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外资与经济增长研究

刘东丽

摘　要:对外贸易己经成为支持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进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回归的方法，利用我国1992年到2011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实证角度对吸收外资以及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我国经济开放的两个重要内容的进口与吸收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据此结论提出改善进口和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进口贸易;实际利用外资;计量经济学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通过闭关锁国而取得经济的长远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对于一国制定适当的增长和发展策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秉赋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国家的优势主要在资本和技术上，而我国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资本和技术方面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所在，这就决定了中国主要出口一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很多高新技术都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可以说，进口是打通经济发展瓶颈，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进口产品的冲击也会激励国内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促进传统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扩大我国出口具有非常普遍的支持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和扩大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低通胀、低失业、高逆差、高增长”的新经济。美国的成功实践表明，在灵活的经济制度下，进口贸易同样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朱春兰，2005)。因此，研究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有必要的。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快，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有望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各国的发展机遇也主要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国际资本流动的份额。中国在经过“九五”后期的财政拉动型经济增长阶段之后，伴随着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十五”初期我国经济有望进入自发性增长时期。然而，既要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又要减轻国内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尽快提高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仅仅依靠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为国内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结合创造条件，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分享更多的比较利益。当今世界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跨国投资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形式。吸引外商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大量FDI的利用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弥补了资金缺口，引进了技术，促进了产业升级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经济要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利用好外国直接投资。而我国也开始正式履行在《入世议定书》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如何在符合WTO各项要求的前提下，采用合适的对策，更好地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进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张亚斌、易红星、林金开(2002)，范柏乃、王益兵(2004)，蒋燕、胡日东(2005)，熊启泉、杨十二(2005)，朱春兰、严建苗(2006)，廖进中、邓海滨(2006)就中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总结，发现大部分研究限于从宏观总量层面对进口贸易额与GDP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导致了研究结论过于笼统，缺乏现实解释力。部分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朱春兰(2005)认为进口贸易通过要素供给增加、技术进步、产业演进、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熊启泉、杨十二(2005)认为进口增加国内供给能够突破经济发展的供给约束，进口能产生技术和知识外溢，进口有利于建立起有效率的制度，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推动出口的增长，进口有利于拓展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和发现新的市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进口贸易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传导机制已经在理论和实证中被广泛接受，喻美辞和喻春娇(2005)对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行了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尤其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对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重点已逐步从总量层面转移到了两者之间具体的影响传导机制上来，强调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进而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这种研究旨在使过去两者之间的相对简单的关系变得更加具体，并试图获取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更多的作用传导途径信息和证明。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开始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将经济增长引入这一分析框架。Coe和Help man(1995)，Coe、Help man和Hoff maister (1997)，Keller(2000)，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2004)从实证角度检验了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

此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很多，大量实证研究已表明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众多学者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验证各国的DFI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动力，如Karkari (1992)，Saltec(1992)，demello(1996)，Kasikhatha and Sawhrey(1996)等。Jordna Shan、Gurry Fian and Fiona sun(1998)，Chen et al.(1995)，Zhang (1995)，Chen(1996)，Plumer＆Monees(1995)等人则分别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因果检验研究。另外，有的研究是从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来分析FDI对经济的作用，有的则通过考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对经济趋同的作用来研究的，如Barro (1995)、Barry(1999)等。

同时，众多中国学者通过建立各种多元回归模型、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FDI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王新(1999)应用哈罗德一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进行了计量检验;牛南洁(l998)、程惠芳(1998)、黄华明(2000)等人则测重于对FDI产生的出口效应、国际收支效应、就业效应等影响分析，李朝晖、靳向兰(1998)回归方法计算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外汇储备和就业的影响，张帆、郑京平(1999)，宋泓、柴瑜(1998)则量化分析了跨国投资对中国经济结构、工业结构和效率的影响;此外，江小涓(2000)通过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中国及北京地区投资企业的调研;王志乐(2000)通过对美国、日本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提出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资金和生产能力都过剩时，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理论依据;裴长洪(1998)、今村英明(1999)、周文明(1998、1999)等分析了中国吸引FDI存在的不利因素及导致FDI下降的原因。江小涓、荆林波(2000)通过比较研究认为，采用跨国并购方式是扭转引进FDI下降趋势的一大途经。井百祥、曹永峰(2001)，杨卫东(2001)，张广兴(2001)，郝红梅(2001)，卢荣忠(2001)对中国入世后对引进外资的发展及引资政变的变化进行分析，盛斌(2001)更对WTO规则进行了博弈论的经济学分析。

三、理论基础与计量模型建立

长期以来，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一般而言，经济开放主要有两方面:即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以及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

对于“进口贸易导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mechanisms)，已有文献大致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基于传统的贸易和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通过进口贸易可克服国内生产资源的供给约束，从而实现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同时，进口与出口的良性互动，能把一国资源导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专业化分工，最终促使生产率提高。二是根据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强调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进而最终导向经济增长。首先，一国将内含有先进技术的进口品投入到国内生产，可直接提高国内既有生产函数的效率。其次，通过进口贸易可扩大一国中间投入品的选择集，进而能促进一国的技术内生进步。再次，进口贸易是物化型技术外溢的一个主要渠道。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品、机器设备、仪器等给本国的技术模仿和“干中学”提供了便利机会，能产生较强的技术外溢。最后，进口贸易的竞争效应，即进口品给国内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将刺激进口国企业加强自主学习和创新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进而促使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关于经济开放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国际自由流动，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通过吸收FDI可加快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FDI是促进国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再次，FDI是技术知识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最后，FDI是导致技术革新的原动力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口额从1979年的242.9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113161.4亿元。同时，我国引进的FDI从绝对量上来讲也成绩斐然。截至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FDI累计达11769.8亿美元。逐年递增的进口及FDI的流入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原料、资金和技术的不足，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出口的迅速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我国1992～2011年的有关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际测算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变量的选取和样本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中国生产总值GDP(单位:亿美元)、中国进口总额(单位:亿美元)作为研究变量，由于在1978年到1992年间我国的GDP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呈稳定上升阶段，此时的商品进口额也呈缓慢上升期，然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观察讲话”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飞跃”时期，为了更好地分析并使拟合结果接近实际，我们选取了1992年至2011年年度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到变量的平稳性问题，将这些时间序列数据作对数变换，Y表示lnGDP、X1表示lnIM、X2表示ln(FDI)。(FDI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

(二)模型设计和稳定性检验

首先是建立模型。我们选取了最简单的线性模型:

其中GDPt表示中国当年的GDP，IMt为当年中国进口总额，FDIt为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εt为随机扰动项。

(三)回归分析及基本统计检验

1.回归分析

2.基本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可以看到两个结束变量前的参数分别为正的0.6139和0.5457说明进口与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经济意义相符。

(2)统计检验

①拟合优度检验:整体回归方程的调整后的R2达到了0.981092，说明总方差平方和的98.1%被样本回归直线所解释，只有2%没有被解释，因此样本回归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很高。

②F检验:

F统计量为439，F检验的P值为0，表明回归方程的总体线性显著成立，即中国GDP与进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通过F检验。

③t检验:

再看两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总体参数均显著不为0，模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t检验。

(四)统计检验

1.异方差检验—怀特检验

由于我们不知道异方差的类型，因此选用怀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　怀特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Obs* R-squared: nR2= 20* 0.248752= 4.975046＜χ20。1(5)= 9.24，或者看P值为0.289867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则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因此不存在异方差。

2.序列相关的检验

(1) D-W检验

回到上面的回归结果表，表上显示D-W值为1.212097，查表可得下限dL= 1.10上线dU= 1.54，因此模型的D-W值在dL～dU之间，所以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正自相关。

(2)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

BG检验(用LM检验)结果如下:

表2　滞后期为1的LM检验

则Obs* R-squared= nR2= 20* 0.106616= 2.13232＜χ20。0.05(1)= 3.84或者P值0.144222＞0.05，故随机扰动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表3　滞后期为2的LM检验

故随机扰动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随机扰动项也不存在三阶、四阶序列相关。

表4　滞后期为5的LM检验

(续表)

则nR2=20* 0.0.479059= 9.581171＞χ20。1(5)= 9.24或者P值0.088011＜0.1，故随机扰动项存在五阶序列相关。

3.序列相关性的修正

由上述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知，原模型存在随机扰动项的五阶序列相关，利用Cochrane-Orcutt迭代法消除序列相关，进而对原模型进行修正。

Cochrane-Orcutt迭代法

Eviews命令: Ls Y C X1 X2 AR(1) AR(2) AR(3) AR(4) AR(5)

则可得结果如下:

表5　Cochrane-Orcutt迭代法结果

(续表)

可见R2= 1，拟合优度非常高，且DW= 2.29863，查表可得下限dL= 1.10上限dU= 1.54，dU＜DW＜4－dU，根据判定区域知，这时表明随机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已经被消除。

四、结论

通过上述异方差检验序列相关检验以及序列相关的修正，我们的回归方程为: LnGDP=－1.063954+ 0.612506lnIM+ 0.510209lnFDI

因此说明，中国进口每增加1%，中国GDP增加0.6125%，而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GDP增长0.51%，可以看出中国进口以及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应该继续实行“引进来”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发展。

五、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认可，而进口的作用却往往受人怀疑。本文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且存在着十分稳定而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虽然这些年来我国进口贸易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进口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贸易方式结构仍不尽合理以及不必要的重复引进和盲目进口问题仍很突出，如石油、粮食进口等就常常会出现“买涨不买落”的怪现象。因此我国在制定进口战略时应本着讲求经济效益，促进科技进步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原则，根据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要求，做出适当的应对。首先，要掌握多边贸易规则，按国际通行规则运用关税、法律法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及技术措施调控进口。其次，要合理安排进口，进一步调整进口商品结构，重点进口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战略性储备的初级产品，注意保持适当的进口增长速度和规模，避免出现过度进口、设备重复引进等问题。再者，坚持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充分运用汇率杠杆调控进出口，避免造成价格扭曲。最后，要抓紧时间建立起一套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体系，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我国经济和政治利益。

在利用外资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结构调整，推进了国内市场走向统一。然而，外国投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外资来源单一、地区分布不均衡。投资主体主要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亚洲地区和国家。另外，由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由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地区推进的，再加上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大约有90%集中在东部地区，尤以长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及京、津、山东半岛为主;技术含量低，产业布局不合理。目前来看，第二产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其中以制造业，特别是加工业为主，占国内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80%以上。而外商投资多为中等技术，很多关键技术被保留。针对外国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入世后，FDI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政府应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以更好地吸收利用外资。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我国政府应当继续加强投资环境的改善，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提高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连续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承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贯彻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正面临调整。因此，应当清理、修改涉外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政策措施中有违世贸组织规定和我国对外承诺的部分，健全法制，优化法制环境，包括稳定的政策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的体制和优越的人才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大力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高效廉洁、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2.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促使更多的外商，特别是更多的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这样不但可使进入中国外资的质量和数量提高了，而且也可使外资所带来的技术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吸引外资必须以服从产业升级的需要为目的，应当适当限制一般技术产业的进入，鼓励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通过吸引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投资，提高投资质量。跨国公司往往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原则选择投资区位、进入方式和经营策略，而并不遵从东道国的政策导向和受资方的意愿。因此，在利用外资推进区域经济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研究和把握近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策略的变革动向，并结合中国入世后政策法规的新变化和国际资本的新走势，围绕提升环境竞争力来调整自身的投资促进政策，以拓展利用外资的空间。

3.尽快取消税收差异。目前，中国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除了给予外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优惠外，还享有免征部分税种、退税优待、低税率、减免税等优惠措施。此外，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税前成本、费用扣除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使得外资企业在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方面口径较窄。中国应尽快改变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措施，变追求外资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为追求产业质量的效益型开放模式。随着中国加入WTO，税收优惠的重点应转移到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优先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和关系到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上。

4.利用外资发展现代服务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将大大提高，外商在我国服务业中的投资将会持续和较大幅度的增长。我国应注重配套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培育具有活力的产业群集，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包括供应商、现代物流配送、连锁经营、中介服务及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配套支持体系的产业群集，在技术密集的经济活动中作用日益显著，这种产业链完整、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对于追求效率的投资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引进外资可以促进我国对商业流通网络进行大规模改造，发展电子商务和连锁经营。另外，我国将对金融、保险、电信、证券业等逐渐扩大开放，外资正在积极投资于中国服务业。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服务业，将促进中国服务市场与国际服务市场的一体化。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而且有利于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带动这些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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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原始数据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