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是怎样从新教那里获得这种精神特质的呢？韦伯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1.新教为世俗生活和谋利动机做出了道德解释
新教认为，世俗责任是上帝赋予人的重要天职。韦伯指出，“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只是有组织的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75]
从历史上看，传统的天主教更注重天国与灵魂的净化，厌恶和逃避世俗生活，认为热心于尘世的人就是灵魂的堕落。然而，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则更多地赋予世俗生活以信仰的价值。“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76]这就是说，上帝要求基督徒尽可能地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根据他的圣诫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因此，新教引导人们投身于世俗活动，担负世俗责任，而不是逃避。韦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77]
与此同时，新教为商人阶层获得更多的利益提供了合理的依据。韦伯指出：“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从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78]
新教伦理一反传统教义的清规戒律，极力鼓励人们获利，并把获利视为上帝对于选民的期望。它强调，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除了靠上帝预先安排之外，还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作为。因此，买卖兴隆、事业有成的人无疑得到了上帝的垂顾。这就从道义上肯定了人们的谋利行为，摆脱了传统宗教对于人们谋利动机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竞争与获取最大利益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
2.新教为勤勉劳动和尽忠职守奠定了道德基础
按照韦伯的观点，新教特别强调劳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新教伦理不仅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劳动获得财富，而且把劳动看做是远离罪恶和堕落的手段之一。韦伯指出：“人须恒常不懈地进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其动机是：一方面，劳动是历来所推崇的禁欲途径……劳动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抵御手段。……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御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不过，最重要的乃是更进一步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圣·保罗的‘不劳者不得食’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征。”[79]
其次，劳动成为衡量所有基督徒是否虔信的标准。从经济地位看，世界上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信教者则可以用是否虔信来划分。如何表明一个人是虔诚的信徒，首要条件就是他必须做好自己的世俗工作——劳动，只有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荣耀上帝。韦伯特别指出，即使是经济上富有的人也不能逃避劳动。“富人也不可不劳而食，因为，即使他们无需靠劳动挣得生活必需品，他们也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80]正因为如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
再次，新教徒必须尽自己所能去劳动，有能力的人亦可以同时操持多种职业。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益于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绝不能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和玩忽职守。一个人也可以改换职业，只要这种转换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因为其所抱的目的是从事更令上帝欢心的职业，是更有用处的职业。同时，新教伦理也肯定了收入低下的社会成员的劳动价值，它对于社会中有信仰而收入低下群体的解释是：“为了信仰而劳动，就生活中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的人而言，尽管所得的报酬甚低，也是最能博得上帝欢心的。”[81]
由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大批把劳动视为天职，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责任的现代工人。这种出于信仰而严守纪律、遵守职业道德的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
3.新教为人的欲望的恶性膨胀提供了伦理禁忌
韦伯认为：“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82]无论是教士、圣事、教会、上帝，都无法真正帮助那些自甘堕落的人。也就是说，新教伦理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善行得救。韦伯指出：“宗教信仰者既可以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圣灵的容器也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是神意愿的工具而确信自己已处于恩宠状态。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宗教生活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而在后一种情形里则倾向于禁欲行为。路德接近于第一种类型，而加尔文宗则无疑地属于后一种类型。”[83]
尽管在加尔文教、虔信派、浸礼宗等不同的新教教派中，其教义和信条有所不同，但是在教导人们摆脱世俗生活的物欲诱惑，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从而使信仰达到更高的伦理价值方面，各派基本上是一致的。“虔信派尽管没有发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员却力图在这个团体内过一种摆脱了尘世的种种诱惑，在一切细节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从而得以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外在标记确信自己的重生。”[84]另外，“由于创造了一种诱发忏悔的方法，甚至获得神圣的恩宠实际上也变成了合乎理性的人类活动的目的”。[85]而浸礼宗则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发自内心的对尘世及其利益的抛弃，通过良知向上帝表白无条件的顺从，是唯一的毫无异议的重生标志……善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探讨世俗道德行为的信仰价值时，韦伯指出：“加尔文教徒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认为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只有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拥有这种有效的信仰，只有他才能通过他的重生和由此而来的全部生活的神圣化来增添上帝的荣耀，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而非表面化的善行。正是通过他的意识，他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起码就其行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来说是这样。”因此，道德行为可以荣耀上帝，不仅可以使人们通过道德行为提供心灵的慰藉，而且成为人们追求至善的手段。
总之，按照新教伦理的准则，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也是不正当的。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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