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学习核心的辅导过程

第二节　基于学习核心的辅导过程

专业化的高校职业辅导体系建设的主要落脚点应是什么？这是每一个研究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高校职业辅导专业化目标的核心所在。在诸多的职业辅导教材中，似乎都着重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探知与社会、职业认识，把这些问题作为了职业辅导的最终着力点。但是，在校大学生毕竟不同于已经走上职业岗位的工作者，说到底对他们的职业辅导仅仅是为了职业准备而已。毫无疑问，大学生是“以学为主”的，林林总总的“职业辅导”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到大学过程的学会学习、学习什么、如何选择，激发其学习动力与学习策略上来，这才是面对大学生的职业辅导的核心所在。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个矛盾

基于“学习核心”的职业辅导过程源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两个深刻矛盾。在过去，我国高等院校的办学目标与国家、社会的需求以及学生的求学目标基本一致，因此，高等院校的定位是相对统一的，或者说是一元化的。这从当时各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对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描述就可以看出。这些描述可以用一个通用的句式——比如说“培养××专业领域内的高级专门人才”——来统一。这当然是精英教育的必然，因为在大学生作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高校的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学术精英和科研领军人物，这个目标无疑是国家的期望，也是社会各部门的急需，而且也与学生求学深造的目标完全吻合。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时代迈进，上述目标的一致性已被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深刻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国家对创新型杰出人才的需求与社会对大学人才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确实需要大量创新型的高级专门人才，它必然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目标，然而，目前各社会组织、企业以及政府机构更大量需要的是能承担具体工作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技能专门人才”。在传统上，我国高等院校的培养规格偏向所谓的“高级专门人才”，其实就是指的某一领域的学术精英和科研领军人物，走的都是所谓“学术型”道路，而培养这类规格人才的课程体系与培养“应用型”专职人才的课程体系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人才市场上才发出了“本科生不实用”“专科不专”的叹息。目前我国高规格的学术型人才尽管是国家必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供大于求。因此，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许多地方本科院校纷纷调整自己的课程设置，加强实践训练，大幅度削减基础理论课而增加实务性课程，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普通本科院校在培养规格的定位上至少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一个是以培养学术精英和科研领军人物为目标，一个是以培养普适性的职业化人才为目标。

国际上高等教育的特点就是强化分类指导，培养规格层次十分明晰，不同的高校分别以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职业教育为定位目标。但在实质上，这与来源于欧洲的双轨制教育传统有关。所谓双轨制教育传统，就是20世纪以前的欧洲，各级教育实行两种升学轨道：一种是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终极目标的比较完整的文法学校教育到大学教育；另一种是以培养专门职业人员为终极目标的技术学校到技术学院的路径。双轨制的实质，是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家庭状况、发展能力和未来人生设计，选择不同的升学道路，从而也确定了不同的人生定位。尽管现在西方在形式上已普遍废除了双轨制，但这个传统使西方的学生很早就学会了自我人生设计，对未来的求学道路有了明确的定位。同时，西方的高校招生一般不实行严格的全国统一考试，而是注重高校招生的自主权。高校根据自己的教学定位选择合适的学生，而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定位选择合适的学校，形成一种双向选择的良性互动。因此，学生入校后一般不会同学校既定的培养规格相冲突。但是，我国的情况与西方迥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制度，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极为有限。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平等，使学生超越家庭、地位等各种界限，处于同一的升学轨道上，特别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和观念，使学生和家长认为个人的人生设计与统一的升学制度是相匹配的。学生只根据统一的高考分数选择高校，而这些与自身的个性发展无关。高校也只能根据高考分数选择学生，而无法做出因材施教的规划。既然学校与考生不能形成双向选择，势必使学生在入校后发觉自己的人生设计与高校的既定培养规格产生冲突，使得我国大学生的职业辅导对象有着与国外大学生巨大的背景差异以及更为迫切的需求。

第二个矛盾，大学生的人生自我设计的多元化与高等院校培养规格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上面我们已经论及，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双轨制传统不同，我国的升学体制一直是以公平考试为标榜的。也就是说，我国学生对更高一级学校的选择，是依据自己在规定考试中获得的成绩，而不是根据自己家庭、经济能力的判断而做出的未来人生选择。在过去的精英教育时代，由于大学不收学费，学生毕业包分配，以及大学生作为稀缺资源的荣耀，使得上大学对于任何家庭出身的人都是一个最佳人生选择：那就是上大学，当干部，成栋梁。大学生的人生选择目标是单纯的，高等院校培养规格也是单一的。但是，在大众化教育时期，一切都发生了变革。学校收费了，这迫使许多学生及其家庭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的兑现问题；学生自主择业了，不同的工作机会也迫使学生做出不同的人生期望；大学生不再是稀缺资源了，大多数学生也不可能把自己定位在社会高端了。于是，学生的求学目的多元化了，有的学生依然想着继续读研深造，成为学术精英；有的就是想出国见见世面；有的就是想读个好专业，将来发大财；而更多的则想得很实际，就是尽快学会一技之长，毕业后好养家糊口。由此可见，一所大学，并不能简单地把自己的培养规格单一地定位在“培养创新人才”这样一个高端而笼统的目标上，而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形成多层次的培养规格。除非我国的高考制度做出根本改革，除非我国高校完全进行自主招生，否则，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止符合入学标准而有不同求学目的的学生进入自己的校门。

那么，如何保障一个多层次的培养规格的实施？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一种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机制，而培养这种自主学习的最佳道路，就寄希望于职业辅导。

二、就业辅导的关键在于建立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既然我国实行的是以统一考试的分数高低来决定择校优先权的招生制度，那么，对中等教育而言，其根本任务就必然是提高学生在统一考试中的应试能力，而无暇顾及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更谈不上在中等教育过程中顾及学生未来的个性化人生设计。对参加高考的中学生而言，其明确的人生设计也只有一个短暂的统一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考上一所“好大学”。至于考上大学以后自己该怎样发展，考生们是无暇也不必考虑的。

于是，在整个高考和择校过程中，高考分数成为决定一切的准则：学生选择怎样的学校，选择怎样的专业，完全听凭自己的高考分数而不是个人的兴趣以及特长。他们是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推进大学校门的。直到进入大学校门之后，面临既定的选择事实，学生们才重新正视和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机遇和人生设计，于是就出现了普遍存在的“大一困境”——许多大一新生失去了高中时的学习热情，而学习热情的丧失主要源于学习目标的丧失，绝大多数大一新生都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将来能找什么样的工作，我目前学的这些东西对将来找工作有用吗？这种情况目前表现出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很多大一学生课余时沉溺在网络、电游之中，校园中酗酒、恋爱、同居之风盛行。学生对基础理论课程不感兴趣，而热衷于那些实务型课程。这样一来，本是处于相同分数段的优秀学生在进入同一所高校后，迅速产生了急剧的分化，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专业的重新认知。目前，高考考生对专业的选择，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个是所谓的“职业光环”，即依据某种职业的辉煌程度来判定相关专业的价值。比如，处于对法官和成功律师的崇拜导致了法学热；处于对金融家成功的认识导致了金融学热。另一个影响是来自中学的老师和家长的观点，这些长者依据自己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经验给现今考生的专业选择下断语，显然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判断。因此，一些热门专业就出现了共振般地报考扎堆现象，报考的人数越来越多，录取的分数线也越来越高。这实际上是一种从众或盲从导致的结果，而非人才市场自然调节的结果。于是就会出现报考的热门专业排行榜与专业就业率的排行榜的名次恰恰相反的奇特现象。当考生进入大学后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当初高考时所想像的完全不同时，考分高的同学对自己选择的心有不甘，考分低的同学对自己无奈被分配的专业也不满意。校园里希望转专业的呼声很高，而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对转专业的限制又十分严格。大一新生由此而形成的心理困惑就不奇怪了。

其次是人生设计的重新定位。我们已经谈到，目前我国考生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设计主要限于考分高低，高考的唯一目标就是考更高的分数，上更好的学校。至于这个学校的学术风尚、培养规格以及课程设置是否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发展，考生们是不予考虑的。而只有在进入学校之后，才会发现自己面临一种新的选择。尤其是对高水平大学而言，其培养规格的设计主要针对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拔尖人才，而忽略学生普通的职业化出路。但问题是，目前我国进入高水平大学的大多数学子，恰恰是带着改变家庭困境而发奋读书的动力取得高分的考生。他们也许有远大的抱负，也有发展的良好资质，但家庭和生存的压力往往使他们更想早点找一份职业，摆脱经济困境。因此，如果高水平大学坚持培养规格的单一化，那么，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要么继续忍辱负重，继续借债贷款，考研读博，熬到一步登天的那一日；要么就游离于学校培养计划之外，混完四年大学生活，在社会上随便找个职位。这无疑是对高水平大学办学资源的浪费，也是对这些学生的不公。

最后是对学习内容需求的改变。职业人生设计的重新定位必然带来对学习内容需求的改变，多元化的人生设计也必然带来多元化的课程需求。而单一的培养规格必然带来单一的课程体系，如果学生要屈服这样的课程体系，就势必与自己的课程需求相矛盾。在过去，我们试图通过辅修专业的开设或第二学位的设置来缓解这个矛盾，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辅修专业或第二学位的设置也是在同样培养目标的指导思想下设置的，而且也只适合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要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多元化个性需求，就必须改变高校制定单一培养规格的传统思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培养规格都只作了单一的规定，而且普遍都把人才培养的层次定得过高。可以说，这些培养方案的制定，仅仅考虑了学校的发展目标，而没有考虑学生学习目的多元化的现实。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学生强行纳入一个单一化的培养规格中，因为我们已不能像过去那样给学生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单一化的就业出路。因此，高等院校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必须同时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一个是学生的人生自我设计定位。这样，一个学校的培养规格至少要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培养符合学校未来发展目标的高层次的科技拔尖人才，另一个就是培养符合社会多元化职业需求的普适性专业人才。与这样多层次的培养规格相配套，学校的课程体系设置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既要有一套符合高校未来高水平发展培养目标，以坚实和深厚的基础理论课程为核心的课程模块，也要有能提供学生进行多元化选择的，符合目前人才市场需求的个性化选修课程模块。普通教育课程与职业辅导课程体系应当并行不悖。要保证多元化的课程体系能够实施，还必须建立一套学生自主学习的保障机制。在单一化培养规格的指导下，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固定学制，实行统一的学习进程，统一的实习计划，统一的班级管理，而自由的专业选择和自主的学习进程设计几乎不可能。专业选择实际上成了职业选择，选修课实际上也成了限选课，课程体系的多元化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职业辅导原则的介入下，推行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原则的选课制。所谓选课制的基本含义就是：在学校设定的课程体系中，包含多种适合不同学生职业发展目标的课程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人生设计和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选择自己修习的模块。这里面尤其应当注意得是，在课程的设计中，应当考虑到学生对自己的职业人生设计是随着学习进程而变动的，同时也是随着学习的深入而逐渐清晰的。因此，适应选课制的课程模块不应是矩阵式的板块，而是一种树状的网络。它应当符合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一定学科大类的学生在大学的最初学习阶段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主干课程，这使他们能在最初阶段完成后，能够初步确立自己的专业选择方向，而专业的重新选择不会因为最初课程修习的不同对今后的学习产生影响。

其次，在选择专业后的第二学习阶段，相同专业的学生应当受到比较宽厚的专业基础知识训练，从而为学生今后具体的方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同一专业的课程设置中要具有多个明晰的专业方向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未来的发展定位选择其中的某一模块课程。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说选课制的课程模块是树状结构，就是指最初学习阶段的课程模块相当于树干，支撑着全部枝叶，而专业主干课程相当于第一级的树枝，而方向课程模块相当于更细的树枝。各课程模块形成一个由本趋末、循序渐进的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学生顺着树干逐渐步入较高级别的学习阶段，并根据自己的发展特点选择具体的支脉走向，而且在发现不合适后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这样的课程体系，既可以保障高校主要的发展目标定位，又能给予不同的学生以多种发展途径，应该是目前高校体制下解决学生自我职业设计同高校培养目标之间矛盾的最佳方案。

【注释】

[1]王彦斌.论职业辅导产生的社会学基础［M］.社会科学家，2006（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