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会影响贸易政策的途径
（1）通过贸易法案，或者拒绝通过行政部门提出的立法建议。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美国宪法第一条第1款明确规定，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所有立法权”（all legislative powers）属于国会，行政部门只是对国会所立之法的执行机关，贸易政策方面也不例外。虽然总统和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而参与立法，但是不能直接在国会提出议案。
（2）授权参加国际贸易谈判，批准国际条约。一般而言，国会不直接参加美国对外的多边或双边贸易谈判，而把贸易谈判权授予总统和行政部门。批准条约权是美国国会（宪法规定此权在参议院）影响贸易政策的另一项重要权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会否决由美国自己倡导的国际贸易组织（ITO）条约。
（3）同意预算和拨款方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一项法律和政策的出台都必须有合理的预算和资金来源，而在美国，预算和拨款的权力（俗称“钱袋子权”）全部归于国会。
（4）确认高级贸易决策者的人选。贸易方面高级官员的任命必须经由国会的认可或批准。这项规定兼具了一般性和特殊性：一般而言，总统对所有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都需要国会的批准；另一方面，诸如美国贸易代表（USTR）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等重要部门本来就是由国会立法设立、而且力求与总统和国会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机构，因此国会通过对重要官员人选的确认，可以部分地实现其影响力。
（5）对现存政策和计划进行总体回顾和评估，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国会有权要求总统、贸易代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等机构，向国会提交有关贸易问题的报告或者出席听证会提供证词，通过辩论对现行贸易政策进行评估，提出批评和建议。
二、贸易政策及国会行为的特点
贸易政策与一般外交政策有所不同，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这些特点给国会行使其贸易决策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第一，贸易政策所针对的问题大部分是日常的、每天都要发生的问题。一般说来，行政机关善于处理危机，国会对危机难以插手，但是对日常问题发言权较大。
第二，由于大部分贸易问题的解决涉及政府如何分配经济资源，于是最终往往需要国会正式立法，由此，国会就有了发挥较大影响的机会。在其他外交活动中，总统和行政部门还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搞一些秘密外交和私下说服工作，在贸易问题上就必须与国会有较好的沟通。
第三，贸易政策比一般外交政策离国内事务更近，而国会总是在离内部事务越近的问题上权力较大。
第四，贸易政策同时涉及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的平衡，处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上，因此经常出现管辖权重叠的情况。无论在行政部门还是在国会内部，都有许多角色参与决策。相对于其他外交决策，参与贸易决策的行政机构和国会委员会多得多，参与其中的利益集团就更多了。而利益集团政治的卷入往往会突出国会的作用，因为利益集团的多数活动都集中于国会。
第五，在贸易问题上，国内决策往往与国际决策相互关联，参与多边合作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比如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代表参加国际多边商品贸易协定谈判的时候，必须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同时谈判这些商品贸易协定，以确保美国参与国际协定的步骤与美国国内法律调整的过程保持一致。
如上所述，贸易政策的特点给了国会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而国会自身的行为方式或政治文化又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国会在与行政部门的交往中具有进攻性，具体体现在：
第一，行政机构的官员一般比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更官僚化，他们倾向于满足现状，对外界压力反应迟钝，而只对政府内（特别是顶头上司）的压力反应迅速。相反，一心追求连任的议员们对外界压力非常敏感。所以，利益集团习惯于通过议员向行政官僚施压，不一定直接与官僚打交道。
第二，行政官僚一般没有改进政策的主动性。在他们看来，国会通过的新法律越少，国会对法律执行的卷入越少，那么事情就越好。
第三，行政部门的纪律性很强，做错一件事就可能意味着一个人的事业完结，因此行政官僚谨小慎微，尽量避免冲突。相反，国会是个自由论坛。从理论上讲，议员天天犯错误、讲错话也没有关系。因此，国会的政治文化促使议员具有咄咄逼人的对抗性。
第四，行政官僚对自己部门的权限非常敏感，议员对权限的概念则要模糊一些。因此，除了有些事情必须授权给行政部门处理之外，对于可授可不授的领域，国会也倾向于尽量授权给行政部门。阿瑟·施莱辛格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某个部门注意迎合国会的要求，那么它就更容易得到授权了。
三、国会与行政部门的互动及其影响
由于上述贸易政策和国会行为的特点的存在，国会与行政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互动极其频繁，从而在政策上产生了如下影响：
第一，对外政策（包括贸易政策）成了二者相互攻击的牺牲品。对外政策（包括贸易政策）本应是目标对外的，但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有时国会和行政部门会把目标对准对方。结果，使对外政策成了牺牲品，近年的中美关系就经常遭此厄运。其中，由于行政部门承担了外交政策的直接责任，因此国会发起主动进攻的情况更为常见。
第二，双方都有借对外政策“作秀”的倾向。由于对外政策往往与国家利益有明显的关联，因此，双方（特别是总统）都会强调自己的立场符合国家利益，而把对方的立场描绘成狭隘的党派立场。
第三，就美国与外国的贸易谈判而言，上述出于国内动机而出现的“政治争吵”客观上起到了“黑脸白脸”的作用。美国贸易代表经常利用国内的政治压力来迫使谈判对手让步。
第四，国会法律严格与否，以及给予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取决于此前行政部门对国会的要求是否给予了满足。
第五，由于双方偏好的不同，在国会与行政部门合作的情况下，最后的政策对于双方来讲都只是次好的，也就是可行的而不是最满意的；在双方不合作的情况下，那就什么政策也产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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