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

2.3　系统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

行为科学时期的各个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性问题，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研究组织的领导行为、团体行为、人际关系、动机与激励等关涉组织动态变化的理论问题。但却忽视了古典理论中重视管理制度、组织结构等内容，实践中不能很好地解决时代变化带给组织发展的一些新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新科技革命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新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而产生，特别是在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科学理论为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工具，他们吸收了行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并重新审视了古典时期的组织理论，用系统的、生态的、权变的角度对前两个时期的组织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吸收了其中的精华，发展出新的组织理论，使得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迈入第三个阶段——系统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是系统组织理论、权变组织理论、生态组织理论。

2.3.1系统组织理论

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的生物学家路德维根·贝塔朗菲提出来的，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要素构成的系统，由于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联系，系统必然具有要素所不具有的新特性，因此，不能用要素在孤立状态时的性质和规律来解释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应该立足于整体来认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任何管理都离不开组织和环境，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组织为实现自己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巴纳德是最早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管理的第一人，他把组织看做是由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等要素组成的协作系统，并提出了组织的三要素说。西蒙则把组织看成是决策过程的复杂系统，并从组织行为的观点强调系统方法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较早将系统论应用于组织研究中，在其代表作《社会组织系统论》中，他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处在各个社会系统之中的社会分系统，在此系统之内又包括了许多小的社会系统。美国学者约翰逊、卡斯特和罗森茨维克在《系统理论与管理》一书中继承和完善了帕森斯的系统理论，并在系统组织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现代组织权变理论。

组织系统论认为，组织本身就处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分系统中，置身于系统中的组织需要具备四种特性，即适应环境、实现目标、统一协调和维持形态。这四种特性主要体现为组织的三个层级：决策层级、管理层级和技术层级。这三个层级分工不同，工作性质也有区别。决策层级任务是作出决策，管理层级是负责协调各系统行为，技术层级负责具体执行。卡斯特和罗森茨维克进一步把组织看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是在与环境的不断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开放的系统中，组成内外变量才能相互配合，互相促进。他们认为，组织系统包括组织内部结构分系统和环境分系统两部分，而组织内部结构分系统又由五个分系统组成：

(1)组织目标与价值分系统。组织目标的实现需要寻求与目标相适应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影响了人们行动的规范性标准。因此，就组织目标而言，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组织本身和组织成员这三种因素的影响，组织在确定自己的目标时要充分考虑三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关系。与此同时，组织目标的选择又会体现为个人或群体价值观生成的联系过程。

(2)结构分系统。结构被视为一个组织内各组成部分之间所确立的关系，组织结构是连接环境与组织其他分系统的纽带。任何一个组织都要面对不同的环境，总需要采取不同的结构来适应自身环境与外部环境。对组织结构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组织活动中等级结构垂直性和部门间水平性所造成的差异化以及组织内部需要协调运作的某些机制所带来的一体化问题。

(3)技术分系统。是指组织完成组织目标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不同的组织虽然有不同的技术手段，但是许多行政技术从管理的角度看都是必须的，如目标管理技术、长期规划法、成果管理技术、档案管理、计算机网络管理等。卡斯特认为，技术分系统直接与环境系统、组织目标和价值分系统等相关联，它对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管理系统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4)社会心理系统。它是由组织中的个人心理所构成，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包括个人的行为与动机、地位与角色、个人的价值观念、情绪、态度、要求与愿望等。不同的组织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社会心理状况。

(5)管理分系统。它是通过对目标的确立、结构的设计、技术的指导、任务的分配和过程的安排来协调各系统的活动，贯穿整个组织的过程。管理分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决策、计划和控制三种，目的是为了使组织的活动能适应环境变化。

此外，卡斯特强调了组织系统的整体性，整体不仅仅是各部分的总和，系统本身也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解释。组织系统在环境中的运作处于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表现为各界限的可渗透性、人员的可筛选性、能量信息的可交换性等。

2.3.2权变组织理论

权变理论是由美国学者J.伍德沃德首先提出来的，是建立在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权变观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系统内与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组织设计和管理提供依据。所谓权变就是随机应变、权宜变通。权变观核心思想是否认存在普遍适用于所有环境的最佳准则，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宜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和活动。

传统的组织研究倾向于寻找到一种最好的组织模式，从而忽视了技术、环境等各种变量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伍德沃德通过研究发现，一个组织系统中有多个系统，其中具有技术职能的子系统对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成功的组织总是具有与它们技术水平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组织的技术系统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形态。组织的成功取决于组织的技术系统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只要组织的技术系统能够适应社会结构，这种组织就是最好的组织。在其著作《工业组织：理论与实践》中，按照生产技术把企业作了分类研究，为技术系统影响组织结构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为权变理论作了开创新的工作。

美国学者劳伦斯和洛尔斯在其合著的《组织与环境》一书中，集中论述了组织与环境之间权变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组织要有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构形式，并细述了环境对组织设计的种种影响。环境主要影响组织的具体形态、组织的协调手段和组织的协调难易度。当组织处于稳定的环境中，组织可以采取传统的官僚制结构，组织的协调需求和难度下降；当组织处于不稳定的环境中，组织往往需要采取灵活、机动的组织形态，更加注重组织的协调与沟通，主系统与级次系统之间的协调要求也就越高。面对环境的影响，组织必须对自身的结构及其活动进行分化和组合，分别从正式结构、目标、时间和人际方面做出调整，最终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劳伦斯和洛尔斯的基础上，J.吉柏森提出了自己的权变理论，在《组织》一书中，他提出，一个较大环境中有四个次级环境，即输入次级环境、输出次级环境、技术次级环境和知识次级环境。组织与这四个次级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组织从外界环境中获得输入，输入的内容可以是原料、人员、问题等，再经过对知识的运用和技术程序，达到向外界环境输出的目的，成功的组织就是能适应四个次级环境的组织。对于输入次级环境而言，如果输入的数量和内容比较稳定，就可以采取官僚组织形态，如果输入的数量和内容变动大，组织形态就应该具有弹性。对于输出次级环境，如果输出的内容、数量变化不定，组织就应该具有弹性，反之就应该注重组织的稳定性。对于技术次级环境，当需要的技术是常用的、惯例的，就可以采取官僚组织形态，否则就需要有弹性来应对变化。对于知识次级环境而言，它实际存在于输入、输出和技术次级环境的过程当中，以上三种次级环境以知识为基础，组织设计必须考虑到知识环境的发展变化。

弗里蒙特·卡斯特(F.E.Kast)和詹姆斯·罗森茨维克(J.E.Rosenzweig)作为美国的管理学家，将以往的组织理论加以综合，在提出了系统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他们的权变组织理论，该理论主要体现在《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一书中。他们认为，权变观是关于管理组织活动的一种思维方式，有利于进行情景诊断，是管理行动和特定情景。一个企业组织或政府机关，都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中，并努力在“稳定性—持续性”和“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因此，组织有计划的变革需要考虑效益、效率和满意度三个测量度，在变革过程中，参与是克服阻止变革的重要步骤，管理部门有责任通过诊断情况，制定出最适宜当前条件的计划以寻求组织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弗雷德·菲得勒(F.E.Fiedler)从心理学和实证角度研究了组织领导的方式和情境关系，提出了领导权变理论。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著作《领导方式的训练和经验的效果：对一种权变模型的说明》和《领导效能论》中。菲得勒以权变研究领导方式与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对影响领导效果的环境因素作了实证性分析。他认为，领导的领导风格是不同的，或宽容或严厉，并导致了不同的工作效果。他提出了LPC(least preferred coworker)的概念，即“最不合意的共事者”。以领导者对自己认为的“最不合意的共事者”的尊重程度，来衡量领导者的宽容和严厉程度。针对LPC的情况列出一些项目，附以一定分值，由领导者判断打分，最后统计出总的LPC值。LPC值较高的领导者被认为最能体谅下属，为人宽容，重视人际关系；LPC值较低的领导者被认为为人严厉，只重视工作任务的完成，忽视人际关系。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取决于工作环境中的实际因素，即“情境控制程度”，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要素：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工作任务结构和领导者的权力。按照情境控制程度的观点，重任务的领导在情境控制程度很高或很低时最有效；重关系的领导在情境控制一般时最有效。最后，菲得勒指出，“重任务的人和重关系的人都可以是很有效的领导者，只要情境与个人相符”。

此外，对权变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伯恩斯和斯托克，代表作是《革新的管理》；美国学者钱德勒和卡里索，代表作分别是《战略与结构》、《管理：观念与情境》；弗雷德·卢桑斯，代表作是《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和《管理导论：一种权变学说》等。他们的权变思想进一步拓展了权变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及体系创新，推动了权变组织理论向前发展。

2.3.3生态组织理论

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是自然界生命有机体相互之间以及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与其他生物、外部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生态学研究范围包括社会和生物环境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这种基于系统有机论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入到行政学领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首次将生态学引入到行政理论研究，在他1947年出版的《政府的生态学》一书中提出，政府组织与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充分顾及生态环境的因素，组织应当与生态环境相适应。行政生态理论是以系统论为基础，强调重视组织的环境适应性和变动性，使组织与其存在的内外部环境保持良好互动的关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著名的行政学家弗雷德·雷格斯(Fred W.Riggs)继高斯之后运用生态学理论研究行政组织，并凭借其开创性的理论成果成为行政生态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的代表作《公共行政生态学》中，集中论述了公共行政组织的不同模式及行政生态学观点，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雷格斯综合运用结构功能理论和物理光谱分析法，设计出了能解释各种类型社会的行政组织模式，即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三种类型。此类行政组织模式是建构在他对社会形态划分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三种基本社会形态，即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美国、英国属于现代工业社会，古代中国、泰国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现代泰国、菲律宾、19世纪前的英、法属于过渡社会。这三种行政组织模式的特征如下(如图2-1所示)：

(1)融合型：也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就像折射前的自然光是一道白光一样，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是混沌未开，没有明确、细致的社会分工，缺乏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在这种融合型结构中的行政组织效率非常低下。

(2)棱柱型：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如同白光在三棱镜中的折射过程中，虽然光线已经开始折射，但折射还未完成，因此，既有融合的白光特征，又含有衍射后各种光的特性，这种过渡社会的行政组织和功能处于半分化状态。

(3)衍射型：也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不同于只有一道白光的传统农业社会，整个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经过棱柱体衍射后形成了各色光谱，存在着明显的专业分工，行政职能专业化，科学、技术和效率成为行政组织明显的特征。

图2-1　雷格斯的三种行政组织结构模型

行政组织本就是一个发展的连续体，上述三种类型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社会中的行政组织，但雷格斯认为，各种行政生态环境中都融合着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征，加之许多传统社会正处于转变过程中，且尚未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应该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生态上，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组织形态的基本特征。为此，棱柱型行政组织模式成为雷格斯行政生态学的核心内容，他仔细分析了这种过渡型社会的公共组织特征：

第一，异质性。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会存在不同的制度、行为和观点，具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特征，传统事物与现代事物共存。过渡社会中存在的多元经济形式、多元价值观念和多元生活社区使得公共行政具有多元性、异质性的特征。

第二，重叠性。过渡社会的行政异质性使得行政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进而造成公共行政重叠性。过渡社会虽然有了相当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但尚未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各种专业化职能机构和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不能很好发挥其功能，行政行为往往受非行政标准主宰。当行政机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时，就会由另外一些非行政组织来完成组织任务，如家族、宗教团体、同学会等。行政重叠性导致政出多门、派系林立、效率低下的恶果。

第三，形式主义。虽然有正式的法律和制度，但事实上它们不能付诸实践，形同虚设，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形式主义造成议会权力虚化，行政权威出现合法化危机，权力落入到争权夺利的官僚集团手中，完全违背了公共行政理性和效率的宗旨。

此外，雷格斯认为，公共行政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中某些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影响一个国家公共行政的生态要素多种多样，主要有五个要素，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结构。五个要素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中的作用和影响方式是不同的，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经济要素是影响公共行政最重要的因素，影响沟通网络的选择，社会要素和符号系统制约政治结构的设计，政治结构又主导经济、社会各因素的生成和发展。任何国家的行政组织只有与生态环境相适应，并根据不同生态因素的不同组合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才能建立理性、弹性、高效的行政组织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