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经济伦理思想评述

先秦经济伦理思想与诸子的人性论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孔子虽然没有给予人性以先验的形而上的假设，但他的思想主旨是用求诸内心的仁符合并超越外在规约性的礼，在对仁的多种规定中，升华的是主体的社会责任感，而剥离或让渡的则是个性和个人利益。孔子并不一味反对求富，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他还提出：“富而后教。”（《论语·子路》）这与管仲“仓廪实则知礼节”（《管子·牧民》）一样。但是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认为肆意追求私利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为了确定求利行为的合理准则，孔子提出了“义”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他把对义和利的态度作为人格境界的评价尺度，“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还从他的义利观得出“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的处世原则。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从性本善的角度，将利置于善的对立面，他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上》）孟子的推波助澜在于他告诫人们在义利冲突时，应该为义而舍利，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荀子则从性恶论的角度，改造了孔子的义利观，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在荀子看来，既然社会的意义就在于“化性起伪”，因而对人们的行为就应该要求“重义轻利”（《荀子·成相》）。荀子懂得利源于欲，“虽为天子，欲不可尽也”（《荀子·正名》）。然而“欲虽不可去，可以近尽也”（《荀子·正名》）。所以荀子把节欲、导欲作为人们经济行为的两大规范。

与儒家思想相比，道家遵循自然主义人性论，无论是入世而无为的老子，还是出世而逍遥的庄子，皆以“道法自然”为人生价值之旨向（《老子·道篇》），而认为所谓义利之争实乃不得人生本根之要领，既反对物欲追求，要求“见素抱朴”（《老子·道篇》），“知足不辱”（《老子·德篇》），同时也认为儒家所谓仁义其实大谬，老子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道篇》）。庄子更是愤恨地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庄子·胠箧》）

墨翟与儒家不同，他设定的人性的形而上本根是“博爱”。墨子反对儒家“仁”的思想，因为这一“爱人”之仁，并非是完完全全的爱，而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等级、尊卑、亲疏。尽管墨子所设想的博爱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操作手段上也有一定矛盾性，即所谓“爱无差等，始由亲始”（《孟子·滕文公上》），但其代表的是下层人民的利益。

墨翟认为天下发生战乱，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不相爱而相恶，不相利而相害。因此必须提倡兼相爱、交相利。所谓兼爱，即要求上自国君，下至众民，都能“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从而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太平盛世。所谓交利，即是要首先考虑他人之利，而不是谋求自己的私利。他坚决反对损人利己，但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反对“入人园圃，窃其桃李”的“亏人自利”（《墨子·非攻上》）行为。为了实现交相利，他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下》）。认为如果有余力不去帮助他人，有余财不分给穷人，就会天下大乱。在诸子百家当中，墨子最关注劳动问题，他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墨子推崇功利主义思想，然而他所谓利是“爱人利人”（《墨子·兼爱下》）。按照墨子的想法，人民的富庶，即为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而这种利，也就是最应操守的义，这样就把经济利益与道德标准统一了起来。

韩非则认为人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他说“好利恶害”、“喜利畏罪”（《韩非子·难二》）、“恶劳而乐佚”（《韩非子·心度》）等，都是人的本性。人们的伦理关系建立在自为自利的基础上，“用计算之心相对待”（《韩非子·六反》）。他为统治者献的政治经济伦理方略就是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用刑赏二柄去驱民耕战，实现富国强兵。

韩非有着浓重的抑商思想，认为应该限制工商业，并使从事工商业的人地位低下；韩非肯定贫富不均是合理的，认为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必损富济贫而致平等。他说：“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富者是由勤俭而来，贫者是侈惰造成的。因此他反对“与贫穷地以实无资”（同上），反对把土地分给贫者，认为这会使贫者安于侈惰而富者不愿勤俭，使“无功者得赏”（《韩非子·姦劫弑臣》），这对于富者穷者都不利，对发展生产也不利。

除了义利之辨体现的经济伦理思想之外，诸子其他重要的经济伦理思想还有扬本（农）抑末（商）思想和黜奢崇俭的思想，孔子抨击“奢则不逊”（《论语·述而》），讲求“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墨家“多以袭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因而反对奢侈最激烈，他们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商鞅主张“事本禁末”（《商君书·壹言》），荀子认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只有《管子》一书唱了一个反调，在一般的节用主张之外，又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管子·侈靡》）即是说富者的侈靡消费，可增加贫者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