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史励志谱新篇

存史励志谱新篇——《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小记

边杰人

自古以来，盛世修志。《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以下简称《社志》）的编纂工作，日夜兼程，历经四年，数易其稿，于2007年4月正式出版，为中华职业教育社90华诞献上一份厚礼。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教社名誉理事长、九七老翁孙起孟欣然为社志题词：“继承创新，与时俱进”。

这部《社志》是中华职教社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反映社的历史的志书。《社志》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党务工作者及社会相关研究人员了解中华职教社在上海的历史提供了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职教社的社员教育也是一份很有意义的教材。《社志》的主要编纂人员均为离退休老同志，平均年龄超过70岁，他们在《社志》编委会领导下，不顾年高体弱，不畏严寒酷暑，怀着对中华职教社的深厚感情，以高度负责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上海职教社和广大社员交托的重任。

由于社志编纂的组织工作严谨有序，编辑队伍团结拼搏，志书质量受到好评，吴仲信主编荣获2011年国务院史志领导小组颁发的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个人称号（上海共5名），这给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每一位同志巨大的鼓舞。

全体参编人员四年努力、四年辛苦、四年执著、四年奉献，终于绘就出一本图文并茂的70万字的史料长卷，本文谨记下编纂工作的点点滴滴，以庆祝中华职业教育社95华诞。

一、临阵受命总动员

2002年10月，市委统战部史志办邵燮堂同志代表史志办来社传达关于开展修志工作的意见，并与驻社专职副主任认真进行了讨论。2003年3月7日史志办又召开统战系统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上海中华职教社与市参事室、市文史馆、市社会主义学院等为系统内继1992年首批单位后四家新修志单位，同时专门发文提出有关要求。我社按统战部文件和会议精神，召集部分相关同志传达并讨论。与会同志为上海职教社能列入全市编志工作总体规划而感到兴奋，因为这是对职教社的历史、传统以及她对社会、对人民所作出贡献的肯定，也是对职教社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我社随即启动了编志工作前期准备。开始考虑制订工作计划，组建领导班子，落实编辑人员，多方发动宣传，着手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等问题。

在2003年3月20日的上海职教社社务委员会上，讨论了“修志”工作初步打算，同意组成以黄关从为主任的《社志》编纂委员会，领导我社修志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建议编委会成员包括职教社现任和历任主要领导、区县社主要领导，相关社办学校和校友会主要领导。他们共同担负起上海中华职教社的修志重任。

2003年7月25日黄关从主任主持召开第一次编委会全体会议，正式宣布《社志》编委会成立，委员共23人。大家首先讨论明确此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华职教社90年来，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她在上海的大量活动和丰富史实一直未能汇集成比较完整的资料，再不积极抢救，今后难度更大，损失也更大。为此，我们作为职教社的一员，必须全力以赴，应该担当起传承重任，要以对历史负责，对职教社负责的精神，倾心竭力，拼搏奉献。会议讨论确定了工作计划。决定组成以我社上一届主任吴仲信为主编的编辑班子，具体负责编务工作。编写成员主要是熟悉社务工作，对社有深厚感情，具有高度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的身体尚可的老同志；也配备了社机关相对年轻的同志参与。期望他们通过这一专项工作对职教社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培养对职教社的感情和责任。此外还根据工作需要，聘请时任总社研究部部长李益生同志为特邀副主编，赖增礼、章启祥、辛振镒同志为特邀编辑。

为了借此机会推动各区、县职教社、社办学校总结立社（建校）以来的工作，收集整理已有的和分散的档案材料，汇编一本类似志书的资料，我们专门与区县社商定：相应成立各区县社、校修志领导小组，落实编辑人员，制订工作计划。这些资料汇成后，既为上海社志稿提供素材，也将成为相关区、县志的组成内容。各基层社、校领导小组组长均为《社志》编委会成员，有利于编纂工作的及时沟通交流。考虑编纂工作的特殊需要，各历史阶段内容的有机衔接和避免疏漏，编委会还聘请我社德高望重的三位老前辈担任顾问，他们曾多年在黄炎培先生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时期在重庆担任过《国讯》、《宪政》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展望》主编（三刊物均为职教社主办）。三位前辈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尚丁先生；1983年、1989年先后担任上海社主任的任民鉴、陈穗九先生。

黄关从主任多次强调：一要充分认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社的历史；二要全社上下齐心协力；三是社机关要提供各项条件，保障修志工作顺利开展；四是参与工作的老同志多，要注意健康第一、量力而行。

主编人员领命后，立即召开了多次调研座谈会，分别请老领导、老社员、区县社、社办学校、相关研究人员、已故老前辈亲属等出席，介绍市方志办和市委统战部的计划要求，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为我们拟定工作计划提供了帮助。

在走访、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首批修志单位多在8—10年编辑出版，最长达14年之久。而我们要在四年多时间里完成，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不巧的是，立项伊始，恰逢“非典”来袭，“暂停”是最稳妥安全的办法，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些老人心急如焚，没有“安分”。吴仲信主编通过无数次家庭电话会议，仍然与几位主编成员保持热线联系，遥控讨论，还冒着风险，每2—3周坚持集体讨论一次。这样的拼命，硬是抢到了几个月时间，制订出4年目标计划，年度计划、阶段实施计划，以及相关专项规范、规定，列出编写大纲，充实参编力量，健全组织体系，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为全面铺开打下良好基础。

中华职教社的历史时间跨度90年，在黄炎培等先辈的领导下，职教社活动范围宽泛，取得成果丰厚，可惜几次战乱使社的史料遭受损失，觅宝谈何容易；另一方面，熟悉和亲历职教社历史的老人们，在90年代那关键十年中或相继离世，或年迈多病，缺少了本可依赖的活档案活字典；再者，在编辑队伍中，虽不乏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又有撰写论文编著教材的同志，但除个别同志外，多无编纂志书的经验。确实任务很重，困难很大。但全体编辑人员紧密团结，科学计划、合理分工，满腔热情迎着困难去战斗。

二、边学边干争朝夕

社志编纂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领会、交流总结、完善提高的过程。全体同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边学边干。编辑班子在前半阶段每月分别召开主编会议、全体会议各一次，传达领导意见和有关会议精神，学习方志编写的有关知识及专业要求，使每个编辑人员能按照统一计划统一要求分头完成好各自任务。后半阶段主要是集稿、撰写、补充、修改工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4年多时间里，从2003年7月25日至2007年元月5日共召开五次编委会全体会议，听取阶段（年度）工作汇报，讨论或调整工作计划，决定重要事项。

4年修志终成正果，离不开市委统战部的正确领导、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热心辅导和总社的关心指导。立项初期，部史志办根据新修志单位的实际情况，请多位专家为我们开设修志启蒙讲座，我社任民鉴、吴贤忠等三位同志参加，学习了不少专业知识，为日后规范编纂打下了基础。

市委统战部领导多次强调指出，一定要认真研究并明确本志的特色。鉴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职业教育团体，具有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特点，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因此本志应该充分反映职教社倡导、研究、实践、推行职业教育，追求“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理想，为改革乃至改造传统教育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理论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大量实验；应该充分反映职教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进步政治力量，为推动抗日救国、民主建国发挥的作用；应该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职业教育发展、为加强海内外交流交往，联系、团结有关方面人士，推动实施“温暖工程”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为了体现这一认识和特点，统战部史志办严政等老领导多次听取我社修志工作汇报，到社调查研究，参加编辑会议，审阅志书专题内容及全稿，提出关于结构安排及文字修改的具体意见。两次组织新修志单位交流会，使我们获益匪浅。多次联系有关方面为我们解决工作进程中遇到的难题。为了准备《社志（稿）》评议会的召开，统战部史志办诸位同志事前协助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聘请专家、约请领导、会场安排、摄影布置等都非常严谨周详。

市方志办各处室不厌其烦地接待我们一次又一次登门求教，梅森处长等多位专家也十分热心并耐心地来职教社手把手地辅导，关于志书定名、断限、布局谋篇等重大原则问题，都有他们的指导意见；对每一章、每一节初稿内容，都有他们逐字逐句的修改和认真仔细的评议意见；我们对每一章的反复修改，他们也同步进行着一次次的审阅。正是由于前期分段修改的工作比较认真扎实，为全稿终审打下很好基础。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方志办的专家们在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为了赶时间审读稿件，往往是开夜车，利用双休日来完成，他们牺牲了休息天，保证了《社志》如期出版。

修志工作起步后，上海社即多次向总社领导电话请示，并派员两次专程赴京汇报，时任总干事邱惠霖、副总干事边德林、李树海及有关部室负责人一起听取汇报共同讨论并明确表示；编志工作不仅是上海的事，也是总社的事，一定全力支持上海编志工作，亦商请落实相关同志担任特邀副主编和编辑。2005年3月上海社向总社发送关于“编纂《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及报送《大事记》（初稿）的请示”，不久即有回复。总社充分肯定上海修志工作对全社社史研究和编纂十分有意义，对参编同志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希望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回复”还对社志用名提出三个参考方案。经主编会议讨论，上海社又正式向总社书面汇报了关于选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名，以及三点理由，得到总社认可。整个编纂过程中总社一直给予关注和关心，积极提供现有可供参阅的资料，协助联系采访，审阅志书初稿。

四年期间编辑同仁们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喜得《上海社志》问世，他们的艰辛和付出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关于主编吴仲信的先进事迹，我们曾以《古稀出征展新图》为题在上海社讯发表，并作为全国先进个人的申报材料。副主编吴贤忠老师是中华职业学校老校友，曾担任上海社专职副主任，多年来对社的历史和黄炎培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此次“出山”参加编纂工作，他们怀着对社、校的深厚感情，克服诸多困难，承担了分量最重的编写任务。年逾古稀的吴老师，除在家中查阅大量资料写作志稿外，还用三个月左右时间，每天清晨赶往上海图书馆，争分夺秒地翻阅着一本本、一份份《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老报纸，寻觅、摘录与职教社有关的内容，为了抢时间，他中午在图书馆地下室食堂经常只吃一碗面条，或者几个包子，就马上回到阅览室座位上继续“读报”。2005年，他去北京参加完总社会议后，紧接着要查阅黄炎培日记，他从会务安排的星级宾馆搬到一家街道办的二层小楼招待所，笑答理由，一曰靠近历史研究所，省时；二曰没星级，省钱。遇到双休日，单位对外不接待，可时间不能浪费，经征得历史研究所照顾，可借阅资料带回住处。狭小的房间没有办公桌、靠背椅，只有两只方凳，他把资料摆放在床上，翻阅、抄录，就这样研究所和招待所，两点一线，奔波十天，急返上海。

高强度的工作压得吴老师的心脑血管部分提出“抗议”，他二次住进医院，但总放心不下手中的工作，每次输液缓解后，他又在病房里“笔耕不辍”了，难怪护士同志要向前去探望的人“告状”。

三、众人拾柴火焰高

《社志》编纂工作离不开社内外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各区县职教社、社办学校、校友会热情很高、行动迅速、态度认真。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第一手资料，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从借阅到复印各环节都给予了很周到的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破例同意我们查阅尚未出版的黄炎培日记整理稿，帮助我们弄清了多处原先不详的细节。我们还得到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等文博机构的支持。编辑者还专门拜访了黄炎培先生的亲属，黄大能、黄学潮两位老人在北京寓所分别接待我们，热情介绍社史、家史，对修志工作提出殷切希望，大能先生还在几次来沪期间关心社志编撰情况，鼓励大家努力为职教社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至今令人难忘。

接到修志任务后，各社、校分别成立修志工作领导小组，落实编辑人员，广泛发动社员、校友、献策出力、制订计划、收集资料、分类整理、认真推敲。编委会于2004年2月底，借南汇科技学校召开区县社、校编志工作交流会，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全体编写人员参加。南汇区委统战部领导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各单位一起总结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推动落实编志工作计划，发挥了积极作用。2005年12月又召开区县社、校交流会，通报情况，核实、补充资料，为总纂打下了基础。

各社、校领导高度重视，严格把关，崇明社主任宋斌等亲自挂帅，南汇社周发科主任、虹口社沈本涵主任、奉贤社施榕主任等甚至亲自执笔撰写。各社承担具体编写任务的同志洪流、施汉樑、陈金虎、赵金荣、曾武英等同志都十分敬业、十分辛苦，都努力按照总体进度分头完成了分工内容。2004年10月，各区县均已完稿，崇明、南汇还率先印刷成册。

中华职业学校老校友方伯华等同志和谢朴园等老师为学校和校友会的史料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完成了预定计划。我社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比乐中学和中华职业进修学院等社办学校都认真编写了相关资料。中华职工中专胡同荣老校长，新中国成立前就在中华补习学校任过教，与职教社感情至深，此次接到任务后，85高龄的老人，冒着酷暑奋战三个月编写出中专校的校史资料。今天我们也深深缅怀为编纂工作作出贡献的两位顾问尚丁同志、任民鉴同志以及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屠良章同志。

从2003年起，编委会先后三次在《上海社讯》发布致社员同志书一类的文告，欢迎广大社员，关心、参与社志编纂工作，得到积极响应。胡厥老姚惠老的亲属，不仅积极参加座谈会，发表许多宝贵意见，还送来诗画集、照片及相关资料；杨卫老、张雪老的亲属也积极提供史料或线索；蔡元培先生之女蔡晬盎、邹韬奋先生之女邹嘉骊都热情接待编辑人员来访并赠送珍贵资料，帮助我们充实或校核了志书内容。

在编纂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每位编辑都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着手编写各章节内容，但仍为一些疑难问题而纠结。主编会议商定于2006年春节前又发布了《再为继续征集社志史料敬告同志书》。信中首先致以美好祝福，感谢大家支持，吁请广大社员继续为社志编纂提供文字、照片、诗画等资料。

年逾八旬老社员、中华职校老学长朱桐生在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环球》杂志上载有中华职教社发起建立时的宣言书等资料，遂复印寄给编辑部。我们在拜访他的时候更有重要收获，我们正在寻找的48个发起人之一的朱少屏先生就是朱桐生老人的父亲，而朱桐生老人也不知道这段历史因缘。他随即将珍贵的《朱少屏纪念文集》借出，使我们得以完整地写出一份人物传记。似乎有点“得来全不费功夫”。

对社机关的同志，在多次会议上通报《社志》编纂工作，不断宣传重要性，不断调动大家积极性，有的同志认真参与搜集资料，撰写部分章节，有的同志为复制原始资料出力，有的同志打印一篇篇文稿，复印总数逾万千。

四、精益求精出真品

全体编辑人员在实践工作中，越来越理解这项任务的重要性、紧迫性。越来越感到责任重大，也越来越坚定信心，坚持精益求精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在分头起草各章节前，编委会商定，首先要研究志的名称，准确编排志书目录，以确定志书的框架结构，内容选取。关于志名：定名为《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原曾提出过使用《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志》或《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部分）志》等，后均未采用。编委会反复学习研究，并与市委统战部、方志办、总社商议后认为，本志编纂任务是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列入规划、市委统战部下达的、地方政府规划编纂的志书，应是本辖区内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团体、行业等的史实记载。冠以上海二字，一是明确职教社地方组织与总社的关系和区别，二是与志稿内容范围取定相符。

关于志稿内容范围取定：讨论认为应该是指职教社组织在上海时的全部活动纪实。这是因为1917年职教社在上海创建，又长期以上海为基地，积极在全国各地和海内外开展活动，取得了成效，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前的32年是职教社在上海发展、成熟的历史见证。为了与志名和内容范围取定“在上海”一致，本志稿记录了1917—1937年、1946—1949年间，职教社在上海时的全部活动事实及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办事处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分社、上海职教社的全部活动记录，关于目录，原曾设想过分上下篇，相关章节一一呼应，经反复讨论，最后确定目录为序言、凡例、总述、大事记，共六章三十三节的编排。

为落实全书各章节编写的规范要求，编委会又以《大事记》为范本，请吴贤忠副主编领衔起草。经过约一年的努力、十多次的讨论修改充实，于2005年3月形成初稿，并报送各有关部门审阅。

《大事记》初稿完成后，各章节虽有明确撰写人，但主编班子对编写中出现的问题，还会及时地反复地提出讨论，如行文规范、称谓和简称、图片选配、人物认定等都有涉及，而且形成讨论意见，供大家掌握，部分重大内容，需经编委会甚至请示统战部、方志办后执行。保证编纂工作有序顺利开展。

精益求精，在每一个编辑身上随处可见。副主编万国森参加过第一批单位修志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他为《社志》编纂提出许多有益意见，对他分工的章节倾注了大量心血。

修志过程中，人物资料和照片选择是十分严肃和细致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范例规定和志书内容精心挑选准确叙述。收集人物资料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一些公众人物虽有不少介绍和记载，但鲜有发起创立职教社及任职的记述，必须一一补充，少数发起人暂时还找不到现成档案。王昌范同志费尽心思，遍寻全国各地，通过各种渠道，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例如，对48位发起人之一的朱有渔先生的资料是通过上海朋友，辗转香港线索，再回到上海青浦的关系，王昌范同志按约定清晨赶往青浦，从上海神学院查到信息如获至宝。照片选择要配合职教社90年来的重大事件，又要适合相关人物，符合相应时代背景，不应有明显疏漏，也不能出现明显错误。吴仲信主编和黄宾笙同志在从四面八方汇集的几百张照片中一次又一次，一张又一张地比较、甄选、编排，有时他们在家里像摆龙门阵一样，书桌放不下，放到床上，再放到沙发、座椅，真是铺天盖地！有时为了一张照片要不要放，怎么放，几个人要斟酌许久，甚至主编会议讨论，力求精益求精。

按照预定计划，《社志》初稿经反反复复讨论修改后，于2006年四季度完成送审稿，是年11月7日假市委统战部会议室召开《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稿）》评议会，市地方志审定委员会主任李家齐，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箴、原副部长陶人观、严政，部史志办邵燮堂等领导，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沙似鹏、朱敏彦，市方志办各处室等专家出席评议会。上海史学界权威、市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和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姜义华也应邀出席，参加评议会的专家计18位。编委会主任黄关从主持评议会，主编吴仲信代表主编成员作编纂工作汇报，他简要回顾了编写过程，介绍了《社志》指导思想和特色，对编纂工作中几个问题作了说明，陈述了资料主要来源。与会专家充分肯定志稿编纂的特色、作用及意义，对志稿付印前的后期修改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希望，为最后定稿把好了关。

从2007年《社志》出版至今，所有参与《社志》编纂工作的同志都年长了5岁，至今大家仍深情感到，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大事。我们期盼职教社的明天更美好，我们祝愿为《社志》编纂作出贡献的同志们健康年轻，共同迎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百年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