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在中华职校的三年

难忘在中华职校的三年

张秀娟^[1]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已经历了95年的漫长路程。作为职教社的实验学校——中华职业学校（同学都简称之为中华职校）忠实贯彻职教社的办学宗旨，以“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金的人格，铁的纪律”、“敬业乐群”的校风、校纪，培养并向社会输送了大量有实用技能的专业人才。同时，职教社爱国、民主、进步的追求贯彻到办学中，学校孕育了大批进步青年，为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我作为48届高商的一名学生，在中华职校的3年，不仅学习了专业技能，还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为社会服务，受惠终身。

1945年9月我进入中华职校高商时还不足15岁，只想在学校学到过硬的实用技术，在以后职场激烈竞争中能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别无他求。

一进校门见到男生都光头，女生一律短发，衣着朴素，在风气奢靡的上海有些另类，但使家境清寒的同学心情舒畅。同学们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开设的课程十分务实，就以会计类而言，不仅有簿记、会计，还开设了商业会计、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直至英文会计，很适合当时上海职场的需要。还非常重视有关的技能课，如珠算、打字、书法等。陈穗九老师的珠算课，全班一片嗒嗒嗒像急风暴雨一样娴熟的算盘声至今声声在耳。学校把同学们培养成了既懂得理论又擅长实干的专业人才。1948年夏的上海，通货严重膨胀，民族工商业凋敝，毕业就是失业的现象十分普遍。我班的同学毕业时有11名考进了几大银行，绝大多数得以就业。

入校后学校爱国、民主、进步的氛围迅速地影响了我，我很快接触了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华职校事工会是办助学的群众组织（事后知道有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为稳定核心），贾祥贵、祝幼琬任正副主席。活动丰富多彩，除了助学活动还有歌咏、文娱演出、进步书刊传阅、时事座谈，以至参加政治斗争。会员没有明确的界线，参与的人数随着活动内容不同而时多时少。由于活动很合自己的心意，我很快成为事工会的“粉丝”。

当时上海很多中学校方对学生进步活动管得很严，校内不许唱进步歌曲。中华职校校方给了学生活动的自由，教室让学生自由使用，给同学们活动的平台。1946年上半年起事工会出面每周请国立音专的陈良同学来教歌。教唱的有健康清新的民歌，有揭露社会丑恶、政治腐败的《五块钱》、《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茶馆小调》等。每次政治斗争高潮前后总有新歌如《五月的鲜花》、《反内战、要和平》、《坐牢算什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等，这些歌像战斗的号角，一批批同学唱着进步歌曲投入了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中传阅进步书刊、座谈时事政治等活动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学们的政治立场、人生观、世界观。《学生报》、《时代日报》、《文萃》等刊物在同学中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地传阅着。经常有些不同形式的交流座谈活动。座谈活动中陈涛（陈永林）、石惠隆（石英）、祝幼琬等常侃侃而谈，有许多信息吸引着我，揭露反动统治腐朽没落、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国共双方的斗争形势等。而我由倾听到参与，进而积极宣传。三年中同学间还传阅了不少书籍。1946年初贾观仁先生出任中联校长。校庆时黄炎培、杨卫玉、江问渔等我社元老莅临并讲话。《延安归来》一书在校内广泛传阅，此书成为我了解共产党、解放区的启蒙读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等书中苏联革命青年的群体形象，特别是保尔·柯察金成为不少同学崇拜的偶像。《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的秘密传阅，使我从理性上感悟了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中华职校3年中我参加了许多次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宣传、集会、罢课、游行等，“六二三”反内战示威游行，沈崇事件抗暴斗争，抗议“五廿”惨案罢课，抗议“九龙惨案”示威游行等，尽管反动当局对校方有压力，学校领导从来不采取当时一般校方阻挠、干涉的态度。中华职校同学的队伍大都能在校门口集合，手持标语公开列队走出校门。各次运动许多学长已写过回忆录，我谨将特别难忘的1948年“反美扶日”示威游行中华职校同学队伍和军警、机枪、马队直接对峙的那一次，回忆于后。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庇护日本军国主义，经济上推行“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支持反动当局打内战，使我国民族工业凋敝，工人失业，民怨沸腾，反美扶日有广泛社会基础。三四月份各大学校中已有大量宣传，五月就不断有特务殴打学生，捣乱会场等事件的信息。当局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镇压学生。

6月5日“反美扶日”大游行，原计划在外滩集合到美军总部示威。那天，市警备司令部调动了大量军警马队，便衣特务分割包围了交通大学等主力院校，市内警察加了双岗，“飞行堡垒”（装甲警车）呜呜地在街上巡行，如临大敌。在中华职校上午职业市（相当于学生会）开会决定下午参加大游行。据说那天上午国民党当局曾派军警特务威胁校方，要他们出面阻挠学生。中午我到校门口见同学们陆续到来，看到教导主任沈方涵、训育主任杨锦堂在中华堂门前徘徊，时而对同学说说话。忽而沈先生到我面前悄悄地说：“明天就毕业考试了，可别耽误啊！”似是劝阻又言不由衷，而关爱之意溢于言表。噢！他们是来应付劝阻的“公事”的。但到来的同学中没有人被劝阻住的。下午一时，集合的队伍人虽然比平时略少些，仍有近200名同学坚定地手持标语昂头挺胸列队走出校门。

到达预定的朱葆三路中华工商分校和他校合计集合了500名同学。我们队伍本来准备向北直奔外滩，因当局已经调来大批警察、马队、吉普车，把朱葆三路北口封住。同学们互相挽着手臂列队进发。顷刻间，大批警察、特务冲向学生队伍狂打乱殴，旗杆被打断，衣服被撕破。这时发现该路南口已有军警封锁。队伍中传话说向后转绕道金陵东路奔外滩，大家转身南奔。当然学生的腿跑不过军警的马蹄和汽车轮子，他们又封堵了南口，并朝着学生队伍紧追。同学们情绪激愤，高呼反美扶日口号，有的喊话责问警察：“你是中国人吗？”有人愤怒地要向敌人冲去，流血事件势将发生。经过向后转和奔跑队伍有点散乱。队伍中又传话“要避免受伤害，不要硬拼”。立即整理队伍，年长的男生在外层手挽手结成人墙，然后席地坐下，并互相鼓励保持镇静。此时，随时准备冲向学生的马队虎视眈眈，警车上黑洞洞的机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双方对峙的距离近在咫尺。装了铁丝网准备逮捕学生的大卡车在旁边待命，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如此双方对峙数小时后，知道外滩游行的学生队伍已经撤离，我们的队伍即撤回中华工商分校内，校门口被军警封堵着。天傍黑，杨锦堂先生来到，代表校方出面交涉后，队伍开始撤离，同学们满腔怒火压在心头，“反动政府一定要垮台”成为共同的心声。

我深感那个年代校方对进步学生的活动公开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实际上对反动政府的高压是敷衍应付，对进步学生的活动是支持、保护的。1947年贾观仁校长曾把汪乾三（汪浩，当时地下党中华职校的支部书记）约到他梦花街的寓所深谈，对同学们的安全表示关怀。是职教社同仁一贯地爱国、民主、进步的追求贯彻在办学中，使中华职校成为当时在上海进步学生运动中十分活跃的中等学校之一。在这个环境中，加上1947年我入党后党内的教育，短短3年，我由一个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小姑娘转变成一个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1948年毕业后，按组织要求我以小学教师为公开职业独立承担了一个层面党的群众工作。解放后调团区委、区委任职，后来30多年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从事理论教育工作，直至离休。难忘的中华职校3年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注释】

[1]作者：1948届高级商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