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90年8月2日下令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1991年1月，美国更是领衔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迫使萨达姆从科威特撤军。随后，美国一直维持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2001年5月，在取消了对伊拉克进口民用物资的制裁之后，美国仍对伊拉克进口武器和军用物资实施严格控制。232003年3月20日，美、英等国以伊位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04年7月29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总统令，正式取消了对伊拉克的制裁。

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是冷战后综合性最强、制裁强度最大的经济制裁案例。制裁虽然获得了联合国的通过，但实质上是美国利用了其表决权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反映的是美国的国家意志和政策目标。虽然伊拉克战争最终使得经济制裁的效果未能完全显露，失去了一次检验其功效的机会，但是，在这次制裁案例中，这一对外政策的表达性和一定的工具性的动机特征已经展露无遗，证明了制裁目标与最终效果之间的直接关系，充分显示出经济制裁政策是一种替代性外交手段的本质，既代表着发起国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反应，又作为不行动和使用武力之间的第三个选项，且从属于美国在中东的国家战略。

一、美国经济制裁目标

美国最初目标是为了迫使伊拉克遵守联合国决议，从科威特撤军。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便发布制裁伊拉克的总统令，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资产，禁止与伊拉克的贸易和金融关系，但是医疗用品和粮食从贸易禁运中免除。从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角度看，对伊拉克采取制裁措施以迫使其终止侵略活动是合法和合理的。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在第661号决议中，对伊拉克实施除人道主义物资之外的全面的贸易和金融制裁。

当时美国对外宣称的目标是伊拉克无条件撤军、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的权力，保证波斯湾的航行自由和石油出口自由，潜在的目标则是推翻萨达姆政权。老布什总统公开表示：“我们在波斯湾的行动不是由于宗教、文化差异，能源资源是关键。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落入萨达姆·侯赛因之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自由和友好国家的自由都会遭到威胁。”24由于战争形势的紧急，美国在执行经济制裁政策的同时，也加紧部署军队奔赴海湾，进行战争的准备。1990年11月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限定伊拉克于1991年1月15日前必须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及履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否则将授权使用“一切必要之手段”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1991年1月17日，在联合国所规定最后期限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经过43天的战斗，伊拉克军队被赶出了科威特并无条件投降。

1991年4月3日，海湾战争结束一个月后，联合国通过第687号决议，提出了考虑解除对伊经济制裁必须满足的条件，主要有：（1）承认科—伊边界；（2）无条件清除伊拉克的战争潜力，销毁、拆除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生产能力；（3）伊拉克承担战争赔偿；（4）不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等。决议第22条款指出，只有在以上条件被满足时，国际社会才有可能考虑取消对伊制裁，在此之前，伊只允许购买必需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25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公开性的经济制裁目标发生了改变，从反对侵略变成了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联合国在通过第687号决议后，负责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负责人埃克乌斯就抵达了巴格达，经过一番调查，联合国的专家们惊讶地发现，伊拉克隐藏其核武器计划达十年之久。1991年7月，国际原子能组织正式宣布伊拉克违反《核不扩散条约》（NPT），表示要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伊拉克杀伤性武器作进一步调查。26此后，尽管伊拉克方面已经承认伊—科边界，接受赔偿要求，销毁了一些导弹、生化武器，并且做出尊重人权的表示与姿态，但美国抓住伊拉克研制秘密武器和隐瞒其武器计划的问题，指责伊拉克尚未执行安理会第687号决议，坚持维持对伊经济制裁。这表明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标逐渐走向了前台。1991年5月，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兼总统助理罗伯特·盖茨声称：“由于萨达姆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他自己国家民众的残暴统治，萨达姆的领导已经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所有可能的制裁都应该坚持下去，直到萨达姆下台。伊拉克应该为萨达姆付出代价。”27

但美国的决策者也担心，美国难以利用经济制裁迫使伊拉克付出足够的代价而服从自己的意愿，并且这一目标也无法像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那样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1993年，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制裁回顾会上已经避免提到促使萨达姆下台是结束制裁的条件，而是指出，结束对伊拉克制裁的障碍是：首先，伊拉克没有参加与科威特商议边界领土的边界委员会；其次，是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反抗；再次，是伊拉克拒绝与联合国核查人员合作进行巴格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清除和对军事工作的监管。28

1996年，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指出：“伊拉克仍然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我的政府将继续制裁，直到伊拉克通过接受所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表明和平的意图。”29在联合国武器核查问题上美伊斗争不断，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决心再次浮出水面。199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仍然重申：“对伊拉克所有的制裁措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就是解除萨达姆利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威胁邻国及世界的能力。萨达姆已经显示出他有能力和意愿利用这些武器对抗他的邻国和他本国的民众。这些严重危及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并且挑战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301999年，克林顿政府官员指出：“所有的争论和措施都可以总结为两个词：遏制和改变政权。我们希望经济制裁发挥作用，使得萨达姆政权逐渐羸弱，如果可能的话，将他赶下权力的宝座。”31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表示：“美国对伊拉克的遏制政策有三个支柱作为目的，它们分别是：第一，剥夺萨达姆维持其军队的金融资源，通过联合国支持的制裁措施，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在英国的帮助下，通过武力、禁飞区域等保持对伊拉克的军事压力；第三，给伊拉克内的反对派提供金融帮助。”322002年2月，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再次公开指出：“关于伊拉克，至今许多年已经过去了，美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认为，政权改变对于中东地区的利益和伊拉克民众的利益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我们正在寻求更多的方式，去促使政权改变的发生”。

历时十三年的制裁中，美国对伊拉克的总体战略和目标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迫使萨达姆政权解体，避免其对抗美国所带来的美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的损害，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反扩散也成为美国对伊实施制裁的核心因素，但这实质上是一种借口。一方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努力本来就存在困境，主要表现为反扩散国际机制本身存在着不公平，它在现实的选择下，承认了事先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合法性，却又在没有为未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要求他们承诺不扩散的义务，这显然有失公允，难以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伊拉克获得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在两伊战争前就已经开始，而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在冷战的大环境下，为了对付苏联，拉拢伊拉克，对伊拉克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实行了绥靖的态度。1989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发现伊拉克利用从美国对伊出口信贷计划中获取的资金从事非法军事出口。33海湾战争后，联合国核查小组在伊拉克发现了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军民两用技术。3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后却成为美国坚持制裁伊拉克并最终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借口。美国利己主义实用外交的本质不言而喻，其经济制裁政策所宣称的目标的虚伪性和蒙蔽性也可见一斑。此外，当时的情况下，联合国既不能确保伊拉克的安全，使其免受美国武力的进攻，又没有设立取消经济制裁的明确条件，致使伊拉克缺乏与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进行充分合作的激励，加之美国和英国在核查问题上不断节外生枝，要求拥有无需同意随时进入任何政府机构和宗教场所的权力，否则就被视为不履行国际义务需要予以军事打击，造成对伊拉克民族和宗教感情的无视和伤害，美国和伊拉克双方在核查问题上冲突不断。在历时十余年的武器核查中，联合国特委会共向伊拉克派出了397个核查和监督小组、3 500多人次，对伊拉克全境7 000多个地点进行了2万余次核查，并重点对400多个“藏匿疑点”逐一进行了严格核查，经核查销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数量约等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摧毁的两倍。35这令有关军事专家普遍确信，伊拉克已不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上，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美国宣称伊拉克所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未发现。

1990年12月4日，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霍夫鲍尔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经济制裁给伊拉克造成的损失至少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0%，是过去成功案例的20倍以上，因此只要美国及其盟友耐心地坚决执行制裁，“就一定能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但并不一定能够推翻萨达姆或迫使其放弃杀伤性武器”。36美国之所以坚持制裁，也是认为，只要经济制裁持续的时间长一点，伊拉克就会陷入粮食危机之中，一旦大量人口陷入饥荒，萨达姆政权就会动摇。1990年8月经济制裁发起之初，美国就不顾前苏联、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执意将粮食作为禁运项目。但是直至2003年5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持续了十多年的经济制裁仍然没有达到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标。

二、目标国伊拉克的回应

对于美国的经济制裁，伊拉克一直保持了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制裁刚发起后不久，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就公开声明：“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使自己不遭受灾难的情况下，试图扼杀伊拉克民众。如果我们觉得伊拉克民众在遭受窒息的命运，而有些人正在使他们流血，我们将去扼杀所有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并且，所有的石油设施都将会失去产油能力。”37由此可见，伊拉克，尤其是萨达姆本人，从制裁之初就决定要发挥一切手段殊死反抗美国。

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后，美国对伊拉克继续制裁，企图迫使伊拉克答应更多条件的行为，成为伊拉克抨击美国在反扩散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不顾伊拉克民众所承受的人道主义灾难，执意延续制裁的着力点之一。伊拉克通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制裁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并利用各种渠道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交流，通报伊拉克面临的经济困难，争取更为广泛的理解和同情。1990年8月，伊拉克劳动和事务部部长指出：“美国和它的盟友的行为已经超越了贸易禁运为核心的经济封锁，他们对伊拉克用武力进行封锁，范围包括食物和药品，这是在国际规范和国际法之下的一种战争行为”。381994年以后，伊多次表示愿意履行联合国第687号决议，为争取解除制裁做出的诸多让步，也得到了国际社会众多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同情。

面对陆海空的全面封锁和贸易禁运，伊拉克采取了各种反制裁措施。对内包括对居民实施粮食和日用品的配给供应，对药品实行限制，同时调整农业政策。政府颁布了惩罚囤积粮食者的法令，下令对囤积食品的人处以死刑，囤积或以高价出售粮食者将被处以15年监禁。伊拉克政府还采取了鼓励走私以打破禁运的措施，强调“走私”就是一项“国家义务”。39

美国经济制裁还促使伊拉克积极寻找进口替代，尤其是在农业部门。另外，制裁使得伊拉克经济更被置于国家管治之下，使得萨达姆加紧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伊拉克是粮食进口国，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粮食依赖进口，其中一半来自美国。但是制裁促进了农业部门的重大恢复。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和命令扩大粮食生产。首先，颁布命令惩罚那些没有使土地发挥最大生产力的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其次，通过一些项目使得农业生产更加便宜，获利更多；再次，扩大可耕种土地的数量。例如，制裁开始后没多久革命委员会就发布第367号命令规定：“所有未被土地占有者按照计划中的种植密度种植的土地都将被收归国有，而且没有任何补偿”。随后政府又宣布所有未被“合理使用”的土地都将被没收，或者借给其他能够完成政府农业发展目标的人耕种。40革命委员会使用的方法不只有大棒，还有胡萝卜，为了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成本，农业劳动者被免除服兵役，这样有助于农业部门的工资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此外，政府还降低农民获得贷款的难度。通过支持农业，奖励其在伊拉克中部的支持者，萨达姆将经济制裁转化成政治影响力。

为缓解制裁给伊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1995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986号决议，允许伊每半年出口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用于进口食品、药品和其他民用物资，后来又将限额提高到52亿美元和82亿美元，这就是石油换食品计划。这一计划给伊拉克人带来了信心，他们认为，伊拉克已经在制裁的那堵墙上打开了一条裂缝，将来就能够推倒它。而对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行为，伊拉克仍然表示了强烈的抵抗和谴责。1997年，总统萨达姆声称：“伊拉克已经完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下的义务。美国则妄图延长石油禁运和其他各种制裁，特别是食品和药品的禁止，以及阻止其他国家的人来伊拉克，为的是继续扼杀伊拉克人民。”41

1991年5月至2000年初，伊拉克还与美国围绕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核查工作展开了斗争，酿成四次较大的危机。萨达姆之所以在武器核查问题上采取不合作态度，除了不愿销毁已经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外，也希望通过引发危机唤起国际社会对伊国内经济状况极度恶化的关注与同情。萨达姆的这一策略可以说收到一定成效，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境内一片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有所了解后，逐渐对继续长期维持对伊制裁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解除制裁的呼声日益高涨。

1999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284号决议，表明一旦伊拉克满足关键的解除武装的任务，并与联合国观察员合作120天，制裁就可以终止。但是，伊拉克正式拒绝了这一决议。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声称：“安理会并没有满足伊拉克解除经济制裁的要求，因此，伊拉克准备面对所有的结果，以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合法的权利。”422002年10月，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杜里公开表示：“11年来，伊拉克民众已经在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下遭受了灾难和打击，而制裁之所以持续，原因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伊拉克不是其邻国的威胁，当然也不是美国或任何其在中东的利益的威胁。如果联合国核查小组回到伊拉克，我们将会证明伊拉克绝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论是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还是核武器。”43

虽然美国动用了石油禁运——伊拉克的主要外汇来源，还将粮食列入禁运名单，但是萨达姆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坚决不向美国投降。在制裁的过程中，参与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分化紧张，这也正好被萨达姆政权利用，转化为本国的利益。

随着经济制裁的长期持续，伊拉克通过各种手段对外寻找瓦解制裁的突破口。首先，利用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分化和拉拢美国的反伊盟友，瓦解美国多边制裁的基础。1996年联合国批准了“石油换食品”协议后，伊拉克主动将食品进口合同的19．2%、12．5%和8．2%优先给了法国、中国和俄罗斯等支持对其解除制裁的国家。44 1997年3月至2000年8月，伊先后与俄、法、意等国签署了上百亿美元的油田开采合同，并同德、日、韩、南斯拉夫、印度等签订进口大型机电设备合同及石油电力、卫生、住房农业等经济合同协议。除了积极的石油外交之外，伊拉克还通过周边国家如土耳其、约旦、叙利亚、迪拜和伊朗等秘密通道走私石油。据美国估计，即使在禁运期间，伊拉克仍然可以出口10万桶以上的石油。45这不仅使得伊拉克缓解了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使得能够顺利进行大规模走私的伊政府官员及其家属获取了巨大收入。

在经历了13年的经济制裁之后，萨达姆政权依然执政。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k Clawson）认为，萨达姆不仅有能力承受制裁所造成的重担，并且正逐渐将制裁变成自己的政治利益。462003年5月，美国通过第二次对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显然，是战争而非经济制裁迫使萨达姆政权屈服。

三、经济制裁对伊拉克的影响

伊拉克是经济制裁的理想对象国。伊拉克的脆弱来自于对进口的依赖，以及外汇储备来源的单一。伊拉克进口预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其大部分食品以及用于石油开采和加工的机械设备均依赖进口。而伊大部分的外汇储备来自于石油出口。在此局面下，如果国际社会封锁伊拉克的出口和进口需求，将会给伊拉克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具体而言，首先，伊拉克石油出口占出口创汇的95%，石油生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0%。伊拉克也十分依赖外贸，其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到50%，而在一般中等收入国家则只有25%。47其次，伊拉克工业基础主要建立在国外产品输入上，这更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再次，伊拉克还是一个十分易于封锁的国家，其石油出口主要通过途径土耳其的管道运输，只需关闭阀门就可以停止；通过约旦或者波斯湾港口出口的通道也都非常容易关闭。

但经济制裁的批评者认为，不管经济制裁给伊拉克经济带来什么影响，都很难影响到萨达姆的判断和决定。这是源自萨达姆政权的独裁性质。帕特里克·克劳森发现，制裁只是对普通民众起到不利影响，而不是对萨达姆政权，也不能保证经济上的艰难导致萨达姆改变某些可能会危及其政权的政策。48然而支持者则反驳，即使制裁不能直接促使萨达姆下台，至少能够削弱伊拉克的战争能力。施莱辛格认为：“如果一定要打仗，为什么不打一个相对羸弱的伊拉克呢？”49

美国对伊拉克经济制裁虽然不能使萨达姆主动下台，也不能使伊拉克国内反对派上台，但是却能削弱伊拉克军事潜力，限制其对现有武器装备的升级等。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将粮食列为禁运物资，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允许伊拉克进口粮食，同时，伊拉克也调整农业政策，增强自给自足能力以应对制裁。然而，设备老化、零部件奇缺，禁运所导致的农用机械、电力、农药化肥不足等问题仍难以解决，加上石油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有限，美国对于石油出口数量的限制和收入的截留，能够用来进口粮食的外汇是有限的。伊拉克的谷物收成仅能满足其30%的需求，粮食短缺率达到60%以上，每年仍需进口27亿美元的粮食。基本商品短缺导致许多商品价格飞涨。1993年公开市场上小麦价格上涨了355倍。在困难时期，伊拉克每个家庭的食品配额下降了25%—50%。50

对石油出口的限制比粮食进口限制更严重地打击了伊拉克经济。一方面，虽然伊拉克石油丰富，但由于禁运而缺乏提炼石油所需的设备和化工原料。1990年10月，经济制裁的效果已在伊拉克显示出来，在伊拉克已经出现汽油供应短缺而被迫实行配给制的情况。另一方面，石油禁运使伊拉克外汇大量减少，由于石油出口限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伊拉克造成了15亿美元的损失，每天失去8 000万美元的石油收入。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以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使得伊拉克的制裁不能解除，虽然1996年联合国与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协议”付诸实施，但是由于美英的阻挠，该计划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伊拉克与外国公司所达成的进口合同遭到搁置。1996年，伊拉克全国工业开工率不足20%，80%的工厂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大批工人失业。2002年伊拉克失业率达到60%以上。51工业的破坏和失业率的上升导致了收入的下降。1980年伊拉克人均收入为5 000美元，即使经过8年与伊朗的战争，1989年人均收入仍为4 000美元，而到2000年下降至不足300美元。52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的资产冻结也使其经济雪上加霜。伊拉克拥有50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其中12亿美元在美国，另有42亿美元在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同时，伊拉克还负有420多亿美元的债务。被冻结的资产并不能偿还其所欠债务。美国规定，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不仅包括现有资产，还包括伊拉克未来的石油收入，石油换食品协议中的收入中有三分之一被用于偿还债务。为了防止伊拉克非法获取或被其所扶植的科威特政府所获取，美国对科威特的海外资产也进行了冻结。科威特海外资产和投资大约有1 0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在美国，20%在英国，30%在西欧和日本。53这些资产都成为日后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资金。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结束时，其国库中还有部分外汇储备，使其在战后之初修复了被盟国炸毁的几乎所有134座桥梁、数百英里被破坏的公路与铁路，并恢复遭到破坏的电力网、通信网和广播设施。但由于石油出口的限制，伊国库很快告罄，再也无力进口物资和进行大规模重建，导致经济极度萎缩，甚至危及到维持百姓基本生活供应的定量供应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制裁已经成为伊拉克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回溯1990年到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经济制裁，历时13年，给伊拉克造成的经济困境和人道主义灾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空前关注和争论。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制裁？

首先，从美国对伊拉克经济制裁的结果看，再次证明了经济损失并非是确保制裁成功的充分条件。截止到2002年底，伊拉克因为制裁蒙受了2 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导致160万人丧生，其中约有67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腹泻、心脏病及呼吸系统疾病和营养不良。但是萨达姆依然是在制裁中稳坐江山。其原因在于，一是倒萨的最终目标显然危及伊拉克安全和其政府的生存，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萨达姆也不会因此屈服。对于伊国内民众来说，由于怀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将美国制裁压力视为对本国内政的干涉，增加了对美的仇视，对本国的专制统治和经济损失反而能够有较大的容忍力。二是伊拉克政治结构乃是军事独裁，萨达姆从就任总统以后就一直严密控制着政权，在反制裁的过程中又借机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虽然美国极力支持伊拉克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但受到萨达姆的坚决打击，反对派一直未能壮大。

其次，如果制裁发起国的动机具有表达性则更加有效，由于制裁表明了发起国的政治决心，因而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无论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老布什总统立即签署的制裁命令，还是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后继续实施的制裁，对美国而言都有着巨大的表达性作用。对中东各国而言，13年的制裁始终显示着巨大的威慑力，即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打破中东的均势，更不允许任何国家脱离美国的影响。对国际社会其他大国而言，美国也表明了其高度关注和干涉中东事务的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制裁违反其意志的国家，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

再次，经济制裁作为美国的传统对外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替代性和辅助性的手段，是在不愿承受“不作为”可能带来的代价和战争尚未赢得足够的国内支持或准备尚不充分时做出的第三种选择。同时，它也是一种从属于美国地区战略的政策。美国对伊拉克制裁实际上从属于从海湾战争爆发开始的对伊遏制战略。除了经济制裁之外，美国也对伊拉克多次进行了军事打击。美国还对伊拉克反对派提供经济资助，中情局也不断策划暗杀萨达姆。在这一时期，经济制裁虽然未能达到倒萨的目的，但是它有效地削弱了伊拉克的战斗力和士气，为美国赢得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成为未来战争的重要辅助手段。

注释

1．毕云红：《透视冷战后美国单边经济制裁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2期。

2．阮建平：《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理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3．Daniel W．Drezner，“Conflict Expectations and Paradox of Economic Coerc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1998，p．712．

4．W．H．Kaempfer and A．D．Lowenberg，“A Public Choice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in Steve Chan，ed．，Sanctions as Economic Statecraft：Theory and Practice，p．158．

5．Ibid．，p．118．

6．Joseph G．GavinⅢ，“Economic Sanctions：Foreign Policy Levers or Signals？”Cato Policy Analysis，No．124，Nov．7，1989．

7．M．Miyagawa，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91．

8．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9．Joseph G．GavinⅢ，“Economic Sanctions：Foreign Policy Levers or Signals？”Cato Policy Anal-ysis，No．124，Nov．7，1989．

10．Joseph G．GavinⅢ，“Economic Sanctions：Foreign Policy Levers or Signals？”Cato Policy Analysis，No．124，Nov．7，1989．

11．Gary Clyde Hufbauer，Kimberly Ann Elliott，Tess Cyrus，and Elizabeth Winston．“U．S．Economic Sanctions：Their Impact on Trade，Jobs，and Wages，”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pril 16，1997，p．3．

12．G．C．Hufbauer，J．J．Schott，K．A．Elliott，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3rd Edition，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p．1．

13．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14．颜剑英、罗锦绣：《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新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15．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问题研究——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个案分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16．G．C．Hufbauer，J．J．Schott，K．A．Elliott，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3rd Edition，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p．49．

17．Ibid．，p．3．

18．Ibid．，p．65．

19．Ibid．，p．67．

20．Ibid．，p．70．

21．Ibid．，p．6．

22．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23．http：／／news．sina．com．cn／w／255618．html．

24．Washington Post，16 August 1990．

25．《人民日报》，1990年8月11日。

26．Leonard．S．Spector，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Orbis，Spring 1992，pp．181—182．

27．International Trade Reporter，29 May 1991．

28．New York Times，30 March 1993．

29．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6 May 1996．

30．USIS，13 July 1998．

31．Wall Street Iournal，27 August 1999．

32．Financial Times，17 January 2001．

33．冷雪梅：《从伊拉克门到情报门——美国对萨达姆政权政策探析》，《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34．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Hearing：Testimony of David Kay［DB／OL］．http：／／foimissour．iedu／evolvingissues／iraqgate．htm，l10／27／1992．

35．高祖贵主编：《全球变局：美国与伊拉克》，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页。

36．Jaleh Michelle Dashti-Gibson．Enhancing Enforcement：A Framework for Monitor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D］．Michigan：UMI Company，1998：156．转引自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37．Washington Post，24 September 1990．

38．Washington Post，19 August 1990．

39．商裔：《一个人的抵抗——走进萨达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06页。

40．Zachary Selden．Economic San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9，p．257．

41．Associated Press，17 July 1997．

42．Ibid．

43．New York Times，17 October 2002．

44．Country Report Iraq，August 2000，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5 Regent St，London SWTY 4LR United Kingdom．转引自李荣、程星原：《伊拉克的反制裁斗争》，《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5期。

45．Zachary Selden．Economic San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9，p．87．

46．Patrick Clawson，How Has Saddam Hussein Survived？Economic Sanctions，1990—1993，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cNair Paper 22．September 1993．

47．Zachary Selden．Economic San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9，p．88．

48．Patrick Clawson，How Has Saddam Hussein Survived？Economic Sanctions，1990—1993，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cNair Paper 22．September 1993．转引自Zachary Selden．Economic San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9，p．241。

49．Arthur Schlesinger Jr．，“White Slave in the Persian Gulf”，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7，1991．

50．Patrick E．Tyler，“Iraqis’Food Ration Are Reduced as Trade Embargo Cuts supplies”，New York Times，2 January 1991 A1．转引自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12。

51．王龙琴：《制裁下的伊拉克》，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3月21日第7版。

52．张宁：《伊拉克制裁封锁几时休？》，《解放军报》2000年5月7日。

53．New York Times，3 August 1990，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