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与沈敬之的革命情谊

胡厥文与沈敬之的革命情谊

杨正徳^[1]

胡厥文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7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沈敬之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8月，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胡厥文年长沈敬之2岁，俩人的革命情谊深厚。胡厥文是上海工业巨子，“实业救国”的旗手，沈敬之是黄炎培先生从事新教育的首期学生，是“教育救国”的楷模。

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25周年纪念刊》中指出：“吾们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吾们想从生产报效国家，想以科学开发生产，想以人才运用科学。这是救国救民的精神。这样就有主张教育培养人才来开发祖国富源，发展科学来振兴民族工业。”于是就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说。胡厥文在北京学习的日子里，正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横行的日子。这一切更坚定了走“实业救国”之路的信念。只有办实业，发展工业，生产各种日用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制造飞机枪炮，武装军队，才能富国强兵，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才能使中国扬眉吐气。沈敬之在他就读的川沙公立小学校毕业后，由校长黄炎培指导他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就读，毕业后考入以陶行知任教务长的南京东南大学师范科就读，沈敬之受到了“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终身从教，以培养出革命与建设的人才，使我们的祖国强大，屹立于世界东方。

胡厥文在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旗帜下与黄炎培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与朋友，而沈敬之是在黄炎培“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最忠诚的学生，师生情谊深笃。胡厥文与沈敬之团结战斗在黄炎培身边，在爱国主义道路上把“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胡厥文团结上海工商界人士赶制一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送往前线，给十九路军坚强支持。

1937年7月日寇在卢沟桥发难后，黄炎培、胡厥文、王佐才等人则已经看出日寇对华北用兵之后，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上海，所以四处奔走游说，力劝那些与职业教育社素有联系的工商界人士早下决心，迅速迁移，以保住有生力量不被敌人所用。职教社老社员，至死不做亡国奴的“胡厥文先生尤为热心，自动的向各方奔走拉拢，汗珠儿湿透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少息”。7月30日，胡厥文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公会执行委员会议，在会上，他和中华职业学校老校友、中华铁工厂（即原中华职业学校附属工厂）经理王佐才先后表态要以身作则。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渊，大鑫钢铁厂的余钰，也都纷纷发言，决心内迁。其后几天内，经营火柴、纺织业的刘鸿生，经营化工的吴蕴初、吴羹梅等也陆续来函表示愿意内迁。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王佐才、余钰等11人当选委员，这时同意内迁的工厂已增至100多家，中华职业学校的实习工厂也在内。两天后“八一三”战役打响，中华职业学校恰在战火中抢出，由贾佛如校长率领部分师生押运，经江西溯武汉，迁往大后方。当时条件极端艰苦，上有敌机的轰炸扫射，下有各路败兵、流氓的敲诈勒索，且因战争关系，社会秩序很乱，交通经常受阻，有时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但这些厂家的劳资双方齐心协力，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终于完成了一百多家工厂内迁的壮举。后来迁川工厂成立了联合会，胡厥文因在迁川工作中表现突出，担任了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董必武曾在重庆参观迁川工厂产品展览会，董必武以“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的题词，高度评价了厂家内迁工作。

1937年8月，川沙县城被日军占领，川沙县公署解体。沈敬之被日伪川沙县政府以传讯为由，关押在拘留所（中山纪念堂，今川沙新镇新川路南侧青少年科技站）。日伪政府维持会头头，先引诱威逼沈出任日伪县政府教育局局长。沈以体弱有病为由，严拒不就，日伪凶相逼露，须交出一百石米钱赎人，见沈无钱赎人，就昼夜捆绑，用刑。后由蔡路镇粮店懂日语的小老板华祖德会同川沙城区的工商业主“烧香驱鬼”筹集了一笔款子，联名单保，把他营救了出来。

沈出拘押所时，已遍体鳞伤，血迹斑斑，靠人扶持。为避日伪再次迫害，就与家人一起转移到上海西城路西城小学杂用房暂居，后又搬迁到上海淡水路丰裕里98号居住。沈是多子女家庭，大儿子沈健，大学毕业失业在家，为维持家庭生活，父子俩人在弄堂口设一代客书信摊头，靠代客写信，鬻信疗贫。

1938年秋，林钧来访，沈与林出生在同一川沙镇，1903年秋，同入由黄炎培任校长的川沙公立小学校，毕业后沈考入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时，林考入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后沈入东南大学师范科时，林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毕业后沈在沪、川、上三地任教席、教育督学与教育科科长，林在川、南二地任教席，在上海任中共上海市民公会党团书记，俩人是情深谊重的老同学。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林任上海市民政府秘书长，沈任总务科科长。时值抗日战争时期，林钧来访，沈、林俩人互诉别后。在林钧提出请沈敬之帮助起草一份向日伪教育部门申请办学的报告，沈熟悉报告的行文格式与办学的“理由”，起草后，由大儿子沈健腾写了一份。在日伪教育部门批准后，林钧就“合法”地在南汇李家桥开办一所学校，但招收的是地方进步青年与学生。经过文化学习，军政训练，结业后派往抗日部队。其时沈敬之也受雇于由其兄沈纯熙开设的上海同华祥绸布总店和分店，及亲戚蔡森荣在川沙蔡路镇开设的棉织厂担任跑街，催讨收取客户欠款，由于客户分布在沪郊两地，他每天出差，在外奔波。在他催款讨债与客户的对话中以及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他是“有心插柳，柳成行”，知道了日伪军的布防，伪化社会，日伪军伤害群众的情况。每当林钧到沈家与沈见面时，沈就全部告知。那时的林钧到沈家时，常扮成商人或士绅，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马褂，胸藏证件，手提皮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厥文随迁川工厂回到了上海，任新民机器厂总经理，并陆续安排从四川等地迁回上海的工厂，又创办了《中国工业》月刊。1946年8月黄炎培随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职业学校（渝校）一起返沪。渝校并入在陆家浜路处的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一家都住在雁荡路80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宿舍。此时的胡厥文与沈敬之又回到黄炎培身边，同饮浦江水。分别在沪、川两地并肩“战斗”，结成了深厚的同志式的友谊。

1946年2月沈敬之出任川沙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翌年7月又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兼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宣传干事，结识了姚惠泉、杨拙夫等职教社的领导。同年秋，黄炎培、姚维钧、胡厥文、陆亚东、孟征祥等到故乡川沙，先到县立初级中学与沈敬之会晤，又召开了老教师座谈会，且为学校题词：“择圣贤之居，得英才而教”，后在沈敬之的伴同下，到城东东野草堂址，把东野草堂改建为荫余小学，请孟征祥之妻、大学毕业的陆宛如任校长。

1948年秋至1949年春，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胜利在望。在上海接近解放的日子里，上海是处于黎明前的黑夜。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沈敬之、姚惠泉、孟征祥、陆亚东、杨拙夫、冷御秋、杨卫玉等这些民建人士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干事积极地采取了应变措施。

1949年2月15日，黄炎培接受中共邀请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躲开特务的伤害，就携妻带女绕道香港，3月15日离港北上，经天津于3月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在沪的胡厥文把原主持新民机器厂，商民协会机器同业公会的工作委托他人，而自己专心对民建会为了适应地下斗争需要，划分了会员小组，利用聚餐会、茶会等形式进行分散活动，交换情况，沟通信息，研讨政局时事，商讨会务，邀请名人交换意见，分析国内外形势，传播战场消息等秘密活动，以鼓舞群众稳定人心，激励斗志。面临解放时还组织各厂护厂，护设备，防止敌人破坏，以把工厂完整地交给人民。

1948年秋，沈敬之时任川沙县立初级中学校长。上海市区大中学校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沈敬之支持爱国师生的正义行动，县教育部门怕沈也带领师生上街游行而免了他的校长职。沈离校后，在城西长丰村主管乐乡公墓。翌年4月人民解放军30军88师副师长王直在卫兵的护卫下，找到川城东门街姚宅。姚宅是三进深的官宦之家的老式房子，第一进的西厢房是沈敬之的家。王直与沈敬之见面洽谈：“请沈敬之先生组织地方力量，征集粮食与副食品，支援解放军在前线作战。”沈怀着川沙即将解放喜悦的心情说：“共产党、解放军相信我，我拼着老命一定去完成，请放心。”沈敬之利用乐乡公墓位在城西，落乡而隐蔽的位置特点，积极与工商界、教育界与宗教界，特别是粮店老板联系，汇集了大批粮食与副食品等。组织人力，冒着危险，支援前线。于5月15日人民解放军88师265团，在小营房、蔡路镇与敌军接火，敌军凭着碉堡顽强抵抗，前线激烈的战斗，在后方后勤全力支持下，我军顺利地在战斗中全歼敌51军王秉铖部，5月23日川沙全境解放。

1949年4月24日夜，黄炎培在北京电台做了《为人民解放军迫近上海，劝上海同胞作局部和平运动》的广播后，大家提醒黄竞武注意隐蔽，谨防毒手，劝他暂时离开上海，黄竞武为预防万一，把民建的组织名册和各项重要文件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然后照常上班，并把办公室作联络点。5月12日上午9时，当他踏进办公室的时候，突遭特务逮捕，被捕后他坚不说出自己的联络人——共产党员李正文，不说出拒运金银、策反等事。为此，深受酷刑，5月18日被活埋于伪国防部，保密局监狱。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群众协助下，挖寻到他的遗体，头上戴着蓝布套，腿被打断，满身伤痕，惨不忍睹。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6月4日周恩来亲自到黄炎培家慰问，上海的党政领导陈毅、潘汉年、沙千里等也均来电慰问，6月20日黄炎培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党政领导与胡厥文、沈敬之等的陪同下，回到川沙，会同川沙县的党政领导，怀着沉痛的心情，在乐乡公墓西半部烈士陵园区，由沈敬之与胡厥文共同主持安葬仪式。黄竞武烈士的夫人陆如芳，哀读祭文。祭扫结束后就在烈士墓石处摄影。在沈敬之保存的照相册内，沈记录着一段文字：“1951年黄任老由京回川后联系拟去乐乡公墓扫竞武烈士墓。这天我雇了小舟护送前往。任老上岸后直趋墓地望碑隐泣，经在场眷属扶离墓地而回。当时我曾摄有照片，可在‘文革’期间被抄损毁，深为叹息。否则是一帧较有历史意义的相片，极应审慎保存，永作纪念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全市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胡厥文与沈敬之分别在沪、川两地出任人民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历任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副主任，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副主任，市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民建上海市委主任。1958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主任。1967年7月任上海市副市长。他还在全国工商联、人大、政协中任重要职务。1950年12月26日，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等率上海工商界15万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后又率赴朝慰问团到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慰问志愿军，归国后向各界人士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业绩，还与胡子昂、吴蕴初等亲自送子女参军上前线。

沈敬之历任川沙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第一、二届川沙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后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川沙县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政协常委、政协之友社名誉理事长。1950年底在川城东北隅大操场召开了各届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万人群众大会，会场纪律严明，声势浩大。会后，沈敬之与县党政军领导，各界人民解放军代表高举大旗，率队举行了示威大游行。沈还到儿子就读的县立中学欢送包括儿子在内的同班同校学生参加军事干校，其中有志愿军、解放军、特种航空兵、防化兵等。1953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黄炎培从北京来到上海作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辅导报告，沈敬之就积极组织与推动川沙工商界人士到上海听取黄炎培先生的报告，使川沙工商界人士提高爱国守法，积极改善生产经营，真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沈还动员了工商界广大人士，热烈响应“六一”号召，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坚持生产，积极纳税，为祖国奉献一片赤子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解放区掀起了“土改”热潮。黄炎培、张澜、陈叔道等爱国民主人士要求亲身参加。1951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黄炎培、王艮仲、姚维钧一组到苏南考察，黄炎培在考察中了解到川沙与苏南各地一样，大批翻身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子女，迫切要求学习文化，而川沙城区仅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与一所观澜小学，且学校规模太小。黄炎培回京后，一面写了《访察苏南土地改革》的报告呈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面急电京、沪、川教育界、实业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刘靖基、胡厥文、沈敬之，9月初在川沙城区先办一所民办中学，接着办一所民办小学。1953年6月下旬由胡厥文、沈敬之俩人牵线再邀请黄炳权、杨正德、孟征祥、丁荣斌参加，成立了办学筹备小组。会议对“学校选址、征地，办学资金，任职教师，主持校务”等作了讨论与分工。7月下旬在县政协会议室，由沈敬之召开了办学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炳权、汪筱云、王家杰、王文魁、张志鹤、杨正德、丁荣斌、丁书容等人。要求会议参加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群策群力，无私奉献”。于是丁荣斌腾出了在川沙北门处的家宅及经营木材业的营业大厅和木材堆栈，又到川城南门租借了民房作为教室与办公用房；黄炳权集资；沈敬之与丁书容筹建新校舍、杨正德主持校务，选聘师资，招收新生。分工合作齐头并进，终于在9月初“五三补习班”（今五三中学），如期开学，翌年2月把分散在北门、南门两地近500名师生迁回川城东河浜路26号新建校舍。学校以黄炎培“教育救国”为师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普职渗透，办学成绩显著。1954年3月清明节，胡厥文、陆如芳（黄竞武烈士的夫人）等民建人士到乐乡公墓祭扫黄竞武烈士墓，后在沈敬之的陪同下，到五三中学参观考察，对学校教育教学校务工作，表示满意，特别赞赏学校设有作物栽培，禽畜饲养，珠算会计等特色课。胡厥文还建议可以利用乐乡公墓内闲置的土地、学校周边，栽种桑树，增设养蚕专业。后学校开设此专业，发展到1963年7月，在城西增办了一所民办蚕桑中学。

1955年春，由县政协，工商联，沪、川企业家，学校代表13人组成第一届校董会。1966年第二届时调整为由10人组成，为孙照明、沈敬之（副董事长）、黄炳权（董事长）、龚鸿昕、华耿初；汪筱云、王家杰、陆廷式、王文魁、杨正德（秘书）。校董会的成立发挥了集体办学功能的作用。五三中学的建立是由黄炎培先生倡议办，并前后二次捐赠了建校土地，胡厥文、沈敬之、黄炳权与杨正德参与创办的民办中学，这就是光辉的五三中学的开创史。

胡厥文与沈敬之是20世纪沪、川两地两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俩为国家、为民族、为家乡、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俩的革命情谊万古长青，永垂史册。

【注释】

[1]作者：海川剑鑫教育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