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的沉思

《巨流河》的沉思

张建成

张建成，1971年9月出生，甘肃靖远人，中共党员。1995年7月参加工作，现为白银市平川区国家税务局办公室副主任。喜欢读书，发表散文、诗歌若干篇，散见于《甘肃税务》、《纳税人》、《白银日报》等报刊。音乐快板《说说平川国税事》2009年11月荣获甘肃省国税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踏着共和国脚步”征文一等奖；《父亲和我的接力赛》2008年12月获甘肃国税系统“流金税月三十年征文活动”二等奖。

《巨流河》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齐邦媛先生花了七年时间于2009年完成的一部融回忆与纪实为一体的自传性文学作品。同年，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公司付印发行，并立即受到读者的瞩目。201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连印三次，一时竟显“洛阳纸贵”的火爆局面，是年，被新浪网、当当网、凤凰网等媒体评为“2011年中国十大畅销书籍”。《巨流河》在海峡两岸都受到如此的追捧，一定有它的原因。捧书细读，如一缕清香沁人心脾，似一部心灵史回肠荡气。读完合卷，竟又“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王德威读《巨流河》后写的后记题目）。这是先生用自己的眼眸、自己的观点结合自己的历程、自己的思索，融合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思想写就的一部个人成长见闻史、家庭悲欢离合史、国家悲伤回忆史和两岸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游子史。可以说，这是一部惆怅的书，这是一本能洗礼读者心扉的书。

在先生这本25万字的传记里，她用女性细腻的笔触回顾了他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从关内漂泊到西南，从大陆流亡到台湾。他个人的成长与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书共十一章，每一章节自成体系，而又丝丝相扣；同时，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将每一章分成若干个小节，在标题中点出每一小节的中心，极大地减轻了读者的阅读压力，不像一些外国的名著，一本书读了好多，却还不能把自己融进书本。此外，在大陆出版时该书中插入了大量的与章节相对应的照片（台湾出版的是什么样，市面上未曾谋面），更有助于增强读者的兴趣和读下去的决心。

三联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墨蓝色封底上有这样一段题字：

写给——所有为国家献身的人。

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诵读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垭口海，那暮色的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

仅就这段草蛇灰线的文字，读者就可以约略地感受到东北沦陷的伤痛，国破家亡的剧痛以及游子的思乡之痛；也能管中窥豹到朱光潜等那些渐行渐远大师的风采，先生自己的文学追求和“初恋”的苦涩。

先生在书的开头有一篇序，交代了写这本书的起因、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了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年。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堙没与遗忘了。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他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读这段文字，倍感心酸，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太平和了，太善于遗忘了。一千多年前，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却也倍感欣慰，毕竟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很多像先生这样的“中国的脊梁”。崛起需要对历史的清醒，发展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

2002年秋天起（当时先生已近八十高龄），先生着手资料的准备，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形成了散乱的数百页记录稿，但由于“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又牵扯到谋篇布局，曾几度罢笔。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在挚友的安慰、鼓励和支持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序》），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漫长的五年间，其间因疾病住院，终于二〇一〇年七月在台湾桃园落笔，为“自己的一身画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环”。就这段文字再说说吧，为了心中信念，为了给自己“画一个完整的圆环”，过程的艰难历历在目，而这却将生命的激情、人生的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提升到如此的高度，是大是小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衡量、比较和判断。这儿，我又想起一段话，“我们不一定能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但一定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宽度，增加我们生命的厚度”。这里说的宽度和厚度，也就说的是人生的价值，事业的追求。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做一个无愧于自己、工作、社会、国家的人，就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事业的责任心，并终身为之思考、努力、奋斗，挣脱一些束缚，放弃非分之念，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爱因斯坦说：“人生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取得什么。”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一夜之间占据了沈阳，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变”。“对于我那自以为苦尽甘来的母亲（丈夫回国），这是晴天霹雳，刚刚挥别的那个充满孤寂回忆的冰天雪地，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钟爱她的父母将难于重见了。”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也是千千万万心中有“中国”这两个字所有当时东北人民的回忆。此时，我想起前一阶段看到的一个电视新闻的画面，说的是以色列国家成立纪念日，当时新闻画面上所有以色列人都在静立，开车的人走下车、工作的人放下手头的工作……这是他们在纪念他们国家的成立。这一画面，我在“5·12”地震后见到过，但“5·12”地震刚刚过去四年多一点，网上就出现了一些让我悲哀的事情，好多学校的学生还在临时的活动板房上课，而一幢又一幢的豪华政府工作大楼却拔地而起。同样，能有多少人在我们的“国难日”，翻到日历这一页的时候，心中想过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从“九一八”到“伪满洲国”成立之间的一年，先生在书中发出了这样的困惑和疑问，“这漫长的一年，张学良在哪里？纵横天下的奉军而今安在？”张少帅继承的奉军精华在他声称“不抵抗”的情况下撤入关内；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口号只有自己听得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世界上无真正公理”）。我在教科书上读过这一段历史，但真相具体怎样，我不得而知。司马迁受腐刑完成《史记》，他在《高祖本记》敢说刘邦年轻时“好酒及色”。而我们的史书特别是上世纪及更早，却“好恶分明”，好在我们观念正在转变，正在走向理性，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成熟、走向复兴的关键！

作者单位：白银市平川区国家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