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儒家公平正义思想典型分析

周秦时期儒家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公平、公正、正义，且多是针对当世的弊病提出，并用来批评、指导当世的，很具有典型性，因而有必要加以专门分析。儒家的公平、公正思想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富民”与“均富”论。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庶、富、教”，“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看做是为政之本。孔子所重在“民、食、丧、祭”（《尧曰》），重视百姓的吃饭与生死问题，主张如子产那样“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公冶长》）。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做到“恭、宽、信、敏、惠”（《阳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这都是孔子“仁爱”思想与“仁政”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他对冉求说的这番话，是针对春秋末期季孙氏等新贵之暴富而提出的，意思是说，各诸侯或大夫，不必着急自己的财富不多，而需要顾虑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均，那会导致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颠覆。若是财富平均，消灭了贫穷，境内团结、平安、和睦，不仅不会倾危，而且会有远处的人来归服于你。

孟子主张保障老百姓的财产权，他对齐宣王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产业有收入的政治；一定要保证他们的收入所得；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不至于饿死；然后再诱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就会拥戴你，跟着你走。孟子引用公明仪的话，严厉批判了战国中期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他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孟子》书中多处谈到老百姓“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家生活理想。

当然，孔子和孟子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者，他们重“礼”执“礼”。“礼”是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与秩序，随时空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礼”的功能是使社会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有等级、有节度、有秩序，并导之以整体和谐。荀子指出，为了避免财产与权力分配上的混乱与争斗，先王制定礼义来划分人群，使他们有贫富、贵贱的差别，但贫富、贵贱的差别一定要相称，符合中道，不能失去平衡。荀子主张的“礼”是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礼本于天”，“礼”的秩序源于宇宙的秩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秩序的价值有神圣性，同时就有抽象性、合理性、公共性、公义的内涵。这种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差异性原则的“礼”不仅来源于“天”，而且其内在精神是“仁”。荀子在肯定人的现实存在的社会性差异时，并没有忘记“公平”、“正义”。综合孟子、荀子的思想，可以表述为：王者的法制，均等赋税，平正民事，裁制万物，这是用来抚养万民的。土地税，十分取一；关口和集市，只稽查坏人，而不征收税用；山林和渔场，按着时序关闭或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去，而不征收税用；依据土地的肥薄程度而征收赋税；流通财物，转运粮食，畅行无阻；犯罪的人，刑罚只及于他本人，不牵连到他的亲属。在历史上，这些均富论与权力公平论的主张部分地变为制度，或对制度予以修正、补充，它贯穿于用人、治狱、赏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

二是救济弱者，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孟子》书中多次指出，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关于养老制度，《礼记·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分级养老制以及行养老礼的礼俗与制度。孟子指出：鳏、寡、孤、独，“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对于这些弱者，《礼记·王制》指出，都有“常饩”，即经常性的粮食救济。对于聋、哑及肢体有残疾、障碍的人则有供养制度，“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即由工匠用自己的技能供养他们。

荀子主张“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王制》）。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的作者假托孔子之口，抒发了大同之世的向往：“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该篇作者认为，在小康之世，虽然“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仍然有仁、义、礼、乐来调治社会。“政必本于天”，这是儒家政治的根源性与正当性。“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也者，义之实也……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礼记·礼运》），这是小康之世的治世原则。礼是体现义的规范、定制；义是法则有分别的依据，是施行仁道的节度，是分限之宜、恰当、正当。

三是平民通过教育因任授官、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极其重要，向民间开放教育，是打破世卿世禄制、得以“举贤才”的基础。孔子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这是要把正直的人举拔在邪曲的人之上，即公正地选才用人。孟子指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选贤良，举笃敬”；“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孟子·王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理想，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等都有弊病，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制度贯穿了机会平等的原则，是中国文官制的依托。

值得注意的是，农家子弟读书受到了村社、宗族公田所得的资助。从杨宽《西周史》、吕思勉《燕石续札》等书可知，庠、序、校是村社成员公共集会的活动场所（包括行养老礼）。从郑子产不毁乡校到何心隐的社会基层组织“聚和堂”，到黄宗羲的以学校为议政之所与议会之初步，均是中国政治平等与民主的重要资源。在公共生活中必有个人与群体的权力界限的规定。吕氏乡约、朱子家礼中都有契约精神与公民社会之初步，是文明化的体现。

四是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经典《尚书·洪范》中指出，三德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求得刚柔互济的中正平和。其大中至正的标准为：“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孔子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仁者安人，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先之劳之”，“无倦”（《论语·子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等。孔子强调“庄以莅之”、“动之以礼”（《论语·卫灵公》），即以严肃庄敬的态度尊重百姓，合理合法地动员百姓。他提出五种美政：“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论语·尧曰》），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亦含有公民权利的意识。在我国古代制度上，有监察制与考试制，甚为近代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所重视。

儒家民本思想是具体的、有丰富内涵的。以上所说的公平正义思想，可以作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珍视。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圣人学者们对“公正”做如何的注释，对被压迫阶级来说，“公正”只是一种向往而已。我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便是对这种所谓“公正”的最形象的注释。因而，对于在封建制度下生活的千百万劳苦大众来说，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王权威力之下，人们最大的希望便是皇帝或上司能够奖罚分明恩威适度，在一个有道明君的统治之下，在一个“仁政”的大家庭里，享受等级清楚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