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我国就业辅导的历史与现状
一、就业辅导在国内的发展综述
职业辅导在国内的开展并不是很晚,甚至可以说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民国初期,受西方职业指导运动的影响和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作用,一大批爱国教育家和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倡导了职业指导,旨在沟通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解决数以万计的学生毕业后的生计问题。这期间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代表的一些进步组织对职业指导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开展了职业指导工作,特别是美国,自1908年弗兰克·帕森斯在波士顿市建立职业局从事职业咨询服务工作后,纽约、芝加哥、西雅图、底特律等重要城市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指导活动。与此同时,在中国,肇始于清末的“实业救国”思潮至民国成立后更加高涨。不仅多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实业教育有了更大进步,而且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客观上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不仅企业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其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迅速发展的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育适应社会时势的需要,培养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实用技术人才,如技术工人、企业管理人员等。因而从民国成立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十多年间,国内一大批爱国的教育家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竭力倡导职业教育,使得职业教育在当时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而在这场教育思潮和运动中,职业指导的宣传与实践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由于民国肇始,教育发展在程度上还不甚发达,所以职业指导的主要着重点一是社会职业指导,一是面向中等学校毕业生。
据统计,1912年,全国有中学500所,学生数59971人,至1915年,中学增至803所,学生数增至87929人。然而,高等学校并没有与数量增长迅速的中学同步发展。据统计,1916年上半年,全国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的公私立大学仅10所,学生4589人;专科学校(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各种专门学校)计76所(公立55所,私立21所),学生数15795人。由于不少私立大学、私立专门学校和大量法政专门学校的招生资格在中学以下,所以,使得以普通教育为原则、以预备升学为目的的中学毕业生能升学者仅及十分之一。[13]加之,在升学教育的宗旨指导下,中学以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于练习技能少有注意,也很自然地使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多无事可就。另一方面,民国初年,教育部曾颁布了《实业学校令》 《实业学校规程》等有关规范、指导实业教育的法令,规定通过由清末脱胎换骨而来的少量实业专门学校和大力创设中等程度的甲种实业学校和初等程度的乙种实业学校来加速实业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还通过派遣实业留学生和在一些大学附设农、工、商等实业专科来培养高级实业人才。应该说,较之清末,实业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至1915年,全国甲种实业学校为94所,在校生12561人,毕业生2350人;乙种实业学校230所,在校生9021人,毕业生1255人;女子职业学校14所,在校生1169人,毕业生364人。而实际上,如此发展规模的实业教育,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而言,如“太仓一粟,大海一滴”,远远不能满足在民国初期“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全国举办实业、振兴工商的要求。不仅如此,就实业学校本身来说,由于经费缺乏,设备简陋,师资水平低下,致使教学中多偏重于书本知识而实习活动极少,实际上多有“不实”。加之,当时实业学校与实业界缺乏联络,即便是数量有限的毕业生,也常常“途塞”,闲居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戏称实业学校为“失业学校”。故而,一方面是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对大批技术工人和专业管理人才的需求,一方面却是大批毕业生(特别是中学毕业生)毕业后或赋闲于乡里,或游荡于大城市的窘状;况且,无论从实业学校(实业科)的数量上来说,还是就其所培养出的学生质量而言,均远远不能满足或适应实业发展的需求。凡此种种,均表明学校办学宗旨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换言之,也即教育与职业(生计)不能相宜。随着国内一批爱国的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对通过发展职业教育以解决教育与社会相脱节问题的鼓吹与倡导,随着一批对美国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深谙和对中国教育弊端有相当认识的留美学生相继回国,他们对美国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宣传与颂扬,引进西方职业指导理论,借鉴西方国家通过开展职业指导以解决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社会问题的呼声日益强烈,终于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职业教育思潮与运动的日益高涨,旨在沟通学校与社会、教育与职业(生计)的职业指导活动也终于在中国大地兴起并蓬勃发展。
1916年,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曾邀请实业界和教育界专家、名人到校作职业演讲,并对学生的职业倾向进行调查,以指导学生升学与择业,这一举动标志着职业指导在中国大学的滥觞。1917年,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宗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更是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失业与生计问题,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目标,必须开展职业指导。然而,鉴于职业指导在中国实乃“新生事物”,人们对它的含义、内容、作用乃至意义均缺乏必要的认识,故而,1919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于其机关刊物—— 《教育与职业》第15期,特辟“职业指导专号”。 “专号”共计刊有七篇有关职业指导方面的论文,分别阐述了职业指导的目的、内容、意义、作用以及实施方法等,并介绍了美国职业指导的先进机构——波士顿职业局和波士顿大学职业指导科的概况。与此同时,职教社的主要领导人及其有关专家黄炎培、刘湛恩等还多次深入江浙一带的一些主要大学及中等学校,进行有关职业指导的理论演讲。所有这些,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职业指导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为从实践上开展职业指导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不仅仅对职业指导进行理论宣传和舆论鼓动,1920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还专门成立职业指导部,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本地重要职业;调查各学校将毕业学生的年龄、体力、学业、品性、能力及其志愿(职业);征集各实业家对于聘用(时称雇用)毕业生的必要条件;本地各学校学生毕业前夕,由社内派员前往讲演有关选择职业的要点;介绍毕业生转入相当的学校等等。在委员们的通力领导下,职业指导部一方面对上海等地的职业种类、一些重要学校毕业生的基本情况作了一定的调查,组织专门人员到一些学校向毕业生讲解选择职业的要点;另一方面派人赴欧洲一些国家考察国外职业指导状况,以资借鉴。就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职业指导如火如荼之际,全国最大的一个民间教育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响应、配合职教社开展了对职业指导的倡导。1924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发起全国性的“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由职业指导委员会负责以上海、南京、济南为主要地点开展,选择上海私立澄衷中学、青年会中学、浦东中学,南京的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济南的正谊中学,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进行试验。由这些学校聘请热心于职业指导工作的教职员组成本校的职业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本校推行职业指导的要点与方法,以丰富学生选择职业的观念,并引起教育界对职业指导的重视和促使职业界对青年择业的关注。除力行“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其附设的学校——中华职业学校设立职业指导委员会,负责开展职业指导工作。在该校开设的择业预备科中,特以各重要职业的内容并参考欧美要籍编成各业“讲义”,“分门讲授,俾学生预知各业之情形,就其性情、志愿及学力,以选择相当之职业”。不仅如此,学校还试行职业谈话,兼请实业界、教育界的有关专家、学者轮流到校讲演各业情形及其所必需的行为、品性等要求。
在民国年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可谓倡导、实施职业指导最主要的机构,除中华职业教育社外,全国青年协会和清华学校在职业指导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全国青年协会为服务于社会事业的重要机关,在其所推行的各项工作中,职业指导是最具成绩的一个方面。 “民国”五年(1916年),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为了指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曾邀请梁启超、伍朝枢、王正廷等社会名流赴校演讲,并让学生填写个人志愿,作为确定选科的依据,开近代中国职业指导之先河。1917年2月,周诒春对毕业生作《择业问题》演讲,提出“择业不当贪货利、骛虚名,更不可拘于时世之盲论及父母亲友之成见,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及能造福于人类为权衡”。而作为一所留学美国预备机构的清华学校,为了指导学生赴美选校、选科以及清华留学生毕业回国后的择业,在1923~1924年间,在校长曹云祥和该校职业与统计委员会委员长庄泽宣的领导下,通过编写美国各大学情况表,调查国内职业界及清华回国留学生在职业界的任职情况,以及组织实业界、教育界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到校作有关职业指导的演说等形式,也开展了近一年的职业指导活动,它和全国青年协会所推行的职业指导一起,对当时全国性的职业指导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与职业》杂志第100期上《十年来中国之职业指导》一文曾自豪地这样写道,职业指导“倡导最先最力者,在学校为北京清华学校;在研究机关为本社。”[14]
1949年以后,与我国经济运行模式一样,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模式的演变轨迹也是一个由计划到市场的演变过程,期间不论是社会职业辅导或者是学校职业辅导也都经历了一个从变异到重生的过程,有研究者把这个过程划分为计划期、过渡期和市场期三个阶段。[15]
计划期时间跨度大致是1950年~1989年。在此期间,我国对人力资源基本上采取行政配置的方式,否定市场的存在,排斥市场的作用。劳动者到了一定的年龄由国家统包统配。企业用人的数量和质量,依据指令性计划,由国家分派。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用人完全由企业以外的政府决定,而不由企业内部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内生地决定。人力资源供给方完全没有自主择业权,劳动者不能根据自己的人格特点和能力特点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就业部门和岗位,这种劳动力的统一招收和统一调配制度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区分开来,将农村劳动力置于就业范围之外,劳动力市场被二元化了。与此相适应的是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施行指令性的“分配制度”。这样,昔日着眼于个性发展的职业辅导工作就转化为思想政治工作,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 “文革”期间,其控制程度进一步加深。从1976年开始,统一计划分配体制重新恢复,学生的择业自由有了些许松动。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过渡期的时间跨度大致是1989~2001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劳动者个人劳动自由的控制有了一定的松动。到1996年底,我国已建立职业介绍机构3.1万所,1996年全年,为就业者提供就业方面的服务1500万人次,其中介绍890万人次就业,当年,全国有就业培训机构2850所,1996年就业人员接受培训的比重达74%。[16]1989年初,国务院批转了《高等学校毕业分配改革方案》,目标是将毕业生高度计划的分配就业制度过渡到社会选择就业制度,毕业生就业环节开始引入市场机制,统包统分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开始过渡到自主择业的就业体制,职业辅导的必要性渐趋凸显,特别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对于大学生职业辅导的需求渐趋突出,其真正内涵也有一定回归。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从毕业生就业理念、毕业生就业管理体制等作出了指导性建议与意见。 《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毕业生就业市场化的到来。从毕业生就业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终究要纳入市场轨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毕业生就业是初次就业,时间性强,群体性突出,是就业群体中极其敏感的群体,所以,时代呼唤高质量、专业化的职业辅导工作。
二、国内职业辅导的政府推进历程
职业辅导在国内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极其明确的特征:一是在1949年以前,由于国内局势动荡,真正有成效的职业辅导集中体现在民间团体的工作上;二是在1949年以后,几乎全部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具有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模式下,任何一个社会行动,要造成具有全局意义上的影响和效果,没有政府的主导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社会团体,是近代中国职业指导运动工作最卓越的推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针对当时中国教育与职业不相适应,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曾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口号,把“沟通教育与职业”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中华职教社还于1930年9月发起成立了全国职业指导机关联合会,并于同年12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专业性职业指导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职业指导活动。中华职教社除了单独举行职业指导活动外,还与其他团体合作,共同进行职业指导活动。中华职教社作为面向社会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己任的团体,职业指导始终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职业指导方面做出了任何机构都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指导运动的中坚力量,它是以一个民间社团的身份去推动职业指导的,同时代其他发起职业指导的社团,如青年会等,也都是民间团体,即便后来出现专门办理职业指导工作的职业指导所,也属于民间团体的性质,如上海职业指导所由职教社成立,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公益团体,南京职业指导所由中华职教社与南京青年会合组,抗战中重庆职业指导所亦由中华职教社与当地青年会创办,性质与上海基本一致。南京职业指导所、重庆职业指导所分别位于当时中国的首都、陪都,首都、陪都尚且如此,其他一些城市的职业指导所更可以想象了。1930年9月,全国职业指导机关联合会成立,但它仍是一个民间社团的联合,所以职业指导工作举步维艰。而由中华职教社成立的上海职业指导所,“自1927年9月成立到1934年4月,登记谋业者共20880人以上,其中介绍就业成功者仅2600多人,约占十分之一强”,[17]职业介绍成功率十分低下。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因为经济不景气,在当时谋一份职业确实不易。另一方面,在缺乏政府深度参与的情况下,近代中国的就业问题远非中华职教社与上海职业指导所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的。甚至到了后期,中国的职业指导运动还面临着停滞和倒退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上有人著文哀叹道,“职业指导施行了十余年,可说无多大成效可言。最近几年且有若干学校取消了职业指导部的组织,若干县市职业指导所已无形停顿,职业指导可说无进步可言。 ”作者列举中国职业指导停滞的原因就包括资金的缺乏和政府的无所作为,并指出,政府“如果只有文字的通令,口头的提倡,(职业指导)效果极为微渺。 ”
在这个期间,由于政局不稳,政府主导的力量显得分外薄弱。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日趋严重的社会失业问题,教育部门吸纳大批进步教育家的意见与建议,将职业指导工作视作解决失业问题和发展国民生计的重要手段。1928年5月,在大学院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解决大批青年学生的失业问题,必须积极开展职业指导,使学生学会求职的方法,并获得适宜的职业。会议通过了《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励行职业指导案》,该案不仅要求各级学校在学生修业期最后一个学年中应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并在全国各大学及中学应设职业指导部,而且决定由大学院拟定程序,会同有关各部,通令各省设立职业指导所。1930年9月,全国职业指导机关联合会成立,它以研究各机关共同的职业指导问题为宗旨,旨在推动职业指导在全国的扩展。1933年7月,教育部又颁布了《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令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组织其所属小学从五年级起,初中、高中分别从二年级起实施升学及职业指导,并详细规定了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中、小学实施升学及职业指导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大纲的颁布,标志着职业指导工作开始走向法定化和制度化的阶段。1935年11月,教育部又专门制定颁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设置职业指导组暂行办法》,责令“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应斟酌实际需要情形,设置职业指导组”,[18]并详细规定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所设职业指导组的组织机构、工作范围及工作手续等事宜。此后,职业指导工作逐渐受到社会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各地职业指导机构和职业指导团体迅速增多,职业指导的理论研究范围不断拓宽,实践领域日益广泛,职业心理测验得到加强,职业指导工作向着更加社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职业指导工作被迫转移到抗战所需要的人才问题和战争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上。
1938年10月,由教育部主持,教育、经济、内政、军政、财政、交通六部与航空委员会联合组成了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12月,委员会设立专门技术工作咨询处,专事调查统计各项技术人才,介绍职业,并据调查结果制定各大学、专科学校与职业学校设科的计划,分派毕业生到各用人单位工作。继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也设立了地方的建教合作委员会,协助政府推行建教合作事宜。 1940年,国民政府社会部又特设职业介绍部,负责全国职业介绍事务。该部成立后,不仅在重庆设立了职业介绍所,而且在贵阳、西安、桂林、衡阳、内江、遵义等设有社会服务处的城市设立职业介绍组,并制作职业统计表(卡)60余种,分发各地以供职业指导所使用。随后广东、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也先后设立了职业介绍所(组)。 1942年6月,社会部颁布了《私立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和《私立职业介绍所登记规则》,规定全国私立职业介绍机关的设置与撤销,须向所在地社会局登记备案,并受其指导与监督。可见,当时职业指导工作主要是进行职业介绍。对于学校的职业指导,在抗战时期,虽然也曾订定《国立中学及中等学班实施升学与职业指导办法要点》,令各校、班组织职业指导委员会,指定负责人员,制定指导计划,并要求对历届毕业学生按照教育部所定升入高中、大学及学习师范、职业的比额,分别指导升学与就业。然而,由于战争对学校的巨大影响,加之百业凋敝,这些规定无疑于一纸空文,在抗战期间,学校的职业指导工作与其他有关职业指导工作一样,均没有显著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职业教育受到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重视。当时,社会部除继续在重庆办理职业介绍所外,又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了职业介绍所,以加强职业介绍,并注重职业训练和就业辅导。其中天津职业介绍所仅1947年就接待求职者9631人,并举办了3期会计职业训练班,前后接受训练者达数百人。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由于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分布不平衡,近代职业指导活动的分布也很不平衡。抗战前,职业指导运动主要局限于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的广大内地除个别城市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职业指导所是后期专业性的职业指导组织,在《上海职业指导所宣言》中,中华职教社一方面承认职业指导“实地进行之机关,尤切需要”。但是以民间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遍设职业指导所显然不可能,所以在“能力虽薄,愿望实宏”的情况下,只能“爰就上海方面,先设一职业指导所,以为指导青年选择职业与介绍职业之机关……他日徐图推行于全国,以期普及”。在中华职教社和上海职业指导所的影响下,抗战前南京、苏州、嘉定、广州等地虽然都先后建立了职业指导所,但是从分布上来看,它们主要是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较大城市。抗战爆发后,虽因中华职教社的内迁,职教社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也建立了职业指导所,但职业指导活动仍囿于陪都、省会这样的少数几个大城市。职业指导所是职业指导的推进机关,职业指导所分布上的局限势必影响到职业指导活动的影响范围。
近代中国职业指导活动范围上的局限,还表现在它受战争的影响,随着职业指导推动组织的活动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抗战以前,中国职业指导活动主要局限于东部沿海一带,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华职教社等团体的内迁,加之战争的影响,沿海地区的职业指导运动受到极大冲击,大多数地方职业指导活动陷于停滞,而内地重庆、昆明等地的职业指导活动却因此而发展起来,建立起了职业指导所这样的组织,职业指导活动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抗战后,随着中华职教社总部重返上海,上海职业指导所的重建,沿海地区的职业指导活动又重新兴盛,而重庆、昆明等地的职业指导所则陷入了困境,先后关停。西部地区的职业指导活动发生停滞和倒退,战前职业指导活动东强西弱的态势重新呈现。
综上可见,在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兴起和发展,对沟通教育与就业,加强教育界与职业界的联系,乃至职业指导理论的建立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发展落后,使得许多爱国教育家和先进知识分子所梦想的通过职业教育、职业指导等来改造生计,进而改造社会的愿望也最终没能实现。
三、我国高校职业辅导的框架体系构想
近几年来,大学生的职业辅导工作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许多高校开始了相关的尝试。然而,由于认识和实践中的一些误区,职业辅导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反观我国的现状和问题,分析比较欧美国家的发展,我们发现,尽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国策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仍可以从欧美国家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以生涯辅导理念全面、科学地认识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建立专业化的队伍。
目前,我国各类高校都已认识到了就业指导教育的重要性,但多数高校还停留在“人的职业选择是一次完成”的预定观念,就业指导往往只是关注学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主要针对当年毕业生的择业需要而展开,具体实施就业指导的时间基本上限于大学生毕业阶段,似乎与就业相关的事宜都是和应届毕业生相关的。在这样一种重就业结果的观念指引下,就业指导被窄化为“信息咨询”或“求职训练”。而欧美国家就业指导用发展的职业观取代了静止的职业观,由注重早期的职业发展向注重终生职业发展过渡,重视求职者内在的心理需要,重视学生的成长过程,其服务对象也已往前拓展到为所有在校学生服务,还往后延伸到为毕业数年之内的毕业生服务。它提示我们,并非只有毕业生才有必要接受就业教育,就业指导不是仅仅面向毕业生的工作。应确立生涯辅导的理念,更加注重人自身的发展需要、内心的发展状况,变单向的指导、训练为双向的交流、沟通过程,使就业指导成为帮助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社会职业需要,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全面、迅速、有效地和工作岗位结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活动。
在此基础上,必须建立专业化的辅导人员队伍。美国、加拿大等国高校学生职业生涯指导队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专业化、粗放式运作是我国高校职业辅导师资队伍的特点。我国高校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师资来源杂,数量不足。在一些办学条件较差的专科和民办高校,为了节省经费,常常聘请一些退休人员担任学生的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从事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工作的人员不仅数量少、年龄也偏大。由于高校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工作岗位没有严格的准入制度,相当多的院校配备的专职人员是非专业化的,工作人员有的是从行政岗位转来,有的是从辅导员岗位转来,有的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昨天自己还在找工作,今天转眼就指导别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发展教育师资缺乏本专业所需的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能。
2.构建将研究、指导、服务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全方位工作体系,制定规范化的专业人员标准。
虽然多数高校设立了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但当前多数高校就业指导的内容多停留在就业形势的一般介绍、就业政策及规定的阐释和就业技巧的简单讲解,局限于提供政策法规、职业信息、求职技巧、组织招聘活动等应急性指导,务虚多、务实少,知识介绍多、能力培养少。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我们要在研究职业指导理论和大学生心理特点上多下工夫,并要强化服务意识,着力做好基础工作,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向,筹建职业指导专门资料室,对学生全面开放;建立学生志愿、求职意向档案,对学生求职疑难提供咨询,根据其自身条件和愿望予以引导。同时,加强对就业市场和学生就业素质的研究,进行相关行业的人才预测和毕业生就业后的追踪调查,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就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录用单位对大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学生对职业指导服务的意见和建议等问题加以调查和研究,建立起动态的反馈和循环系统,并以此来改善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这样,将研究、指导、服务三大功能融为一体,才能提供“量体裁衣”式的职业指导与生涯辅导。
在此基础上,要研究制定规范化专业标准。美国是全世界最早出现职业指导员的国家,至今已经有近百年历史。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是美国的一大特色。在美国,所有的职业指导人员接受的职业指导培训都是作为他们毕业内容中指导方面的必修课程,学校的所有职业指导员都接受职业指导的培训。还有州、地区、国家不同水平的其他培训课程。这种培训控制着职业指导咨询培训的质量。职业咨询教育项目委员会和职业咨询及有关教育项目的协会也有权决定职业咨询的培训是否合格。总的来说,美国开设有专门的职业咨询师专业,并设立了完整的考核认证体系,职业指导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在高校从事学生就业指导的人员除了以上的标准外,还需要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教育学知识,熟悉学生事务工作。因此,规范化、标准化己成为美国高校就业指导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基石。
高校职业辅导专业化建设应首先从制订专业化标准开始。我国开展职业指导岗位证书培训工作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国家培养了一批职业指导专职人员,为求职人员提供了职业生涯指导与咨询。但是,从目前的岗位准入条件来看还很低,对于从事崇高和复杂的职业指导与咨询的任务来讲还有很大的差距。高校职业咨询师的职业准入条件比职业指导师的要求高,但是,目前两者同样缺少职业岗位所必需的知识、能力等专业化标准。美国职业咨询协会对职业咨询人员的职业咨询知识和能力等都有详尽的专业标准,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同时根据我国的国情,将其本土化,构建我国高校职业咨询人员的专业化标准,并根据专业化标准,进行学科开发和教材建设,真正培养一支专业化的大学生职业辅导人员队伍。同时,建立行业协会,制订岗位准入条件,对现有的从业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培训,提升其从业能力;加强就业指导理论探索和课程体系建设,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道路。
3.将职业生涯规划作为就业指导的核心内容贯穿学生学习生活的全过程。
从职业生涯辅导的更高层面来看待就业指导,其任务主要是择业观和从业观的全面培育,兼及就业心理、求职技巧的指导。它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依靠突击一段时间的“速成教育”来完成,应是一个贯穿学生学习生活全过程的辅导,渗透职业意识培养、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角色技能发展的生涯规划是其中的主线。首先,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要按照“宽专业、厚基础、高素质、善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根据人才需求变化,实施大学生的通才教育并及时加强针对性的专业教学。坚持以培养学生为指导思想,在文理科方面给学生以宽广的基础教育,同时注重文理交叉、学科渗透,给大学生一种选择职业的灵活性,为学生“从事任何一种职业”做准备。同时,还应注重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其次,要按照生涯辅导的序列组织就业指导课程体系。从学生一踏入大学校门就应引导其开始职业生涯规划,为自己的发展设定长远目标,并在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下规划好大学生涯,制订大学生活的短期目标。在随后的学习生活中,还要根据影响职业生涯发展因素的变化,安排相应的课程,不断引导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评估与修订。如,一年级可进行专业前景及就业前景介绍,让学生自己对未来有个定位,确定自己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和突破;二年级侧重职业选择前的必要素质准备,进入某种职业有什么门槛,需要哪些技能证书,为学生的考研或求职提供意向性的建议;三四年级主要进行心理方面规划教育,进行职业选择前的心态准备。第三,要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辅导。每个人心中个人能力、动机、需要、价值观和态度等相互作用和逐步整合的结果不尽相同,用美国E.H.施恩教授的理论理解就是占主要地位的“职业锚(Career Anchor)”因人而异。为此,在就业辅导方式上,要借鉴欧美国家灵活多样的形式,除以讲座方式对全体学生进行就业辅导外,还要提供有针对性的个别咨询和辅导。学生可预约与辅导教师面谈,或通过网络把自己的求职信、履历表等资料上传给辅导老师以获得具体细致的指导。欧美发达国家高校职业指导工作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我国高校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是一项新兴事业,在汲取精华、洋为中用的基础上,还须不断改进、优化我国高校职业指导教学模式,才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职业指导模式,引领学生走向合适的工作岗位,走向幸福的人生。
4.加紧学科建设,为培养专业化的职业辅导队伍奠定根本基础。
美国等国家设置职业咨询专业,开设职业咨询理论、职业评估、资源与项目发展、组织行为与管理、职业发展、统计学、咨询与指导基础课。青少年发展高级研究学科,为每个学科确定学分,要求达到规定学分才能毕业,从而提高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师资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能力,培养和输送在教育界、商界、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从事就业咨询和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效开展职业咨询与指导工作。
我国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师资队伍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高等教育改革而产生,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而发展。这支队伍素质高低将对大学毕业生职业发展和就业状况的影响巨大,并将会影响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
大学生就业辅导人员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一种职业是人人可以担任的,则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同样在高校,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岗位没有准入条件,师资队伍不具有专业化,这支队伍在高校中就没有地位,其工作价值就得不到认可,久而久之队伍成员人心涣散,工作质量不高、成效不大。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对大学生就业辅导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足的经费、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和精细化的分工和服务,是国外高校学生职业生涯指导队伍的显著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师资队伍从无到有,发展形势喜人,但是经费不足、人员配备还不齐,人员素质、队伍整体力量等方面都较弱;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师资队伍非专业化、工作还处于粗放阶段。我国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师资队伍只有走专业化的道路,才能提升工作水平和质量,才能赢得广大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才能减少人才的浪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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