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怀念母校中华工商

深深怀念母校中华工商

刘永清^[1]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95周年了。在这欢庆之日，我怀着对黄炎培等中国职业教育先驱者的深深怀念和敬意，回顾自己走过的历史道路。

1948年夏，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上海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即便是我这年仅17岁的不谙事故的少年，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在“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是继续高中的学业，抑或为谋生而另择生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二年制的学制，且设有夜班，既能提高学历，又能学到专业知识，还能增加就业的资历和机会。我毅然决定中止高三的学习，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工商管理科，且被录取。60余年后再回顾，当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它开启了我人生的新时代，并为其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珍藏着那枚三厘米等腰三角形的校徽。白底银字的铜质校徽，上端镌刻着“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八个大字，正中镶嵌着一颗红五角星，在一轮银色齿轮的环绕下，一双紧握的红色大手高举在书本的上方。校徽是学校的标志，图案体现学校的宗旨。也就是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它将贯彻“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注重实践”的教学原则：它培养的是本着“实业救国”的理念，为祖国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新型的工商管理知识分子。校徽让我想起了黄炎培先生，想起了他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他倡导、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理念，以“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为目的，追求“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崇高理想，以此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1948年后，黄任老已很少来校授课。但在上海解放不久，他即在蓉园礼堂给全校师生作了一次精彩的报告，明确地告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祖国，其名称依然是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呀！60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30余年，在党的改革、开放、务实、创新方针指导下，中华民族正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万众一心，埋头苦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光荣伟大的祖国在世界上影响正越来越强，名字越来越响亮。

我还保存着那张1950年7月华东教育部颁发的学校毕业证书。证书由顾树森校长和喻兆明主任签字盖章。下面印着“为人民服务”5个醒目的大字。背面记着两年来所学的25门课程的成绩。学校十分重视为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才。安排的课程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例如工商管理所学的25门课程包括：国文、英文、数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等5门基础课。专业课则有统计、会计、成本会计、工厂管理、工商组管、运输学、机械大意、商品学、市场学等12门课，此外还有经济、财政、货币、法学、商业等8门常识类课程。翻开这张60年前的毕业文凭，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眼前。60余年过去了，但杨卫玉老师关于现代化、民主化企业管理的宏论，言犹在耳。毛信禄老师对企业成本的精确分析和严谨的治学风格，历历在目。丁文彪老师带有美国腔调诙谐的英语教学，令人捧腹。特别难忘的是金采之老师形象地提出，大学教育仅仅是社会百科大学图书馆的部分索引，对学问的深入则有赖于实践，要在实践中去获得真知。教政治的刘列夫老师，平易近人的作风令人倍感亲切，他关于社会发展、劳动创造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的教导，从理论上启发我对政治的认识，并认识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带领我走上了一辈子服务于经济的道路。

可在当时，我自认为是一个不问政治，只知读书的青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陈义方、沈瑞麟、曹健等同学的帮助下，在上海解放前后参加的一些学运活动，已经涉足政治领域了。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多太多！总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老师、同学在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道路上，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再一次审视那张纸质业已发黄的实习证明。1950年3月到7月，学校保送我到中国实业银行会计部门进行为期4个月的实习。这是我首次踏进社会，满怀激情也倍感珍惜。实习期间，我努力完成单位交办的各项任务，并继续自己的学习。实习结束时，组织上对我实习成绩的评价是：勤、慎、负责，成绩优良。它不仅是对我两年来学习成绩的认可，同时更指明了我对人生、社会、国家应持的基本态度。“勤、慎、负责”四个字始终伴随着我，成了我处世办事的重要准则。

1950年8月，我从母校毕业，由华东教育部分配到沈阳东北贸易部工作，开启了我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为人民服务的人生道路。1954年，我从东北财委调北京进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从此以后在国家最高经济参谋部工作一辈子。直至1994年退休，整整工作了40年。

国家计委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量平衡，是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它掌握钱财、物资、项目的审批大权，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如此。国家计委又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好单位。它要求干部甘当人民的公仆，要懂得辩证法，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兼听各方面意见；要求在工作中掌握综合平衡，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在国家计委，我参与了我国的“一五”到“八五”的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工作，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全过程。在计委一线工作的40年中，分工抓粮食和棉花等关键物资的宏观平衡和调度。面对这样的重任，做到了一辈子勤、慎、负责。为此我曾无数次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粗略地计算，和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间不少于5年。在基层的日子里，有时是相当艰苦的。基层的劳动和社会实践，让在上海水泥地上长大的我，对我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有了深入的了解，并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阅历和工作能力。

简言之，离开母校以来，是人民培养教育了我：几十年间，我也在学习和工作中，为社会尽了一个公务员应尽的责任。

1994年退休后，我逐渐淡出经济工作。1997年起在计委离退休局一个支部任支部书记长达10年。发挥余热，为长期相处的老战友、老伙伴尽最后一份责任。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的创先争优活动中，我还光荣地被局党委评为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

60余年来，时代在变化，我在社会中的位置也不断地改变。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由必然进入自然。

母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虽已成为历史，但作为它的学子，我会永远记住它。继续遵循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尽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

【注释】

[1]作者：中华工商1950届校友，国家发改委退休干部。原国家计委市场司副司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