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后的黄炎培

上海解放前后的黄炎培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课题组

抗战末期，黄炎培和5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通过与中共领导人深刻交谈，特别是亲眼目睹共产党治理天下的现实，虽物质条件较差但人人健康向上，努力生产，上下平等，互亲互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始树立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政治信念。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期，黄炎培大部分时间在上海，以空前的热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自身的思想和立场也得到了升华。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政治上由中间派转向与蒋介石决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诤友。

一、为争取和平建国奔走呼号，因蒋介石出尔反尔努力无果

1946年元月，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批驳国民党有人把政协会议说成“分赃会议”的谬论；推动民主建国会倡议组织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并亲自到协进会组织的报告会上讲演。经过各方努力，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这些决议的性质虽还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但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为中国人民期盼的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局面的出现，展现了一缕曙光。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指出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必须提高警惕。

黄炎培对停战命令和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感到十分振奋。政协会议后，他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决议。在政协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黄炎培带着中国有望走上和平、团结、民主建国的道路的喜悦回到上海。次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应数十位新闻记者的要求发表谈话：“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圆满结束了。中央与中共双方负责人都说明全国武力冲突已经一律停止了”，“希望大家从新做起，做一个新时代民主国家的新国民”。在此后的3个月内黄炎培被邀去单位和一些公众场合宣传演讲有关政协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达14次之多，无线电台广播1次，接受报刊采访1次，宣传热情之高，可谓不遗余力。这反映了黄炎培此时尚相信蒋介石会洗心革面，能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放弃独裁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和平的好日子。

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到2月中旬，国内的形势暂时保持和平状态。蒋介石利用这段时间，加速向东北部署兵力，在美国帮助下使在东北集结的军队达28.5万人。2月中旬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不断向东北解放区进攻，东北上空战云密布，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黄炎培与民盟在沪其他领导人于23日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苏军应依条约之规定撤兵；东北一切内部纠纷，应依政治方式协商解决；反对以中国人打中国人。3月初，苏军开始撤军，国民党军抢占沈阳。3月底，国民党军队向已解放的营口、鞍山、本溪等地大举进攻，并扬言要从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夺取长春，战事日紧，黄炎培于4月5日致函重庆张澜希望他就近调停政府与中共间对于东北问题的矛盾。信中说：“报载政府与中共间为东北问题大见裂痕，此间一般人士大为焦虑，极望本盟同仁出面尽力斡旋，恢复合作，大局安危，视此一举。”17日，再函张澜“东北事希继续调解”，但调解毫无结果。18日，国民党军队向四平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在作了一个月的保卫战后撤出。黄炎培得悉消息后，于5月21日与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等五人商定，分别致电蒋介石与毛泽东，请立即停战。并建议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不进兵长春，另立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而由中央任命。23日，中共军队撤出长春，而国民党却立即派军队进入长春。

马歇尔提出重开调解东北问题，蒋介石表示不予反对，而中共历来主张东北也应恪守停战协定。所以黄炎培认为重开和谈已有转机，与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商定28日共赴南京。当晚中共代表周恩来、齐燕铭、董必武、陆定一来访，与之畅谈。29日黄炎培等致电当时正在沈阳的蒋介石，希望早日回来，以便商决谈判事宜，又与周恩来等长谈。6月初，国共谈判开始。6日，达成东北暂时休战协议。17日，蒋介石对关内问题提出五项无理要求，要求中共军队限期撤出热河省、察哈尔省，山东省的威海卫和烟台，江苏省的苏北、东北的牡丹江和哈尔滨等地，导致谈判无法继续进行。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全国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以马叙伦为团长，由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民建、宗教界等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向国民政府、中共代表团和马歇尔呼吁和平的请愿团。出发时中共地下党组织10万人到火车站欢送。请愿团到达南京时，在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5个小时，马叙伦和多位代表受重伤。周恩来当日即赶到医院去慰问。围殴消息传到上海已是深夜，黄炎培与梁漱溟一起赶到冯焕章家，请冯电告南京警备司令张镇，设法解围。接着黄炎培连夜动身，一早赶到南京中央医院分院探望受伤住院代表，并商议决定下午由第三方面的参政员召开参政员茶会，邀请政府代表张厉生、邵力子到会。黄炎培在会上介绍出席茶会的请愿团成员蒉延芳等简历，由蒉延芳等讲述请愿团的主旨及被殴经过，要求政府严惩暴徒。25日，暴徒放出狂言将向中共代表团和民盟在南京诸人施暴。黄炎培即告中共代表团和民盟同仁，严加防范。同时去电王世杰、张厉生转告蒋介石“暴徒一到中共代表团，必将打出人命来，果尔则大局坏了”，请消弭大祸。蒋介石下令制止，暴徒未遂。27日，在南京的第三方面人士到黄炎培住处集商，拟发表劝国共双方作出让步的意见。但民盟没有报纸，意见无从发表。28日，在南京的第三方面人士再集商于邵力子家，黄炎培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中共在军事方面既多让些步，则政府在政治方面多开放些，以此为交换条件；第二，拖犹胜于战，局部解决犹胜于拖；第三，停战期限仅明日一天，能局部解决亦好。众人皆表赞成。并于次日请王世杰、邵力子转达蒋介石。此前，周恩来与马歇尔商谈中，马歇尔提出解决军事问题的方案。邵力子电告黄炎培，马歇尔方案中有三个问题国共双方意见不一，尚待进一步协商。30日，齐燕铭来黄炎培处告知国共协商没有进展。次日，黄炎培因努力无果，返回上海。7月10日黄炎培在《联合晚报》上发表《黄炎培谈话：无意参加政府》。15日，蒋介石派人来征取黄炎培对时局解纷意见。黄炎培讲了四点：第一，对中共只有一法，即以共同制定之宪法，范围其行动，故下手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解纷；第二，目前办法宜使参加商谈，迅速解决军事问题，接谈政治；第三，若舍政协会议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第四，吾个人正在觅取机会脱离政治。26日，黄炎培到杜月笙处，陈立夫在座并表示：首先，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其次，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黄炎培与其一一辩证之。次日，杜月笙转告陈立夫意见，希望黄炎培单独参加国大，脱离民盟。黄炎培坚决拒绝并讲了三点意见：第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第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第三，欲我离同盟，我不能自毁人格。8月8日，《联合晚报》发“黄炎培表示改组政府意见”的报道。因近传当局曾邀请黄炎培参加政府之改组，民治社记者就此事采访黄炎培，黄炎培说：“政府此次曾使人以改组政府事，征求本人意见，我当即答以第一必须实施政协决议，第二要国共真诚合作，第三要各党各派，共同参加构成统一之政府，若只凭几个人来做，是无用的。”9月30日，黄炎培与民盟在沪诸领导致电蒋介石，申诉国民党单独召集国大通过宪法之不可。

10月7日，黄炎培在周恩来处获悉中共有休战10天的提议。9日，黄炎培与民盟领导和郭沫若、钱新之等9人商定愿为争取国内和平作最后努力。次日，9人共访孙科，商定孙科12日去南京，黄炎培等9人13日去南京。10日，黄炎培等9人再访周恩来，商议与国民党交涉若有成果，国共会商的进行程序。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华北重镇张家口。蒋介石被胜利冲昏头脑，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又一次被蒋介石扑灭了。12日，黄炎培等取消去南京的计划，并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境：“今日国共破裂，已达无可挽回之境地，吾决意不参加此项工作了（指和谈工作——引者注）。但民盟我是发起者之一，必不告退，亦不欲以上意公告，恐冷同人之心耳。”

15日，雷震持孙科信来表示政府对和平仍非无意。民盟诸领导商议后，去周恩来处报告经过，并于当日回答雷震：①政府须先切实表示愿意停战；②派员来沪先非正式商谈。17日，蒋介石提出八项和平条件。黄炎培等即去周恩来处探问对八项意见的看法。孙科派吴铁城、邵力子、雷震听取民盟领导等第三方面代表意见。黄炎培代表第三方面同仁提出：关于军事候中共发表意见；关于政治强调政协会议五项决议之有效。会后，第三方面众人去周恩来处汇报南京的意见，并商定和谈进行方式。18日，第三方面、南京来人共聚周恩来处会谈。19日，黄炎培根据昨日会谈结果起草第三方面四点意见，重申谈判必先停战，由政协会议综合小组依照政协会议决议商决关于政府改组问题等。晚在吴铁城家，周恩来及第三方面人士均在座，黄炎培出示起草之四点意见，并表示以此为去南京商谈的基础。周恩来亦表示愿赴南京商谈，合座鼓掌。当夜，周恩来设便宴招待，众人为和谈有望举手相庆。21日，黄炎培等飞南京。蒋介石根本无意按政协会议协议办事，经一周谈判毫无结果。蒋介石图穷匕见，提出要中共和第三方面提出参加国大的名单即可停战，若中共不提，只要第三方面提出也可停战，此乃“一石二鸟”之阴谋。蒋介石知道中共在这样的情况下决不会提出参加国大名单的，然若第三方面提出名单，则蒋介石一方面可捞到一件民主的外衣，又可离间第三方面与中共的关系。31日，因和谈无果，黄炎培返回上海。11月12日，黄炎培起草《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文件，指出在未按政协会议决议完成手续以前决不参加国大。

此后，蒋介石陆续派出潘公展、钱新之、杜月笙、雷震、陶希圣等人劝说黄炎培或以个人身份参加国大及政府，均被黄炎培坚决拒绝。12月31日，黄炎培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会议，会议通过“对国大宪法不予承认”的宣言稿。

1947年3月1日，蒋介石政府限令中共在南京、上海两地人员于3月5日撤离。国共调解工作至此正式宣告失败。2日，黄炎培起草《中国民主同盟为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宣言》。9日，该宣言在报上发表。

一年多前，黄炎培为政协会议决议将使中国步入和平建国道路的喜悦；一年多来黄炎培为推动政协会议决议的实现奔走呼号的心血，被蒋介石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卑鄙手段戏弄一番，被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战火烧得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一颗为埋葬蒋家王朝而斗争的悲愤的心。

二、积极投入第二条战线，为埋葬蒋家王朝英勇搏斗

从1945年至1946年11月，上海、南京等五大城市发生驻华美军暴行，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民族义愤。12月24日，北平发生的美国军人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成为导火线，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响应北平学生的正义行动，各地学生举行了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运动迅速得到知识界、工商界的响应，纷纷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爱国行动，形成具有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性质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1947年2月，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活动的广大阵线。国内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迅速形成。

黄炎培为了能在这条战线中发挥作用，有一个向社会发表政论的窗口，从1947年的4月起就先后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商议《国讯》复刊事。5月3日《国讯》复刊号出版。《国讯》原名《救国通讯》，1931年由中华职教社创办，以唤起民众，团结御侮为宗旨。复刊的《国讯》以反内战、反独裁，期盼民主宪政，披露共产党的政策、解放区的新气象为己任。

《国讯》复刊号刊登了黄炎培的《说亮话》。文章指出国家弄得如此糟的地步，关键在于内战和没有按照政协会议决议办事，片面召开国大，片面通过《宪法》，大家不遵守，没有办法，只有打仗。指出了内战的根源在于不按民主政治程序办事。

5月4日，上海学生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上街作反内战宣传，遭军警镇压，各校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到市政府请愿。南京、北平等地的学生也积极响应。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立即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罢课、请愿、游行，企图用暴力手段对付学生。爱国学生不予理会，20日南京5 000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50余名。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反而使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在北平7 000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旗帜上街游行。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爱国学生也以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了斗争，这就是“五二〇”运动。黄炎培对学生运动十分关注，他认为，学潮越闹越大实际上包含两大因素，一是物价问题，大多数人实在过不去；二是政治腐化，无法无天的事实越演越多，越演越奇怪。黄炎培还揭露山西省的田里没人种粮食，有的地方老百姓的衣服也被抢光，连女人也全是裸体的。保定的国民党驻军为了对抗共军，军长下令应战却找不到士兵，军长到戏园子里拉出800多人。揭示了学潮的根源在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是官逼民反。

6月19日，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中国学生联合会。接着，学生运动进一步与工人、农民和各界民众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蒋介石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蒋介石困兽犹斗，陆续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方案》（或称“戡乱动员令”）、《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反动的镇压群众的法令，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黄炎培说：“政府终于下总动员令了。从此，中华民国很正式地陷于极不幸的状态里。从此，根据吾们一片爱国痴情所发出的热望，一时间感到绝望”。7月11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二次会议开会，会中有人提议“请政府切实执行总动员令”，黄炎培发言指出，此意见违反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一条：“国民政府，为团结全国力量，将设国民参政会。”打仗是不团结。接着多人发言主张请提案人自行撤回。

7月9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指出：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周恩来分析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黄炎培的第三方面立场，本意在促进国共和解，给老百姓以民主、自由的生活，现在已经绝望，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站出来反对动员令，这正是周恩来分析的不愿为蒋介石抬轿子了，要推翻他了。黄炎培还用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极形象的文字来解读、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号召，他把这场斗争比喻是“拆穿楼板运动”。他说：“现今社会犹如一座三层大楼，最富有的、握有大权的占上层，是占极少数。中层有些积蓄或挣扎着能过去，下层是死命挣扎勉强地过去，或竟不得过去，占绝大多数。等到下层都站起来和中层结合时，便将构成不可抗拒的力量，上层就会倒下。这三层大楼当中下层中层结合时，中下层间的楼板就没有了。到上层倒下时，上中层间的楼板也就没有了。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是拆穿楼板运动。”说明打倒蒋介石就要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一旦真的团结起来了，就可把蒋介石打倒，高度颂扬了群众运动的伟大意义。

早在5月份，国民党公布了一个伪造的文件《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污蔑民盟、民进、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是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至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经黄炎培等与国民党当局再三交涉，以民盟自行解散的形式，免除广大盟员被追究。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宣布自行解散。民盟无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因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而遭没顶之灾。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被国民党摧毁了，主要的政治活动身份被国民党剥夺了。预示着人身迫害即将降临，但黄炎培并没有放弃斗争。民盟被迫解散后，黄炎培领导的民建会在上海转入地下斗争。

1947年底，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的行动纲领。黄炎培阅读后，1948年2月即在《国讯》上发表《和谈！不太迟么？》，文中指出：“欧洲三百年的黑暗，仍会有一天光明的，历史上从无不结束的战争的。”明确地告诉读者现今的黑暗总会结束，充满着对中国革命前途胜利的信心，这不能不谓是毛泽东报告给他的力量。

4月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替“共匪”宣传罪，勒令《国讯》停刊。黄炎培对《国讯》被迫停刊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0日召开的《国讯》结束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出版《展望》之事，用《展望》来续《国讯》未竟之事。另一件是在《国讯》停刊前最后一期上发表了《又要和读者诸君告别了》，向广大读者揭示国民党的迫害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据实向社会控诉，所谓为“共匪宣传”主要是《国讯》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黄炎培说在同一期上也转载了《中央日报》社论《中共现阶段土地改革运动》，且在此前几期还登了国民党中央督导各省实行土地改革计划和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土地改革方案。所以《国讯》的立场是客观的，尊重不同意见和观点的，而尊重相反意见是民主政治的原则，鞭挞了国民党不讲民主的暴行。

5月1日，《展望》第二卷第一期出版。经黄炎培要求，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王元化来任编委，负责日常编务。《展望》设五个市民十分关心的专栏：“一周国际展望”、“一周政局展望”、“一周经济展望”、“一周战局展望”、“周末专栏”。文章大多出自共产党人之手，注重理论分析，故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黄炎培为新出版的《展望》第一期写了《我对民主并不灰心》。作此文的缘由是国民党在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暴露出种种不讲民主的事情。连李宗仁也对代表说：“有人以党的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程潜则说他是“受命放弃竞选”。这些情况流传出来后，社会上有人对民主丧失信心。黄炎培比喻说水被污染了，“不能因之而影响水的价值和人们对水的要求。民主的真假问题，不影响民主的价值与其要求”。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当时民建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到了上海，介绍在香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5月23日，黄炎培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集民建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赞同中共‘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民建响应“五一口号”这一顺应历史的重大决策，说明黄炎培领导的民建彻底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道路，表明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心。

1949年3月19日，上海市社会局令《展望》停刊，理由是“言论荒谬，挑拨离间，公开反对戒严法令之措置，违反国策。”黄炎培精心筹划续刊的《展望》复刊不到一年又遭查封。此时离上海解放只有两个月了。

三、迎接新中国诞生，为上海的稳定、发展建言献策

1949年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向黄炎培转达了毛泽东请他赴解放区共商国是的邀请。此时，他已被国民党列入拟抓捕的黑名单，其行动也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策划与安排，黄炎培携夫人、女儿于2月14日离家，摆脱特务的跟踪，15日乘海轮赴香港。19日抵港后他立即联络民建与民盟有关人士，讨论民盟和民建的一些重要事务，旋即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商定3月14日赴天津转北平。在香港的一个月，还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参加由中共驻港负责人召开的经济座谈会，研究上海解放后将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会上有人提到内地纺织厂的原料仅够用一个半月，为长远计需改良棉种（指改种美棉）。黄炎培立即指派专人负责采购棉种事宜。

二是介绍吴昆生与潘汉年等相识并座谈。潘汉年详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和态度。

三是潘汉年要求黄炎培邀请在上海的卢作孚来港叙谈。黄炎培立即发函致卢作孚。

四是受中共驻港负责人之托，与居住在香港的龙云商谈今后与中共联络的问题，并确定了联系人。

3月25日，黄炎培经天津到达北平，受到董必武、李维汉及先前期到达北平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黄炎培到北平后，主要精力用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着手准备民盟、民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平建立总部的工作。

上海面临解放，对于如何解放、解放后如何管理等问题，党中央十分重视，各方面也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鉴于黄炎培长期生活、工作在上海，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且与上海的方方面面人士都有交往，特别对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乃至军政界的一些上层人士私交甚笃，中央高层和准备接收上海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并陆续向黄炎培征询了上海有关方面的情况，黄炎培先后提出了接收和管理上海的大量建议。

应毛泽东的邀请，黄炎培偕民建同仁赴香山双清别墅晚餐，朱德、饶漱石等作陪。毛主席提出希望黄炎培和民建同仁为解放上海效力。黄炎培受到巨大鼓舞，又感到责任重大。

黄炎培在北平，不仅与千家驹等72人商量上海的经济问题。为应对上海解放后的财政经济问题，中央召开财政经济座谈会，会上有人提议请黄炎培向上海人民作广播讲话，宣传党的政策。黄炎培义不容辞地答应，并在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作了广播讲话，希望上海同胞快作局部和平运动。

董必武、饶漱石找黄炎培商谈接收上海事项。饶漱石介绍了接收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及未来的工作计划。饶漱石说米、煤等物资已安排就绪，唯棉花一项尚无办法。黄炎培建议到香港去采购。并亲自起草电文立即向香港有关人员拍发了电报，为确保任务的完成，黄炎培又指派了专人赴港办理。

潘汉年将动身去上海准备接收政府工作前，又专程到黄炎培寓所商谈。黄炎培提出上海解放后政府工作的三点建议：恢复繁荣，救济失业是第一难题；及早设立人民法院；对外侨特别优待。李维汉到黄炎培寓所商谈新政协的筹备问题和上海的有关事宜。黄炎培建议上海解放后设立顾问团，并与李维汉商议上海解放后他即赴上海的意愿。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6月4日，周恩来亲临黄炎培寓所对黄竞武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害表示慰问，并商定黄炎培回上海日期在新政协预备会议结束以后。周恩来提出希望黄炎培动员去香港的杜月笙回来。黄炎培向周恩来建议钱新之亦劝归。周恩来同意劝钱新之、陈光甫回来。

6月21日，周恩来、李维汉、陈云在中南海设午宴宴请黄炎培等回沪的主要人员。席间周恩来嘱托黄炎培到上海后办几件事。晚8时黄炎培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的托付，起程返沪。25日上午，黄炎培抵达上海。黄炎培此次返上海逗留共31天，在这短短一个月内，他怀着极大的胜利喜悦和满腔热忱，每天奔波于上海的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履行他为国为民的宏愿。

抵沪当日，黄炎培立即走访上海市人民政府与潘汉年、韦捧丹等晤面，下午根据周恩来的托付即去看望了病中老友周孝怀，商谈了有关民生公司的事。次日，陈毅、饶漱石等市政府领导同志宴请黄炎培。黄又几次参加陈毅、潘汉年分别主持的统战部座谈会。通过这些接触，黄炎培认真了解了上海的粮食问题、劳资问题、失业问题、公用事业等问题的现状与处理方法，反映了各方面听到的意见，还提出设立顾问团等建议，供上海市政府领导参考。当得知上海急需水电、机械、化学、水利、纺织、土木等专业技术人才时，黄炎培立即嘱咐中华职教社协助登记。回京前黄炎培邀陈毅、潘汉年等同志到职教社餐叙，除听取陈市长畅述外交政策形势外，还推荐刘靖基、徐采丞、王志莘等8人于市长，以备咨询。在访问川沙县党、政、军领导人时，不仅了解地方工作，也推荐沈敬之老先生等5位知名人士供县长以备咨询。

黄炎培回沪没几天就致电在香港的钱新之、陈光甫、刘鸿生、杜月笙，告知周恩来希望众人回来。后又函催杜月笙、钱新之速归。回北平后收到杜月笙、钱新之发自香港的电报，称难以成行。黄炎培写信给钱新之讲述了解放后的新气象，继续劝归。杜月笙、钱新之自香港来电报称“竭力设法减少船舶损失、一时未可离港”。黄炎培将此电报转呈周恩来。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建会如何按照中央指示，担负起团结工商业的重任？中华职教社及所属机构今后的前途及发展？黄炎培都有认真思考。在沪期间他就对职教社、工商专科学校等社属各机关及民建、民盟的同志们报告“北上学习心得”，分两天先后讲述了新民主主义、中共的作风、一套理论、建国新方案等四大内容，为积极推进民建会务和职教社的社务，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广泛接触民建会员、工商界人士，通过个别谈心，小组沟通，常务理事会讨论，理监事会议决等多种形式，充分协商民建各项会务内容，广泛了解银行今后业务问题，各行业人才需求问题，工厂生产、原料问题及至盐垦问题等诸多经济发展内容，并及时听取上海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意见，通过这些精细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为落实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人选、为新时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做出努力。

黄炎培在上海期间，或应邀演讲报告，或参加座谈发言，或出席大会致词，每天都忙于方方面面的活动，几无闲暇。他还应邀为工商各业领袖，各同业公会、诸多教育机关、协会同乡会等社会团体演讲共9次，听众从百数十人到千余人。其中特别应朝鲜人民民主联合会要求在朝鲜人所办仁成学校为朝鲜朋友作了专场演讲。黄炎培各场演讲主题有“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新政协与联合政府”，分别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自我检讨的作风，旧政协的失败与新政协的发起、筹备中的新政协、拟议中的联合政府和为什么实行新民主主义等重大内容。并在演讲中对社办各学校师生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虚心学习，耐劳苦，对各界同仁乡亲提出吾人须学习，须坦白等要求。黄炎培在沪出席中共成立28周年庆祝会，“七七”抗战纪念会，庆祝上海解放晚会，中华职教社成立32周年庆祝会等各种集会，致词24次，为庆祝“七一”、纪念“七七”还专为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黄炎培通过这些演讲、致词，热情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建国新目标。

1949年8月1日，黄炎培由沪返京第三天，毛主席邀其叙谈，并与周恩来一起三人共进晚餐。前后共长达4个半小时。黄炎培向毛主席建议：

（一）希望派员巡视江浙一带的地方政治，加强干部训练。

（二）尽可能分化英、美。

（三）上海商民举行商民联欢。

（四）人民币下乡、银行人员下乡。

（五）各区联营并推销物资。

（六）民营工厂工人同样由中共派员组织，派共青团工作人员。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日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后政务和社会工作十分繁忙，然黄炎培仍十分关心上海的情况。1950年2月，上海遭美蒋敌机轰炸，导致电力供应发生困难，影响工业生产，再加资金、原料、销路等亦有困难，不少企业减产、停产。黄炎培写信给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情况，以便研究对策。陈毅函复黄炎培讲述了上海的情况。

是年，上海近郊川沙、南汇、奉贤遭受水旱灾害，20万农民受灾，粮食歉收，但有关部门征粮未减，致使部分农民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困难，以及土改中有些过左做法，黄炎培都及时向毛主席反映。1951年1月10日毛主席函告饶漱石、陈丕显等向黄炎培讲述全面情况。

1953年5月16日，黄炎培致信毛主席提出进一步动员上海工商界投资和提高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四、结束语

黄炎培以其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情结，在中国历史的剧烈转变关头，在与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斗争中，最终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放弃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追求和第三方面的政治立场。彻底地站到人民的一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努力。他的这一转变是这一时期中国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走的曲折道路的一个杰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