首先，确保外资流入的产业导向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相一致。制造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应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为目的，而不应满足于外资流入的数量规模和现有产业的开放程度。其次，加速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加快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

2.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调整，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当前，仍然要以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另一个是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比如工业中应深化重化工业程度，向高端制造业发展，而第三产业要积极向知识密集型等现代第三产业提升。

3.加大自主创新和技术投入力度

在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除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更要依靠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国际产业技术转移的机会，加快建设以国内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R＆D投入作为获得核心技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其地位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并加强政策包括税收等方面的积极引导和鼓励。

4.有效应对贸易保护和贸易纠纷

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扭曲了国际分工和要素的国际流动，这种扭曲的效应最终要通过国际市场表现出来。此战略引起能够影响市场价格的贸易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随之而来的将会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纠纷的加重，危及到一国产业的国际市场需求和贸易条件。

5.提升人力资本并转化为生产力

未来市场的竞争主要是技术的竞争，具备自主创新的企业将占据优势，而技术的获取还要依赖于人才。对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一是要主动营造吸引人才的环境，重视人才的应用与激励;二是要加大对员工培训的投资，使得劳动力能够更加适应技术的提升。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还能够冲抵相应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负效应，有利于增强产品的成本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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