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社会栋梁人才的新型学府，坚持地下斗争的坚强堡垒

培育社会栋梁人才的新型学府，坚持地下斗争的坚强堡垒——记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堂”的光辉历史

范洪涛^[1]

1942年，我12岁时考入了中华职业学校。由于日寇侵华，学校暂时迁入租界区。我3年初中阶段全在浦东大厦上课。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才能进入母校“中华堂”教学大楼继续就读高中阶段课程。值此中华职教社成立95周年和明年即将到来的母校建校95周年纪念之日，根据许多老校友的回忆和我自己的亲身见闻，回顾母校“中华堂”的光辉历史，不禁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一、黄炎培亲手筹建的“中华堂”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结晶

1934年5月16日由黄炎培亲手筹建的“中华堂”举行落成典礼，蔡元培亲临剪彩，全校师生和各界人士欢庆中国第一所职业中学有了自己的雄伟的钢筋混凝土建成的三层教学大楼。“中华堂”是中国现代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柳士英亲自设计。当时他担任中华职校土木科主任教员。落成前，3月25日，黄炎培亲手写“中华堂”三大字（见《黄炎培日记》第四卷第246页）。落成式当天，师生们齐集操场，两名学生抬来一块大匾，上面是黄炎培亲题的四个大字“劳工神圣”。黄炎培站在临时搭起的台上，神采飞扬地对师生们说：“我们历来主张：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不能脱节。”“我们靠自己的双手，能创造一切，改变一切，……仅是认识到劳工神圣不行，还要付诸行动；仅是有双手劳动也不行，还要靠大脑科学地支配和使用，这就有个‘手脑并用’的问题，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动手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统一成一个整体……”（见《黄炎培传》第102—103页，王华斌著，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就读于中华职校土木科的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深情地回忆说：“母校给我一个重大影响是‘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和敬业乐群’。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高中三年级非常重视实习，每周安排的课程总有一半是动手操作，从测绘地形到建筑施工，无不亲自参与。记得那时正建筑学校唯一的钢筋混凝土大楼‘中华堂’。我爬上了屋顶，帮助结扎钢筋和浇注混凝土，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的照片。这使我以后的学习，紧紧地结合着实践，而且深深感到只有亲自动了手而得到的知识，才是扎扎实实的，永不忘怀的。”黄大能还回忆父亲怎样把自己送入中华职校学习：“父亲黄炎培在1932年我已交了沪江附中的学费后，仍叫我退出，转进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土木科。”父亲多次与人说起：“我提倡职业教育，到处劝人进职业学校，怎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他下决心在我身上实践进职业中学的好处。“还说‘我们姓黄的家，可不能培养出贵族子弟来。’”“中华堂”建成前，中华职校的校舍非常简陋。早期校友回忆说：黄炎培筹建中华职业学校时，一无经费，二无场地，三无校舍。经多方奔走，好不容易筹集到一笔开办费。黄炎培亲自到各处实地调查比较，最后选定上海南市贫民区陆家浜，租定7亩5分荒地。这片土地杂草围着枯树，坟穴上飞走流萤，爬根草系着洼地水，满目悲凉。黄炎培和师生及建筑工人整日“嗯唷嗯唷”披荆斩棘地铲土、填坑，整修场地，夯实地基，一直干了几个月，建起了50间平房和两个实习工场。终于在1918年5月15日建成开学。以后仍感不敷应用，又购进校旁义冢地，扩充为十余亩。发动全校师生，削坡填坑，平整场地，开辟为平坦整齐的运动场。但是受场地和校舍的限制，初期学校规模不大，1918年建校时，学生只有95人，1927年也仅增至440人。“中华堂”的建成不仅标志中华职校建设的发展，更成为培育一批批优良学生的基地，她的整个建设过程凝集着黄炎培的呕心沥血。至今仍巍巍屹立在陆家浜路上的“中华堂”，实际上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结晶。

二、“中华堂”培育出数千名社会栋梁人才

1934年“中华堂”建成后，校舍增加不少，三层教学大楼共增加了30余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每间有50多个平方，可容纳50多名学生上课。又增加了10多间教学办公室。还有图书馆、理化实验室（内有各种物理化学仪器）、电气实验室（内有各种电工器材）、动力试验室（装有柴油机、蒸汽机等）、贮藏教学设备专用房（藏有经纬仪、水平仪、平板仪等各种测量仪器及90架中、英文打字机等）及宿舍、职工教育馆、食堂、校友会等，总共有校舍房间307间。学校中央为大操场可容纳1 500多人集会和运动。这就为扩大招生规模创造了物质条件。学生年年有增加，至1937年，全校在读学生达1 207人。

中华职业学校1918年创建至1927年为艰苦创业，奠定基础阶段。创办时，以铁工、木工两科为主，另设纽扣、珐琅科。以后根据社会需要增设职业教员养成科、留法勤工俭学科、商科、职业师范科、文书科、机械制图科等。至1930年逐步形成机械科、土木科、商科三大主科。新中国成立，受中央燃料工业部的委托新办石油机械科，形成四大主科。

至1934年“中华堂”建成而更具规模，成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界领先的新型学府。在黄炎培亲自领导下，中华职业学校几十年来形成的办学特色和优良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举办职业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需求相一致。建校初期为什么先办铁工科、木工科，因为黄炎培率领众教师作了深入社会调查，校址陆家浜附近居民家境贫困，孩子学一专长，毕业后就业较易。当时还调查了海关进出口情况，发现珐琅、纽扣进口量特别大，为了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决定再开设珐琅、纽扣两科。在社内外金融界、商界人士的推动下，又开办了商科。实践证明，中华职校长期举办的机械科、土木科、商科等确实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需求相一致。

二是十分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黄炎培亲自为学校制定了“敬业乐群”校训，他和江问渔为学校撰写的校歌中明确指出：“用我手，用我脑，不单是用我笔；要做，不单是要说，是我中华职业学校的金科玉律。”黄炎培经常来校讲话，谆谆教导学生要有“金的人格”、“铁的纪律”，并常用“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来勉励师生。学校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后，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三老和学校教师经常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提高学生民族自强精神，激发学生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虽分沪、渝两校，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中华职校还特别注意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订立《学生修养标准》13条，对学生进行职业陶冶与公民训练；经常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职教社诸老来校讲职业道德修养，介绍职业界的情况；各科教师在课堂教学和参观、实习时，结合专业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学校还帮助学生建立自治组织——职业市，开展各种集体活动，培养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德行和习惯；学校订立各种规章制度，包括男生剃平头，女生剪短发，要求学生严格遵守；教师则处处以身作则，身教言传。这些教育，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收到了显著效果，全校形成了遵守纪律、勤奋学习、尊师爱生、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

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实习。中华职校从创办起，就遵照黄炎培提出的“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的教导，把黄炎培提出的“劳工神圣”、“手脑并用”、“双手万能”作为办学方针。在教学上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实习。中华职校在创办时就建立各科的工场，供学生实习，初期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实习。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和改进，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教学程序和制度。其中规定学生修业期满后工作一年，经用人单位鉴定能胜任工作，才正式发给毕业证书，尤为罕见。

旧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大中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但是从“中华堂”走出来的毕业生大多数很快找到工作岗位。有一部分毕业生考入高等学府。由于基础打得好，都成为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材。

我1942年考入中华职业学校商科，1948年从“中华堂”毕业后就业，至今已有64年，我对母校始终抱着极深的感恩之心。母校给了我三件宝。第一宝是校训“敬业乐群”，教会我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的“为人之道”。我不会忘记在母校大操场上聆听黄炎培的演讲，他一口浦东官话，大概意思是讲到中华职校来学习，既要重知识和技能，更要重道德修养。不懂做人之道，就会成为自私自利之人。做一名中华职校学生就要把为社会为群众服务，作为做人根本之道，这就是“敬业乐群”的根本含义。第二宝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原则，教会我怎样在工作中学习的根本方法。第三宝是严格的训练，使我学会了商业财会专业技术，进一步懂得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立足，不论在原来专业岗位上，或调动到新的专业岗位上，必须下苦功掌握并精通本门专业技能的重要道理。这三宝伴随了我的一生，我永远感激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我不会忘记，在“中华堂”的教室中，我们学习了银行会计、成本会计、审计和英文版会计等专业课程，有些已是大学教材。我还用课余时间自学了“决算表分析”、“会计学原理”等较深的专业理论。我不会忘记，上珠算课时，有些同学能用左手打算盘，一声令下，拨动算盘珠的声音，振动户外；上打字课时，中英文打字机的嘀嗒声音响个不停，还有练好一手端正的毛笔字。我不会忘记在校时，还举办过消费合作社，在校门边的一间房中供应面包、饮料、文具用品，实习经商之道。正因为基本功过硬，1948年我毕业后报考了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新华银行、聚兴诚银行四家大银行，均被录取。我选择全国有30多家分支行号称“小四行”的中国实业银行就业，第一年当练习生，第二年升助理员，第三年升办事员调至总行稽核处担任查账工作。我们班级共有54人，1948年毕业后，7人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当年就业的有36人，二者合计占全班人数的80%。就业的行业分布为银行11人，中央造币厂3人，党政军机关4人，工厂9人，商业、服务业、会计事务所3人，教师3人，石油矿产1人，卫生界1人，公用事业1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我班同学中任中央司级和省市厅局级2人；省委党校教授1人和高级职称教师2人；著名画家1人，处级干部3人。

改革开放后，中华职校上海校友会恢复活动，我有幸参加了建校80周年、90周年庆祝，第一次听到、看到许多老校友的动人事迹。历届商科毕业生中有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他于1925年考入中华职校商科。华罗庚在中华职校学习期间，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即华罗庚曾获得上海市珠算比赛第一名。参赛的人，大多为银行、钱庄职员，华罗庚谈起这次比赛所以能压倒那些熟练高手时说：“我是斗智不斗力”，原来他发明了一个简捷的珠算算法，从而夺冠。会计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是1925年进入中华职校商科学习，1927年初中毕业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工作。他在校时英语、会计学得很好，为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教英文的老师就是“七君子”之一邹韬奋。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1933年至1936年就在中华职校商科学习。担任过中国驻希腊特命全权大使，曾经驻国外7年多的女外交家祝幼琬就是1946届商科毕业生。她回忆说：“我特别要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正是‘双手万能’、‘敬业乐群’、‘诚信、奋斗、创新’精神深深教育了我，鼓励着我，加上会计专业必须具备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着我，使我在外交工作岗位上做出一定成绩并成为凤毛麟角的女大使。”1947年考入高级商科的陈兆祦，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代院长，80年代受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兼职教授，1994年后任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研究所所长，1998年获中国老教授协会“老教授事业贡献奖”。

历届机械科毕业生都对“双手万能”、“劳工神圣”、“手脑并用”感受极深。36届机械科毕业的朱桐生说：“中华堂”在当时是一座颇为现代化的教学大楼。“我在校5年，实习了5年，真是得益匪浅，培养我们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手脑并用的技术人员。”1947届机械科毕业的谈颂耆统计他所在班级毕业时40名校友，除移居国外4人外，其余36人分别在工厂企业的13人（高工9人，总工2人，厂长2人）；研究所4人（均为高工）；政府机关4人（其中局长1人，处长1人）；高校4人（其中教授2人）；医院1人（为终身教授兼医务总监）；企业党委书记1人（另有4人已故，未作统计）。真是人才济济。机械科1940年毕业的30余位校友为了抗日经过越南海防，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内地，主要去滇缅铁路、滇缅公路、川滇公路上，建造飞机场、工厂、仓库、防空洞等工程，出生入死地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机械科中还涌现了一批突出人才。1941年毕业的钟永锜，是新中国铁道功臣、上海铁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49年毕业的王世绩，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1949年毕业的施今伟，曾在福建省重工厅、机械厅任处长、厅长、党组书记等职，还兼任福建中华职教社主任。1951年毕业的陈彭，现为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历届土木科毕业生对母校基本技能训练受益终身的体会同样特别深。他们说：实习主要是测量实习和建筑实习。测量实习一般分别在校内或附近地区以及去杭州、无锡等地完成。建筑实习由教师拟订工程课题，要求学生进行设计练习。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市内大型建筑工地或其他工程场地参观。土木科校友最为难忘的一件大事就是1933年至1934年，学校在建造教学大楼“中华堂”时，组织全体土木科学生参加全过程的建造工作，从挖地基、扎钢筋到浇灌水泥等，都由学生参与动手。在施工过程中，教师在工地结合实际讲解理论，对学生启发教育很大。土木科历届毕业生中同样涌现众多突出人才。1934届毕业的黄大能，是为我国水泥工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中国混凝土外加剂学会和协会创始人，曾任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名誉副理事长。1938年毕业的张海根是地震学专家，国家地震局武汉地震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毕业的傅正泰于195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后为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4月，国家教育部批准由他创办和领导的北京城市学院，以“2.5万人的学生规模，保持连续5年的高就业率和全国民办高校最好的师资队伍，成为我国民办大学的一面旗帜”。

1951年下半年受国家轻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委托，中华职校开办高级石油机械科。至1954年办了52、53、54三届，毕业生达37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石油基地工作，成为石油系统的骨干，其中十分之一是局以上领导干部，有10人享受国家津贴和获国家级奖励，为中国的石油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如陈泽轩为石油部机械制造局局长，吴铭芳为中国石油大学教授，1993年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吴训铎1980年任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副局长。顾心怿在山东胜利油田工作期间，创造了链条抽油机、浅海坐底式钻井船、浅海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液压蓄能修井机等四大发明，于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广东省原省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朱宗葆，上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施惠群，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原副主任俞晓松，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傅其芳，科技出版事业家贺崇寅，著名建筑师王滨，电影表演艺术家陈述等都是在中华职校毕业或就读过的知名人士。

新中国成立前从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总共有7千余名。他们为中国的民族解放、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大量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学实践是成功的，积累的教学经验是宝贵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三、上海南区地下斗争的堡垒

中华职业学校自1918年创办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出现了5位烈士，都是共产党员。上海地区有3位，就是1923年就读于机械科的黄仁，牺牲于1924年。1939届土木科毕业的孙福元，牺牲于1939年。1943年毕业的周宝训，牺牲于1949年。重庆地区有2位，就是1941年至1942年就读于会计训练班的江竹筠。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中技科的彭立人。他们每一位都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是实现中华职校的革命传统的典范，他们永远是我校数千名校友的学习楷模和精神动力。

1932年9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每周一次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学术讲座，由蔡元培、陶行知、杜重远、潘光旦、章乃器、舒新城等分别主讲。中华职业学校也经常邀请各界名人来校向全体师生进行抗日救国的演讲。据商科37届孙鹤回忆：就在“中华堂”建成后的第二年，黄炎培亲自陪冯玉祥将军来校演讲，激昂地谈到当前国难深重，要求全体师生奋起抗日，积极参加爱国救国运动。据商科秦怡回忆，1933年至1936年，她参加了许多抗日活动，校友会组织她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台上台下连成一气，群情激昂。1936年年底，秦怡与进步同学一起去国民党的江湾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因为宣传抗日而被捕的“七君子”，受到警察用水龙头浇，同学们冲倒了又爬起来，被浇得浑身湿透，仍坚持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9月，中华职校沪校从南市迁到租界区的浦东大厦。1938年秋，中共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地下市委学委男中区委派俞正平以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干事名义与中华职校学生建立了联系，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上半年，俞正平陆续发展孙福元、顾墉之、王瑞龙、施松山等参加中共。同年9月成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地下斗争。（1939年至1945年的斗争情况详见拙文《在浦东大厦就读“中华职校”的回忆》。）1945年8月，抗战胜利，沪校于5月迁回陆家浜路原址“中华堂”恢复上课。从1945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又有一大批革命青年成长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期前后共有共产党员50多名（不包括抗战胜利前的中共党员）。我所在商科48届54名同学中就有4名党员，她们是杨瑛、时礼兰、张秀娟、张夙仪。其间，先后担任中华职校地下党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有石惠隆、祝幼琬、奚祖圻（后改名王寅生）、盛安伯（改名方伯华）、黄友信（改名钱志珊）、居成濂、陈林森、汪乾三（改名汪浩）、许迪生（改名施惠群）、许子萍、顾志刚、王风和、叶长根等。党内积极的骨干还有施棣、郑涛（改名郑永泉）、王先民、洪范（改名洪钧）等。上级地下党组织派来中华职校联系的，在俞正平以后陆续有鲍奕珊、毛乾丰、郭坤和、祝幼琬。由于中华职校地下党深入开展各项活动，在学生中影响日益扩大，团结很多同学，党外积极分子就有40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 100多人的40%左右。在整个上海南区，中华职校地下党力量相当强大。

在上级领导下，中华职校地下党的群众基础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最初从解决群众最迫切问题入手。1945年，地下党员召集一些清寒同学，成立助学团体。以基督教青年会“民康团契”的名义成立“中华职校事工会”，办起便宜市场，开展理发，自做墨水，经售旧书和日用品，贩运蔬菜水果，从事搬运和缝纫等劳动，并参加全市青年会的义卖活动。1946年初，参加“上海学生助学联合会”发起的大规模助学募捐活动。在地下党员带领下，以班级为单位组成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全校为一大队，许多人在大街小巷推销助学章、捐簿、春联。1946年还开展了敬师募捐活动。两年间的三次大规模助学和募捐活动，在经济上减轻了贫穷学生的困难，在政治上取得公开活动的阵地，使一大批进步青年汇集在党的周围。早期的助学骨干，绝大多数成为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少人入了党。有人说：助学活动是中华职校学运的摇篮。

由助学活动发起组织的“中华职校事工会”发展到会员100多人，成为校内最大的学生团体。地下党员贾祥贵、祝幼琬分别当选为正副主席。由于地下党有了群众基础，1947年4月，在中华职校传统的学生自治组织“职业市”的领导成员选举中，战胜了三青团一度控制的局面，使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占了优势。以后经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三青团日益孤立，最后在群众中几乎没有号召力。

地下党重视寓教于乐，以适应青年学生的特点。青年学生性格活泼，爱唱歌，爱娱乐。地下党每组织一次大活动，都有一个特定歌曲与之配合。在中华职校，每隔一二周请国立音专的同学来校教歌，有战斗性的歌曲《民主歌》、《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等；也有清新动听的民歌《青春舞曲》、《青海情歌》等，还经常排演舞蹈、活报剧、话剧。1946年我班地下党员时礼兰与另一名党员洪范排演了活报剧《汪精卫，你死得太早》，揭露蒋介石包庇汉奸消极抗日的真面目。1947年，有一次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中华堂”门口贴出精致的海报。我班地下党员杨瑛在海报前唱起了经过改编的歌曲“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快乐无比”。使气氛变得很融洽欢快，许多同学纷纷报名参加活动。平时则经常举办文艺晚会和讲座。1947年、1948年两次校庆，都举办了大规模演出，吸引了众多同学。

地下党也非常重视运用墙报、刊物、编印小册子，介绍进步书籍和传播内地新闻等活动，以团结同学，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1946年初，同学们刚踏进校门时，党员陆慕昭、王泗龙迎上来，向同学分送《昆明血债真相》小册子，封面上套印着一摊鲜红的血迹，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小册子不胫而走。地下党支持进步青年自行组织的文艺出版团体“黄河社”出版报刊型、书刊型两种刊物，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其中不少骨干陆续入党。“黄河社”也发展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党员许迪生通过揭露和斗争，将原来由三青团控制的全校性墙报，通过“职业市”选举胜利，加以接办改组，成为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新版第一期墙报就以纪念“五四”的崭新面貌出现。地下党把介绍进步书刊作为经常性的工作。1946年，刘白羽的《环行东北》、斯诺的《西行漫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就不断在进步学生中流传。当黄炎培来校视察时，他的《延安归来》成为学生中最热门的读物。“黄河社”成员、地下党员许迪生、施棣在宿舍里办了一个“生活书库”，有《灯塔小丛书》、《光荣，归于民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上海党刊《群众》等书刊。许多同学轮流借阅，爱不释手，有的熄灯铃响了，还钻在被窝里用手电筒阅读，有的写诗句“悠悠长夜读禁书”来反映此情景。1949年初，地下党在“中华堂”开辟了“每日电讯”专栏。逐日派人去交通大学抄新华社电讯，还收听新华社邯郸电台的广播新闻，在专栏上公布。同学们天天争看新华社新闻，群情振奋。

地下党经过调查研究，认为组织一些群众喜爱的旅游活动，可以团结许多同学。1947年3月，先组织去佘山春游，有130人参加。爬上山顶参观天文台，在山坡上野餐，在碧波中荡漾，在田野中游戏，歌声笑语不绝。4月又组织230名师生去苏州，爬虎丘，游狮子林，访留园、西园，大家兴奋万分，流连忘返。1948年春，组织200多名同学去杭州春游，借住在浙大。3天内不仅饱览西湖秀丽景色，并到凤凰山公祭于子三烈士，参加浙大晚会，观看《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沿途党员向同学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使春游和宣传革命思想结合起来。

正因为地下党平时深入细致地做了广泛的群众工作。从1945年学校迁回“中华堂”起，地下党精心组织了不少群众性的规模很大的上街斗争，开展了一次次有声有势的革命活动。

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1万多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死难烈士。中华职校有70余名学生参加，这是战后中华职校学生第一次参加在校外举行的政治集会。会后与会者沿着南京路一直到外滩游行，一路高呼“取消特务”、“打倒法西斯”、“严惩关麟徵”等口号。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推马叙伦等10名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当天在北站送代表启程后，数万群众浩浩荡荡举行大游行。中华职校数十名同学在地下党员率领下参加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南京路慈淑大楼附近，中华职校一名特务学生俞某躲在楼上向游行队伍散发署名“反内乱大同盟”的反动传单，激起冲突，后被党员石惠隆认出，俞逃进一家商店，被纠察当场抓住。愤怒的群众在他胸前用油墨写上“国特”两个大黑字，押在车上示众。游行到终点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时，俞和其他3名被扭获特务一起被警察局接走。

1947年5月20日，反动当局在南京殴打请愿学生，制造“五二〇”流血事件。“上海市抗暴联”决定5月23、24两日全市总罢课。23日晨，中华职校地下党员集合一些同学，依次向各班级宣传“五二〇”经过，宣布罢课决议。上午9时，钟声长鸣，各班学生纷纷离开教室，中华职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课开始了。“中华堂”顶层贴上一人多高的“罢课”两个大字，过往行人无不驻足观看。我班地下党员杨瑛、张秀娟和其他同学一起组成若干宣传队走向街头。还到敬业中学等学校开展宣传，声援那里的进步学生活动。23日后，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分头包围几所有名的大学。当中华职校派出的联络员回来报告交大被围，同学们愤怒了，地下党立即集合了300多名中华职校青年，三五成群，分散地步行至交大附近天平路口集合，然后浩浩荡荡开进交大。交大同学热情地带领大家参观前夜被特务捣毁的系科代表大会会场。当晚在大草坪上举行大会，听取被捕同学报告狱中斗争经过。大家一遍又一遍高唱“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放出来，还要干。”以后国民党扬言要公开审讯被捕学生，中华职校同学也参加了“大闹浙江路地方法院”的斗争。

1947年冬，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冻死的饿殍。“学联”号召开展寒衣劝募运动。中共地下党通过“职业市”，决定12月28日全校总请假上街劝募，发动了900多人上街，占全校1 100人的80%以上。是中华职校历次活动中发动面最广泛的一次。一天所得物品竟堆满了半间教室，除衣物外，还用募得的现金购买了100担大米。紧接着，同学们把大批寒衣和大米运送到南火车站、复兴东路一带，交给嗷嗷待哺的棚户区灾民手中。

1947年底，革命形势出现了伟大转折。蒋介石在前方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后方则开始了赤裸裸的镇压。杀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就是一例。于子三被害后，上海学生进行了抗议。中华职校学生积极分子分头宣传，并在校门里面墙上贴出“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宣传画。地下党通过召开“职业市参议会”，通过决议。中华职校学生继反饥饿斗争后，又一次顺利进行了抗议罢课。

1948年1月17日，上海发生了抗议英帝九龙暴行的学生运动。地下党利用局势，及时把反英转为反对蒋介石的奴才外交，组织了200多名同学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队伍路过的南京路上出现了一片“反动政府要垮台”的标语口号。

1948年初，国民党出动军警制造“一·二九”同济事件。中华职校80多名同学在地下党员奚祖圻带领下奔赴同济声援，和同济同学战斗在一起。半夜，大批军警和蒙面特务冲进会场对学生拳脚交加。中华职校同学被强迫集中在操场一侧，直到拂晓才离开同济返校。在这场斗争中，中华职校地下党员黄友信被捕，经地下党多方营救获释。

1948年6月5日，上海发生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已很严重。中华职校百余名同学仍坚定地出发，按指定地点到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中华工商专科分校集合。国民党当局很快调大批马队赶到，把朱葆三路两头严密卡住，警车架上了机枪。对峙几小时后，中华职校学生才撤回校内。

抗日战争中，中华职校约有50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受党派遣到抗日根据地加入新四军，到前线杀敌立功，不少积极分子在根据地入了党，有的成为我党我军的骨干。1939年下半年，土木科党员韩祥林到苏州阳澄湖地区参加新四军，以后在苏南苏北多次参加战斗。土木科党员孙福元参加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在常熟等地转战多年，1944年在浦东南汇一带活动时不幸被捕，被日寇杀害，壮烈牺牲。1945年3月，因有叛徒出卖，上级党组织迅速将中华职校部分党员撤离去淮南根据地。1948年，蒋政权临近末日，加强了镇压。上级党组织于9月决定将奚祖圻、盛安柏、黄文信、许迪生，10月将汪乾三和他校同志一起撤离上海渡江北上，到达设在射阳县合德镇附近的华中党校。后来中华职校党员郑涛、洪范也先后到达苏北。围绕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长期受党的熏陶，不少同志如张奋飞、倪炎章、唐祖敏等也于1948年秋先后到解放区投身革命。

抗战胜利后，在黄炎培带领下，中华职校校领导政治态度一直比较开明，对民主运动不加干涉，对进步学生持同情态度。1947年，校长贾观仁曾把地下党员汪乾三请到梦花街他的寓所进行深谈。1948年，敌人监视地下党员许迪生，校方透信给许，要他注意。党员黄友信被捕出狱后，校方不加任何处置。1948年4月26日，敌人又一次疯狂追捕各校进步青年。贾观仁校长从一校友中得知当晚要进行大搜捕时，立即把地下党员唐家梁叫去，并通知传达室开放门禁，任同学们自由出入。其时党内也得到紧急通知，于是于凤和、施棣、薛志仁等6名党员，当夜离校，隐蔽到亲友家中，以防不测。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华职校礼堂，全校师生集会，宣布成立应变会。应变会按班级编制，每10人一组，建立了联络网，积极开展纠察、宣传等护校活动。5月24日晚，地下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聚在校内，有的爬到屋顶上观看高桥夜战的火光。大家心情激昂，彻夜未眠。当拂晓来临，解放军的英姿出现在校门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互相热烈地拥抱起来。

上海南部地区高等学校很少，中学也不多。中华职业学校的地下党团结全校同学多年开展的斗争，影响巨大。中华职业学校的整个历史证明，一方面她是培育社会栋梁人才的新型学府，另一方面她又是坚持地下斗争的坚强堡垒，是培养革命战士的摇篮。

四、中华职校校友会是联系国内外校友最好的桥梁

中华职业学校于1926年由潘仰尧校长倡导组织校友会。公推潘校长为第一届校友会执行委员会会长。经过发动师生和校友筹款，于1927年9月动工，1928年4月落成二层楼近350平方米的校友会堂，坐落于陆家浜中华职校校园操场西首。抗战期间，校友会会务一度暂停。后校友会堂也被炸毁。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在校长贾佛如的推动下，由母校教师也是校友俞铸成、陈穗九、朱君平开始筹备恢复上海校友会。1946年11月，前校友会负责人李修章发起在校聚餐，公宴黄炎培、贾观仁等。黄炎培和到会校友都希望早日恢复校友会。当年12月15日，在浦东大厦楼下四姐妹大饭店举行复会典礼。黄炎培亲赠贺词：“光复非止光复一个会，还须光复一个会的精神……”语重心长，亲切感人。会上通过新的章程，选出新的理事、监事，并决议重建会所。1947年7月1日施工，五个月后建成。新建会所为二层楼400平方米。1949年上海解放后，校友会原保存的档案，于1950年由李修章送交中华职业教育总社代为保管。校友会活动暂时停止。1985年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支持和广大校友推动下，于当年6月16日重新正式成立新的中华职校上海校友会，由陈穗九任会长。新校友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复校工作。中华职业学校终于在各方努力下，于1986年秋季正式开学。至2012年3月，校友会正式登记的会员人数为3千余人。

中华职校校友会建立后，数十年来，积极做好海内外广大校友的联络、联谊工作。同时加强与学校的联系，积极主持、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校友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由会长报告工作。组织和推选出各班级联络员，加强对本班级校友的联系并开展各种多样的小型活动，组织参观、旅游、座谈。校友会还出版《中华职校校友通讯》，每期分发到所有会员，成为极好的沟通园地。新校友会建立后，与学校方面共同筹备举办了建校70周年、80周年、9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

校友会一切活动都建立在广大校友的深厚感情上，其最大特点是情谊深，群众基础广。每期“中华职校校友通讯”上都刊登着国内外的多封来信，信中充满着对母校强烈思念之情和感恩之心。信中交流着他们毕业后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和事业上的成就。校友会每次举办年会，出席人数总是数百上千，真是济济一堂。近几年由于年龄的增长，人数有些下降，但仍有五六百人。有的老年校友，由其子女陪伴，扶着手杖，推着轮椅赶来参加。有的从外地远道赶来，看看母校，看看曾经就读过的“中华堂”。特别是有些海外校友，专门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赶来参加活动。他们为祖国的兴盛而高兴，为能与老同学团聚作为人生的乐事。一位年过70，身体虚弱的老校友，在大病住院开刀不久，听说上海本班级校友举办毕业50周年聚会活动消息，特请夫人陪同，从美国专程来上海参加整整一天活动。台湾地区的老校友，不少人几乎每年或隔年来上海参加一次活动。许多海外归来的校友都发出同样的发自肺腑的心里话：“饮水思源，我之所以有今天，其基础都是在母校中华职业学校读书时打下的，不仅学到实实在在的从谋生到发展的基本技能，更重要的还有那谆谆教导如何做人的‘敬业乐群’的校训。”近几年，校友会还与学校一起发动校友和在校师生开展学习研究推广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活动，已于2011年6月举办了第一次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

中华职业学校校友会确实是联系国内外数千名校友最好的桥梁。

（说明：本文除作者亲身在母校的见闻和已注明出处外，所有史料均来自方伯华2005年编写的《中华职业学校校史（1918—1952年）》。文中所记述的所有校友的事迹均采集自《中华职业学校建校70周年纪念刊》、《中华职业学校建校80周年纪念特刊》、《中华职业学校建校90周年纪念文集》中各当事人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及中华职校陈建庭、谢朴园老师对他们采访后整理的文章。本文写作中受上海中华职教社马开年老师很大帮助，特致谢。）

【注释】

[1]作者：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校友会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