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影响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途径

大众媒体已然成为美国政治决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影响范围广，而且影响手段多样化。就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而言，大众媒体有诸多影响决策的具体途径。

一、向公众和决策者提供全面而海量的信息

随着传媒手段的日益发达，媒体的触角可以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无孔不入”，除了记者采访，各种形式的报料也为媒体增加了无数信源，有时政府信息的灵敏度甚至不及媒体。例如，有限新闻电视网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它有数以千万计的观众，是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新闻从业人员以及任何想迅速看到突发性新闻和有关深入报道的人必须收看的电视台。

在国外信息方面，美国各大媒体派驻世界各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往往要比美国在全球各地的使领馆的报告更及时、更丰富、更全面。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说过，他从有限新闻电视网上看到的东西比许多海外拍发来的保密级电报的内容少不了多少。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外交事务顾问丹尼斯·罗斯也曾表示：在突发事件中，从有限新闻电视网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要多得多。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我们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报纸，这份报纸就是《纽约时报》。在国务院如果没有《纽约时报》是寸步难行的。”6

二、引导公众舆论和态度，从而影响决策官僚的立场和态度

大众媒体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往往很难做到中立，尤其在涉外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中，记者的稿件一定反映出他本人以及所代表的报社对某一政治事件的看法，报纸通过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主张来吸引读者（普通读者和特殊读者）的注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在有关经济的议题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对华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过低、中国持有美国巨额国债、中国商品廉价但有害等报道，从而在公众中形成这样的概念：经济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是一种威胁，美国被中国“购买了”，中国商品威胁美国人的生活等等。

例如，2008年4月9日，有限电视新闻网在转播奥运火炬在旧金山传递时，评论员卡弗蒂在一档名为“The Situation Room”（情况室）节目里，如此描述他心中的中国形象：

节目主持人：卡弗蒂，今天的中国和20、30年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吗？他们的经济实力很强，我们也从中受益不少。

卡弗蒂：嗯，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些不同，但是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肯定是不同的。因为伊拉克战争，我们欠了中国很多债。他们现在持有我们几千亿美元的债券。而且在我们继续进口他们含铅的垃圾以及有毒的宠物食品的同时，我们和他们之间还存在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你知道，在那些你可以一个月付工人一美元工资的地方，生产出了你从沃尔玛买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显然已经改变了。我认为他们基本上是和50年前一样的，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

从“CNN事件”中可以看出，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有限电视新闻网在看待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上是极其负面的，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引导，势必也会对决策者产生重大影响。就拿奥巴马来说，他曾经在竞选期间声称，自己如果当选总统，将禁止中国玩具进口，因为中国含毒玩具充斥了美国的市场，尽管稍后几天他又“收回”了自己这番缺乏外交经验的话，但此番表态实际上表明了奥巴马排拒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未必来自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可以说很大部分是受到媒体舆论的影响。

三、为政治决策设置和筛选议题

大众媒体所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往往能切中热点，即便原先不为人们关注，经过媒体的炒作，也会变成焦点问题，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说：“政府从根本上说是跟着传媒跑的，其议事日程是由有限电视新闻网定的”；“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者的屋子里面”，而在国会，“首先研究的问题有90%是来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7。

可以说，媒体上热烈讨论的话题就是决策者们在会议室里热烈讨论的东西，决策者不可能无视媒体热点。越来越多的情形是，大众媒体抛出一项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决策者们必须接招，在政策上作出回应。例如，《华尔街日报》2009年初公布的一份报告，在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美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报告透露，截至2007年年底，接受美国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共欠高级管理人员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超过400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旨在缓解银行流动性危机的部分资金可能直接落入高管腰包。以高盛2008年度的奖金预算方案为例，443名合伙人将得到人均450万美元以上的奖金，总额甚至超过美国政府注资的100亿美元。“天价高管薪酬”的报道无疑激怒了美国民众，舆论普遍担心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到最后不过是把纳税人的钱交到一小部分高管手中。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不可能无视这一议题。奥巴马一上台便推出了一系列限制高管薪酬的措施，以确保接受政府救助资金的金融机构能负责和正确的使用纳税人的钱。奥巴马要求那些接受政府“特殊救助”的公司，其高管年薪不能超过50万美元。随后，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Christopher Dodd）提出了一项修正案，禁止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资金的企业向其25位薪酬最高的员工支付奖金，还规定，如果高管薪酬基于虚假的收益报告，政府将有权“追回”或废除向高管发放奖金或激励。2009年2月5日，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高管薪酬限制修正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可以说，“限薪令”就是决策层对媒体“天价薪酬”报道的回应。

四、给决策者施加压力，加速决策进程

政治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其中有来自各方的博弈，这就导致政治决策的过程往往会比较长，在付诸表决的时候，由于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利益不一致，有时候还不一定能获得通过。但是这时候如果媒体加入进来，情况就会变得不同。

就拿2007年7月，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决通过的一项关于食品标签的法案来说，该法案要求进口的冷冻水产品必须注明原产地。实际上，在2002年版《农业法案》中即有“原产国标注”的规定，但因为一些食品零售商反对，代表食品零售和加工商等利益集团的共和党议员在表决中搁置了该规定。但是2007年3月，中国输美宠物食品因添加三聚氰胺导致数千只猫狗宠物死亡的事件经美国媒体大幅报道后，迅速引发扩散效应，随即又有涉及中国的“毒冻鱼案”、“毒牙膏案”等爆出，引起民众对中国商品的恐慌。媒体引爆的恐慌情绪直接传递至美国国会，提出食品标签法案的民主党议员表示，在当前中国出口产品“带来越来越多健康威胁的情况下”，了解食品来自什么地方愈显重要。在拖延了4年后，该法案顺利在国会获得通过。

目前，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在不断扩大，2006年为1 442．6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1 633．2亿美元。2008年，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回落，但前三季度依然保持了16．1%的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对中国产品进行进口限制的利益集团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就会充分利用媒体所报道的事件，来促成自己的政治主张。2008年12月中旬，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含牛奶成分的食品采取限制措施，要求美国进口商在向市场投放他们进口的食品和饮料前需确认这些产品中不含三聚氰胺成分。这一要求可能会对每年规模达38亿美元的中国对美食品和饮料出口造成显著影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决定对来自一国的所有某类食品实行限制的做法以前非常罕见。可以说，媒体近来大肆报道的三聚氰胺事件是导致这一措施出台的导火索。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含三聚氰胺导致超过5万名儿童患病和4名患儿死亡，在美国也产生了“蝴蝶振翅效应”。尽管美国未从中国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但媒体爆出加利福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检查部门在某些糖果和饮料中发现了三聚氰胺，这就导致了对中国含奶成分食品进口限制措施的出笼。

五、传递舆论精英的政治观点和政策建议

美国的媒体不仅是记者编辑的工作平台，同时还是所谓舆论精英活跃的舞台。美国的主流报纸上都开辟有评论专栏，电视节目也有很多时评栏目和脱口秀，那些富有专业知识，甚至能够直接影响或部分参与政治决策的精英人士，包括学者、政治活动家、企业高管、前政府官员等，都会利用媒体这个舞台，将他们的观点传播并放大，有时甚至是在任的政府官员也要通过大众媒体来向上司传递建议和政策主张。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哈佛教授加尔布雷思曾这样感慨：“我发现，要美国总统对我意见重视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华盛顿邮报》和该报驻新德里记者，而非国务院。”8由此可见，大众媒体已然成为舆论精英表达意见，以期能引起决策层重视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精英的言论可能就暗示了政府的政策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