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华职教情缘

我的中华职教情缘

王乾德^[1]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父亲举家逃难。迫于家境贫寒，我高小辍学后，13岁从宁波老家来上海学徒，强烈的抗日情绪和求知欲望，又加上当时“孤岛”的特殊环境，使我接受进步思想并寻求学习机会。当时中华职业第四补校给我极为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华职业学校补校函授班的学生后，孙起孟先生是我的恩师。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地下党的组织学生救亡运动领导力量主要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是上海高校中的红色堡垒，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黄炎培先生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手脑并用、双手万能”、“责在人前、利居众后”；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金的品德、铁的纪律”，使我终生受益，从一名童年失学的苦孩子成长为党的教育战线上的领导干部。

1977年我第二次调入卢湾区工作，使我有机会为中华职教社雁荡路80号原址政策落实尽职尽责奉献了一份力量。由于卢湾区是“文革”中的“重灾区”，百废待举，要做的工作很多。我分管教育、卫生、科委、宣传四方面的工作，近一年后明确我担任区教育党委书记兼局长，不久宣布担任分管教育、卫生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即现在的副区长。

当时有人反映雁荡路80号大楼正门上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牌子，当年为保护文物用泥巴封糊，现已铲除，似有恢复之意。比乐中学校长杨善继也来跟我说北京中华职教社的老领导都已在进行复社准备，我肯定这是好事，发展教育事业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1917年黄炎培先生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原址就在卢湾区，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比乐中学在区内外也很有影响。

有一天，市委统战部杨叔铭副部长打电话约我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是我很熟悉的老同志，我当然很高兴。殊料第二天他就过来了，开门见山提出全国中华职业教育社已批准恢复，上海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祥地，雁荡路80号物归原主，这是具历史意义有影响的建筑，是黄炎培亲自创建且有产权的，请区政府支持落政要求，我表示这正是我的工作范围，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当时，卢湾区中小学校超过100所，雁荡路80号是建青中学的一半校址。拿出半所学校来恢复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关系全国职教的大事，意义深远。我请杨部长放心，我会向区委汇报，争取区委、区政府的支持。杨部长很满意，并说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孙起孟、王艮仲近期要来上海，届时请你面谈确定下来。没过多久，在杨善继同志（杨是老中华职教社骨干，抗战时期在昆明协助社务工作，回上海后任比乐中学副校长）的陪同下，在锦江饭店由杨叔铭部长引见面晤了孙起孟、王艮仲两位前辈。我告诉孙起老我是您没有谋过面的函校学生，王艮老也是久仰大名的职教社前辈。孙起老说：“好呀，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遍布各地各条战线，这是职教社很大的力量和资源，但是我们今天来要求返还职教社的原址大楼还应公事公办，按政策商量解决，今天碰上了老校友还是读过函授班的学生，如今又是卢湾区的领导，真是机缘巧合，我很高兴。”杨部长对我说：“你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我们放心。”王艮老说：“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落实政策回归房子不仅仅是敬谢不敏，‘文革’中被冲击的社会团体不少，能收回产权的尚未所闻，难度一定不小。”杨部长说：“只要有依据，政策迟早都会落实的。”我当即表明了已向区委书记汇报，基本上同意落实政策返还房产，有关方面还需做进一步的工作以及具体程序手续，接下来将由杨善继到区教育局来办理移交手续，正式将雁荡路80号返还给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上海复社奠定了基础。最后王艮老介绍我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一名社员。之后，我还参加过中华职教社二次全国会议，在京期间由杨善继陪同到孙起老三里河和王艮老复兴门大街家中午餐，同时还商议陆家浜路中华工商学校的落政以及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复办，并谈及《职业与教育》杂志的出版工作。之后我只要去北京出差，都会去拜见孙起老和王艮老。

1980年年底，我调离卢湾区，主持立信会计学校的复校工作，立信会计学校是潘序伦先生1927年开始创办的。他多次向我说明，他是黄炎培的学生，也是按照中华职教社精神创办这所学校的，我到立信后每次赴京都必去二老家里，他们鼓励我尽力办好立信，还希望我尽可能多地关心职教社的工作。

从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到现在的立信会计学院，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职业教育是有生命力和为社会需要的。我今年已85岁，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是恢复“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上海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的红色堡垒。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我们要把人口大国建成人才大国，关键是教育，重建中华工商，培养经济建设中的管理人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注释】

[1]作者：徐汇中华职教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