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从殷商革鼎到秦灭六国，近一千年中，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巨变。这两次社会巨变的历史意义，惟帝制推翻后的近代社会变迁可与之相比。周朝建立，不仅仅是一个朝代取代了另一个朝代，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的开始。秦朝统一，既是中央集权帝国时代的肇端，也是春秋战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总结。它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远的，正是伴随着这两次社会巨变，中国经济伦理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西周时期是德性伦理的初步形成阶段。但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主要不是着眼于商品交换与流通，而是为了维护血缘家族乃至整个社会的亲疏、尊卑等级秩序，增强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宗法政治系统的凝聚力和控制力所进行的礼器的大量生产与按等级分配。夫妇、孝悌伦理初步建立的历史契机，是西周初期特殊的政治局势。为了保证姬周对辽阔疆域和众多部族的长期有效统治，周公在制定宗法分封、嫡长子继承等重要政治制度的同时，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文化。德性伦理也逐步建立起来，并与宗庙祭祀、同姓不娶等礼制相表里。通过礼的实践，西周的经济社会，体现了严格的亲疏尊卑等差和男女之别，最终服务于血缘宗法政治统治。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历史变迁，出现了功利主义伦理观念。其时，宗法松懈，礼乐崩坏，文化下移，社会阶层急剧流动，个体家庭摆脱家族公社而独立，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所取代，建立在血缘家族社会基础之上、并服务于宗法政治统治的仁义，渐渐难以发挥原有的社会调适功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功能目标由以维护血缘宗法政治为主转向以调适个体家庭内部关系为主，实践群体亦由贵族阶级扩展到社会各阶层，逐渐转变为符合全社会所有个体家庭需要的新的伦理规范体系。在此过程中，作为社会精英的先秦思想家特别是以孔子、曾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不仅对西周夫妇、孝悌之礼进行了全面整理重新解读，而且根据新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赋予它们以形而上的天道人性哲学意义，从而使之具备了社会普适性，具体繁琐的德行之礼因而被提升为理论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的伦理体系，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体系在战国和秦代终告建立。
秦人极其注重自身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固守传统的周文化。从建国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徕民、生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们不屑于仁义礼乐的抽象论证和玄想，在人伦道德方面相对表现得比较松散。由此可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以功利和实用为价值取向的秦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表现出来的对利的重视，可谓在实际操作层面比较彻底地走向了以实用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伦理道路，这既是对周人所倡导的德性伦理的否定，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功利主义伦理思想萌芽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
【注释】
[1]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8.
[2]该铭文出自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3·45·1）其鼎大约是周康王时期的器物。引自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309.
[3]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306－314.
[4]按：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五常之教”在舜帝时代已经出现，但这是后人的伪托，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编造。
[5]王国维.殷商制度考.
[6]王国维.殷商制度考.
[7]关于周初分封的目的和意义，朱凤瀚先生曾有简明的论述，参见其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257－258.
[8]关于这一事实，《诗经·大雅》中之《文王有声》、《下武》，《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诸篇分别歌颂了文王、武王和成王之孝；《礼记·文王世子》更对文王在做世子时孝事王季的事迹做了详细记载。
[9]《春秋·左传》“文公十八年”云：“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又“昭公二十六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又，《荀子·君道》云：“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
[10]按：《周礼·地官》有所谓“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其中“任”的含义是“信于友道”。“疏”云：“‘任，信于友道’者，谓朋友有道德，则任信之，故《论语》云：‘信则人任焉’是也。”
[11]具体事实可以查阅正史中的《孝友（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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