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究竟是什么精神动力促进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人是什么样子？韦伯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概括。

1.合理主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作为现代工业秩序的诊断学家，马克斯·韦伯指认了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准确地说，马克斯·韦伯发现了作为西方文化进化过程中所特有的合理主义。作为该论断支撑的事实主要有三：其一，“只有在西方，科学才真正处在我们今天认为有效的发展阶段上。”^[60]其二，“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中，普遍存在着政治和社会集团组织。但是，西方意义上的‘国王与政府’（rexetregnum）的封建国家，却仅见于我们的文化。”^[61]其三，“对于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关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来说，情形同样如此。”^[62]

马克斯·韦伯列举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主要表现：

第一，“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地赚钱，这类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第二，“我们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63]亦即非强力手段获利、和平获利。第三，“合理化程度很高的资本主义计算”，或带有鲜明量的发展的资本主义类型。^[64]第四，“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上）。”^[65]第五，“形式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了技术能力发展的强烈的影响。”^[66]第六，“合理的法律结构和行政管理结构”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67]

马克斯·韦伯认为：世界其他地方或民族的“资本主义”样式明显缺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即表现为合理性的缺乏，如系统性、逻辑性、方法、概念体系或思想形式、经典化、专业化的缺乏。而这些恰恰是构成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够经典和正宗的例证。

合理性在西方何以可能？从发生学上搞清楚西方合理主义的独特性及其起源，成为马克斯·韦伯分析和解释的焦点。分析一个对象或过程的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分析方法。前者用于解决合理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合理化何以可能也就是合理化产生的根源，因此必须跳出对象或过程自身、在其之外加以研究，因为在对象或过程内部研究其何以可能将会陷入逻辑上的悖论。内在的研究用于研究合理化的内在相互关系及外在表现。毫无疑问，上述两种方法都为马克斯·韦伯所采用。所谓历史现象的“历史责任的归属问题”，就是要探讨一个历史事实或历史现象是由何种文化和历史的要素所产生。

关于现代西方合理主义独特性起源的探讨，马克斯·韦伯认为应该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即每做出一种解释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但是经济因素本身会受到精神因素的影响，“因为，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68]很显然，马克斯·韦伯注意到观念和物质要素的平衡分配问题。在他看来，值得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状况、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马克斯·韦伯认为后两种因素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从而成为着重探讨的对象。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斯·韦伯为自己确立的研究课题：“一定的宗教思想对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即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就此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新教的合理伦理之间的联系。”^[69]

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斯·韦伯承认西方现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而他只论及因果关系链的一个侧面，同时研究具有尝试的性质，其结论只能达到可以容忍的近似程度；合理化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学科进行考察，例如他认为人类学所持的合理化的生物遗传论点是富含启示意味的。

2.精神来源：作为合理主义构造工具的新教伦理

马克斯·韦伯认为，对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而言，新教伦理发挥着道德规范的职能，即为资本的生产经营者的意见、志趣、情绪、甚至心理状态编制道德程序。这种编制往往秘密进行且具有相当高的运作技巧，因而具有道德操纵的性质。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德运作，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①社会分层背后的宗教底蕴。马克斯·韦伯列举了十分常见而又奇怪的情况：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和资本所有者中，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大多数。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又特别倾向于一场教会的革命？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抵抗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暴政，相反竟为护卫它而发展了某种英雄行为；德国天主教徒较少参与现代商业生活，但是新教徒不论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合理主义的特殊倾向？荷兰加尔文教分布的地区为什么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马克斯·韦伯认为差别的原因只能从宗教信仰的持久的内在特性中去寻找，而不是从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中寻找。要发现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征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联系，只能从其纯粹的宗教特点中去寻找。

在这里有几点是极易发现的：第一，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处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地位的清教徒较多，这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受的教育类型有关。与天主教徒乐于接受人文学科中等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相反，清教徒更乐于接受专门提供技术学习和从事工业与商业工作的教育，从家乡和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偏重的教育中获得的心理与精神特征，决定了清教徒的职业选择从而又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第二，宗教改革受到欢迎，是因为改革并不意味废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控制方式代替旧的控制方式即抛弃旧的松散的潜在的形式的控制，代之以对行为的整体的管制，这无疑符合对职工行为具有严格要求的资本主义的利益。第三，尼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末世论、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与资本主义营利活动这两个方面不仅没有冲突，相反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狂热的虔信和同样强烈的商业思维判断力的结合，往往是虔信派的特征。

②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渊薮。马克斯·韦伯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作为“传统主义”的对立面，特指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主义，它在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认为，以历史个体（即在历史与现实中互相关联的各种因素的复合体）作为概念对象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的整体性概念，因此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对其进行描述而不是界定或定义。马克斯·韦伯通过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揭示资本主义精神的浅层意义上的构成：诚实、信用、守时、勤劳、节俭。具体来讲，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勤奋和节俭的精神分不开的。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讲：“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应该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70]其次，恪守诺言是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重要信条。他指出：“切记，信用就是金钱。”“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来讨还债务。”同时，他还认为，在信用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行为的谨慎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71]再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改革者或企业家必须具有坚强的性格，这是避免经济灾难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人们还千篇一律地……捏造出一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隐私污点的传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72]

马克斯·韦伯进一步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主要包括：其一，“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的贪婪哲学。马克斯·韦伯认为，贪婪哲学体现了个人对于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作为目的负有某种责任的观念、尽职的观念，同时将在增殖过程中所体现的执著视为伦理观念、精神气质的表现。职业责任的观念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构成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其二，把赚钱纯粹当做目的本身，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是满足于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干的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也是职业义务的实现。其三，非资本主义精神化的地区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谋取私利：劳动者缺乏良心，商人不讲廉耻。马克斯·韦伯认为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绝对不能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是与某种道德理性相结合的，它既是对赚钱的着迷，又体现道德理性的要求。其四，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把劳动本身当做唯一目的、当做天职去完成。这种劳动态度不是天性的产物，也不能单靠高工资去唤醒，它只能是长期的道德教化的产物。其五，“只要诚实的外表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则有此外表就足够了，不必要地、过分宣扬这种美德，显然是无效的浪费。”^[73]这表明资本主义精神所包容的思维经济原则和美德的实用主义。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培养和适应资本主义能力的提高方面，宗教教育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培养上述观念和克服传统主义。

③“天职”观念的世俗影响。在完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天职”（德文中的Beruf或英文中的Calling）术语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对尘世日常行为的宗教评价或者说赋予日常行为以宗教的意味。对日常实践行为的强调或敦行的观念在古希腊晚期就已萌发，但把完成世俗事务的义务视为至善却是新颖的。正是这种超拔或提升，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并且由此首次创造出该种意义上的天职概念。第二，天职概念为全部新教提供了核心的教义。新教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修道禁欲，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的完成意味着他完成了上帝的托付，因而他必然返回天堂并为上帝所宠爱。上述概念和思想是由路德提出来的，这些思想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进化（因行获救开始替代因信获救），另一方面也带来实际的后果（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催生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路德虽然赋予世俗活动以道德价值和宗教意义，但路德对世俗活动所持的冷漠态度和无意倾向，表明他的天职观念仍然是传统主义的，并具有神学的意义。可以说路德的天职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至多具有不确定的关系。作为后继者的加尔文教派和其他清教派才使这种关系明确化，因而成为马克斯·韦伯研究问题的新的出发点。

④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马克斯·韦伯发现：起源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心理戒律对个人的实际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戒律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背后的宗教思想特征有关，因此对新教教义进行观察非常重要。从禁欲主义新教的四种形式中可以看出：相同的伦理原则可能与极不相同的教义基础相关联。应当承认，命定说构成各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的教义背景。这个可怕的判决使救赎和获救的确证成为17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能否获救以及如何获救成为宗教争议的主题。天主教甚至路德教派认为可以通过谦恭的忏悔和对上帝的话语及圣事的忠诚信赖而赢得救赎（因信得救），对此加尔文教派给予彻底的否认。加尔文教派认为：作为神意的工具，人应该通过禁欲的活动来荣耀上帝并获救；为了给获救的确证提供某种坚实的基础，信仰必须要用它的客观结果即善行来加以证明。这种获救观念和手段的革命无疑对教徒的日常生活行为的伦理化和合理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修道生活“从毫无计划的来世修行及毫无理智的自我折磨中解放出来。它发展了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法，旨在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不理智的冲动的支配，摆脱他对尘世及自然的依赖。它试图使人服从于某种有计划的意志的统治，使他的行动处于经常不断的自我控制下，并使他认真考虑这些行动的伦理后果。于是，这种生活客观上把修道士培养成了为天国服务的劳动者，并且又从主观上保证了他的灵魂获得拯救”。^[74]简单地说，它使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具有宗教的意义，摆脱了无计划无系统的特点并具有了冷静自制的理性特质；同时善行意味着自助者天助之，自我拯救必然导致主体意识的自觉与自信。而上述的品质必然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虔信派的“虔信实践”强化了“因行获救”的观念，虔信主义意味着受到条理化控制与监督的亦即禁欲的行为渗透到了各种非加尔文教派中。基督教卫理公会（基督教卫斯理宗的美以美会、坚理会和美普会合并而成的基督教教会）作为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的折中，表现为感情特征与善行的并重，其典型特征是通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去得到“救赎的确证”。浸礼教派（新教的一个教派）同加尔文教徒一起开展了一场极端激进的运动，贬低圣事作为获救手段的价值，从而以最极端的形式实现着尘世的宗教合理化。在浸礼教派内起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大大增加了人民对经济工作的兴趣，浸礼教行为严密而敏锐的合理性全部被迫纳入非政治性职业领域；同时良心的作用被赋予极大的重要性，这使得他们的世俗职业行为具有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最具重要意义的特点。

⑤经济行为观念的禁欲倾向。马克斯·韦伯在论述了天职思想的宗教基础之后，便开始探讨这种思想在商业领域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要探讨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思想与其日常经济行为准则观念之间的关系。为此，马克斯·韦伯着重研究了牧师们的著述。其一，财富观。财富本身被视为一种巨大的危险，获得财富之所以受到反对，完全是由于它具有产生生活松懈的危险。圣徒的安息在于来世，在现世中人为了确立他的蒙恩状态，必须努力行善，通过行动而不是休闲和享乐才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由此可以理解西方人拼命地工作不只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要实现某种神圣的理念。其二，时间观。浪费时间是首要的、而且原则上是最该死的罪孽。因为每一小时的丧失都是为上帝增光的劳动的损失。其三，劳动观。劳动本身被当做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劳动不只是满足自然的生存，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去服从或履行上帝的指令亦即实现自己的人性；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行乞，不仅犯了懒惰之罪，而且违背了仁爱的天性。其四，职业分工观。阿奎那和路德对职业分工做了神学上的解释，将其视为神的世俗计划的某种直接的结果。清教则对此做出现实主义的解释，即工作专业化能够使技能得到发展，使生产发生一种量与质的改善，从而能够对公共福利有所贡献；专业化的职业分工可以使人有条理和高效率地完成他的工作；上帝要求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在一项职业中的合理劳动。其五，奉法主义。把规矩的合法性誉为一种使上帝欢愉的行为之象征得到旧约的强调。这种观念有力地推动了自觉、严肃的奉法精神的形成，而这种精神正是新教世俗禁欲主义的突出特点。其六，娱乐观。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它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冲动的自然表现手段，那就值得怀疑；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不合理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当然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其七，文艺作品观。文艺作品应该体现一种宗教价值，对于纯粹提供美学或娱乐享受的文化作品所带来的快乐，应该有一个容忍度限制：它不以任何东西为代价。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斯·韦伯得出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宗教的改革使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密室中走出来并且开始支配世俗的道德观念，从此它便在建设现代经济秩序的巨大宇宙中发挥着作用。现在，这个秩序与机器生产的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结合在一起，以其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处于这种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加经济获取活动的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