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驱动城镇化的中国观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多重转型交汇、多种机遇叠加、多类挑战并存的重要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最后冲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在爬坡过坎,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运行的新常态。面对复杂的宏观环境,城镇化既不能单点突进,也不能跛脚前行,更不能带病停滞,要按照“四化同步”的要求,充分发挥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作用,让信息化成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强大驱动力,有效释放城镇化在扩大内需、拉动投资、调整结构等方面的作用。

一、信息化迸发发展的黎明前夜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推进信息化。从“十五”开始,信息化战略就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信息化专项规划也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出台对两化融合、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资源开发等做了统一部署。自金融危机以来,围绕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产业、信息资源开发、信息化应用等领域,中央与地方各级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计划、指导意见、实施方案与配套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信息化发展,中国信息化发展进入迸发式发展的黎明。

海陆空天的立体多维信息基础设施初步形成,为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信息基础设施持续演进,覆盖能力不断提升,2013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1 745.1万公里,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累计建设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接近3.6亿个,互联网用户、宽带接入用户规模位居全球第一。第三代移动通信(3G)网络实现全国乡镇全覆盖,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商用化全面铺开,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技术研发开始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覆盖亚太地区,海底光缆北连渤海区域,南至三沙市。

信息产品与服务不断完善,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信息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2013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销售收入12.4万亿元,折成美元计算,占同期全球IT支出的比重超过50%。在硬件产品制造方面,我国手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别达到14. 6亿部、3.4亿台和1.3亿台,占全球出货量比重均在半数以上。在软件产品开发方面,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4.6%,明显高于全球5.7%的平均增长水平,占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中国电科、华为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涌现,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信息技术的渗透带动作用日益增强,两化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推动生产制造业、交通物流业、出口贸易业等各行业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改造,传统行业企业通过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加快转型升级,逐步占据价值链高端。电子商务异军突起,广泛渗透,成为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2013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突破10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85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达到7.8%,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支付机构的互联网支付规模超过1 000万亿元。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正在加速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社会事业信息化全面提速,公共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取得明显进步。数字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公共教育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信息化在优化就医流程、共享优质医疗资源、提高卫生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保障卡覆盖面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6月,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超过6亿,及时结算、跨区统筹能力显著增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覆盖城乡,互联网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传播阵地。多层次、广覆盖的电子政务体系提升了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市政管理、人口管理、交通管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社会诚信、市场监管、检验检疫、食品药品安全、饮用水安全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喜忧镜像

党和国家始终在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中重视推动城镇化发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标志着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规划计划、政策法规体系。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在全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指导。在中央层面积极推动城镇化战略制定的同时,许多地区也制定了本地区的城镇化规划、指导意见。

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所言,“城市的成功是国家的成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奇迹。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 173个增加到20 113个。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城市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正处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瓶颈约束期,面临着“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效率与公平需要调整和重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

三、信息化驱动城镇化的智慧实践

信息革命的到来重塑了城市发展的理念与模式,相继引发了各地开展数字城市、宽带城市、无线城市等建设热潮,传统城镇化道路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智慧城市是当前信息化城市发展的最新理念和模式,在城市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社会民生、经济产业、市政治理领域中,充分利用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智能分析等IT技术手段,对城市居民生活工作、企业经营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相关活动,进行智慧地感知、分析、集成和应对,为市民提供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企业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商业发展环境,为政府构建一个更高效的城市运营管理环境。建设智慧城市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改进城市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

为了规范与推动智慧城市健康发展,住建部于2012年底启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并制定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遴选了90个城市进入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为了在国家层面形成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2013年国家发改委与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指导意见》,作为从现在起到2020年指导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最重要的文件。与此同时,各地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北京在制定《智慧北京行动纲要》之外,为促进旅游发展出台了《北京智慧旅游行动计划纲要》,南京出台了《南京市十二五智慧城市发展规划》,各地掀起智慧城市建设的高潮。

目前国内已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中,有的是创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智慧深圳”“智慧南京”“智慧佛山”等。更多的是围绕各自城市发展的战略需要,选择相应的突破重点,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既定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机统一。如昆山把建设智慧产业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大力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智慧产业;昆明重点发展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服务型电子政务,为城市运营和管理提供更好的指导能力和管控能力;南昌重点建设数字南昌综合指挥调度平台、智能交通系统、市政府应急系统、“数字城运”“数字城管”等重大工程,提升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公共信息服务水平;重庆提出要以生态环境、卫生服务、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为重点建设智慧城市。

尽管各地纷纷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使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实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是智慧城市建设重物轻人、贪大求洋,盲目追求技术的先进性,没有与人口城镇化的民生需求紧密结合。二是智慧城市建设存在明显的GDP导向弊端,强调工程项目等“硬”建设,忽视公共服务供给与体制机制创新等“软”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的面子工程较多、里子功夫少。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往往限于对单一项目的统筹协调,缺乏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智慧城市建设没有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城市管理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