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伦理近代转型的意义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成为他们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还只是停留在思想家的理论层面，远未贯彻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也就是说，它还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道德，后者仍然是以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为主。笔者说的“初步完成”，正是指它在理论形态的转换上已经基本完成（不是彻底完成），而在社会实践上的转换虽然已经开始，但远远没有完成。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将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传统经济伦理在近代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道德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发展到明代就已经十分僵化，明中叶的王守仁提倡良知是自家的准则，希望激活死板的天理。但是，行为的道德标准由绝对的天理置换为各人自家的道德意识之后，必然导致主观任意性，从而破坏、动摇传统纲常名教的权威。不是由朱学而是由王学中产生出叛逆思想，绝不是理论上的偶然现象。明清之际学者在批判、总结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中，既不满于程朱的僵化，又反对王学的任意，力图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新的整合，重新树立其权威。然而，历史的局限使得他们的理论只能是传统经济伦理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突破。而近代道德的确立，则打乱了传统经济伦理自我发展的逻辑，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质变。它提出了与传统经济伦理完全不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描述和解释道德现象，使中国道德发展由传统经济伦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道德类型。

其次，它确立了传统经济伦理转型的文化路径。中国封建社会道德在中世纪几千年基本上是封闭的发展，形成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的优越感。这使得中国人自命为天朝上国，唯我独尊，而把一切非我族类者通通视为未开化的“夷狄”，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屈从于中华的道统。这种保守的传统主义拒绝吸收外族、外域有价值的道德思想资源，导致了传统经济伦理缺乏不断更新的活力。近代社会打破了文化发展过程中民族和地域的隔阂，在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促进了物质和文化的交流。面对世界文化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封建势力的顽固代表仍在高唱“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老调，而新生势力的代表则在时代的巨变中开始觉悟，提倡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先进的伦理道德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向西方寻找真理，以西方先进的思想为模式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这就是近代道德确立的传统经济伦理转型的文化。当然，它找到的并非西方最先进的学说，并且没有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转换，注定了这一结合必定要失败。

再次，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尽管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忙于政治斗争，没有来得及用新道德对民众进行普及教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对传统经济伦理特别是对其核心三纲五常的猛烈批判，不同于明清之际学者在传统经济伦理范围内所做的自我批判，他们在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体系比较完整的、与传统经济伦理相对立的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为人们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对象。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否定了传统经济伦理特别是三纲五常的绝对性，使人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观念重新审视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纲常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为推翻君主专制王朝，促进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扫清了思想障碍。戊戌以后一大批志士能够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献身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事业，辛亥革命时武昌举义全国闻风响应，袁世凯等人的称帝、复辟终成闹剧，近代道德对人们观念的改变是有功的。近代学者在接受西方近代道德思想，批判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德体系，促进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发展。然而，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不成熟和时代中心任务的逼迫，使得他们进行的传统经济伦理的转型严重的不彻底，近代道德的构建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和理论局限。

其一，他们对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缺乏全面的了解，对其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除严复等少数人外，近代思想的主要大家都不懂外文，只能借助于别人的译述和介绍来了解西方理论。而由于当时富强救亡的历史使命的急迫，使得社会上介绍的西方学说主要是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西方近代的伦理道德思想并没有被完整的介绍到中国来。辛亥革命以前，除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外（此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其影响主要在进化论而不在伦理学），我们尚未发现一部完整的伦理学专著的译述。梁启超也是于20世纪初才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对西方近代伦理道德思想缺乏完整的把握，认识较为肤浅。尽管他们在流亡海外时也觉察到西方近代社会制度的弊端和社会不平等的严重现实，但未能从理论上进一步揭示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实质和缺陷，这就为封建势力指责西方近代道德不适应于中国留下了借口，在理论上显得柔弱无力。

其二，他们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缺乏认真、深入的思考，在处理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资源时，对于哪些可以批判继承，哪些必须予以否定，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不明确。因此，他们在批判改造传统经济伦理、建立近代新道德时，在理论形式上就存在以他们肤浅了解的西方近代道德来解释、比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现象。这种方法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力图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解决二者的冲突，实现道德转型，另一方面又表明，他们认为西方的近代伦理道德思想，其实中国古已有之，需要做的工作只是重新去发现。这就导致了他们对传统经济伦理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硬给某些实质上是封建落后的观念披上近代的外衣。如康有为把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孔子在政治生活领域中轻视民众的主张改头换面成了近代的民主思想。这种理论的思路，就十分具有典型性。传统经济伦理与西方近代道德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近代道德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只是进行了调和。这种思想态度实际上迎合了保守势力和一般社会民众对传统经济伦理的依恋与崇信，根本不可能彻底否定传统经济伦理的思想观念，消除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确立近代道德的权威。相反，它为封建势力顽固地坚持传统经济伦理留下了不成理由的理由。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其三，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历史任务也缺乏正确的理解。维新派和革命派是中国近代积极推动社会转型的实践主体的主要代表，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解体之后，在民族生存危机的压迫下，潜心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希望改变社会制度，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制，并为这一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战歌。但是，他们仅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君主专制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没有认识到中国近代已经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完成社会转型，不仅要打倒封建势力，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它们都不容许中国发展或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由于他们对中国近代上述社会性质和历史任务认识上的失误，便找不到进行社会转型和道德转型的实践主体，整个改良和革命都局限在上层建筑，而没有深入到经济基础；道德转型的工作，也停留在理论体系建构的层面，而没有落实到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转型和道德转型的不彻底性。

最后，近代学者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集团，尽管在中国属于新的历史因素，但由于它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后者有着太多的依赖，不可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实行彻底决裂。这一历史事实也决定了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转型的不彻底性。康有为反对革命，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无不与此相关联。在近代学者中，康有为的表现最具有典型性。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号召用暴力的手段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博爱的公理，企图与封建势力实行彻底决裂，康有为就从公理的积极鼓吹者变为反对者。他以公理的发明者自居，说民权、大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皆仆讲学之时，预立至仁之理，以待后世之行耳，非谓今日即可全行也”，“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万不能尽行也”（《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他认为，专制、立宪、民主三种社会制度只能循序渐进，绝对不可以超越，公理的实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世界大同，“若必即行公理，则必即日至大同，无国界、无家界而后可，必妇女尽为官吏而后可，禽兽之肉皆不食而后可，而今不能行也”（同上）。这实际上是把公理自我美好的理想高悬在空中。可见，在近代伦理道德的重大问题——实践性上，康有为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其思想比行为激进，而当现实比他的思想更要激进时，他宁愿抛弃思想的激进而反对社会现实的激进。甚至到了1913年，封建君主专制已经被推翻，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人们正在欢欣鼓舞地期盼着公理的实现（当然，这在当时只不过是幻想），而康有为则公然唱反调，认为自由、平等适足以亡国：“今日少言自由平等，俟吾国既富强后乃言之，则中国千秋万年，可与欧美自由平等……若今日事自由平等，曰民意、民权，则吾国散乱将亡，则中国千秋万年永失自由平等。”（《中国颠危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这些思想比较当初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近代学者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也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近代学者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确实不能完成传统伦理道德彻底转型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