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端”获奖
1998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等领域富有创建性的贡献。早在获奖之前,森在经济学界已享有盛名,他被认为是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之一和五十位重要经济学家之一。(1)他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获奖的当年于哈佛大学退休并前往剑桥三一学院担任院长。他还被选为多个经济学会的领导者:1982年当选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1984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的第一位亚洲人会长,1994年又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国籍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其整个经济研究的职业生涯中,森荣获无数学术奖励,拥有将近40个荣誉博士称号,作为15个不同杂志的编辑委员。他的学术产量也十分丰厚,出版了20多本书,近300篇文章,且直至今日仍耕耘不止。
森凭借什么获奖呢?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中宣布,“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方面,做出了数项关键贡献。他的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的公理理论、对福利和贫困指数的定义、对饥荒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分配问题的一般关注以及对社会最贫困成员的特殊关注。森清晰阐述了,允许个体价值汇总成集体决策的条件,以及允许集体决策规则与个体权利范围一致的条件。通过分析集体决策时所能获取的不同个人福利信息,森改进了比较不同社会福利分配的理论基础,并界定了新的和更令人满意的贫困指数。在经验研究中,森的理论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我们对饥荒状态下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能否以一种公正的和理论上合理的方式,把社会上不同个体成员赋予各种选项的价值汇总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多数原则是一个可行的决策规则吗?怎样衡量收入的不平等?我们何时、怎样才能比较不同社会中的福利分配呢?我们应该怎样最好地判断贫困是否在下降?哪些因素导致饥荒发生?通过回答这些问题,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核心领域做出了许多卓著的贡献,并且为后来的研究者们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通过把来自经济学和哲学领域的工具结合起来,森在一些重要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中恢复了伦理维度。”(2)
沿着这一评语,我们来概探森研究的主要特点,或许有助于理解其整个思想体系。
第一,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森的许多研究成果却是依靠尖锐批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定、财富发展观和市场崇拜等做出的,甚至在其专长领域,也对传统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中存在的狭隘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策。印度经济学家贝克茨(Amiya Kumar Bagchi)认为森的获奖有三大意义,打破了偏向重视服务于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金融自由为特征的技术经济学的趋势;承认了人类发展在职业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使对第三世界的人类发展研究,占据了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3)
第二,把经济学引回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使经济学更具人文性,是森学术研究的最大亮点。森哈佛大学的同事布卢姆(David E.Bloom)评价道,“在森的研究中贯穿着一条非常强烈的道德主线。他在研究中深切关怀人和人的尊严”。(4)沃尔什指出:“森所有理论的闪光之处,他的心灵的力量,他在政策问题上的极为丰富和多样的智力成果,都关注着如下特别的不幸现象:世界上大多数弱势群体的贫困,饥饿,饥荒,长期剥夺,急迫需要和未实现的可行能力。”(5)正是对各种剥夺现象的关心,使森获得了“贫困的研究者”,“来自底层的经济学家”等称号。各大媒体也纷纷以如下典型形象报道:“研究饥荒与贫困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贫困学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悲惨现象’研究者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6)确实,获奖后的森感慨地说,“经济学要关注社会中的穷人、底层人士和受害者,这就是我热衷的事业。确实,我花费了一生之研究于经济学的底层……”。(7)获奖后的森没有把奖金占为己有,而是设立了针对文盲、基本卫生保障和性别歧视等问题的“普拉提奇信托基金(Pratichi Trust)”。(8)难怪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称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森的研究旨趣不只是一种激情使然,还有其自觉意识。苏格拉底的“我应该怎样生活?”是他整个研究的前提,他时常问自己,“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大量贫穷和不平等现象之时,我有权利富裕吗?我有权利满意于这样的生活吗?”(9)在他眼里,“令人感到羞耻的是,当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应该挨饿,不应该死于没有医疗保健,不应该成为文盲,不应该在大多数时间里感到无希望和悲惨,可他们仍然受到了这样的待遇”。(10)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这位“经济学的良心”对不平等、贫困、饥饿、社会排斥等作出积极回应,表现出对底层人群的不遗余力地关切担忧之情。更有意义的是,森独到的探求推动人们在更为广阔的维度内思考各种剥夺现象,远离以往占主导的狭隘经济性指标,以自由、权利、能力等考察剥夺之本质,并由此开辟摆脱困境的新思路。
第三,森的学术兴趣范围一开始就超出经济领地,在跨学科交流的基础上,他广泛地结合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来论析各种问题。他在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也享有很大知名度,其文章频频出现于《哲学季刊》、《哲学和公共事务》、《理论与决策》、《哲学杂志》等期刊上。他经常给哲学系的学生做演讲,在哈佛曾经与著名哲学家诺齐克一起开课,后者评价森“拓宽了经济学的范围。他在经济学上的技术贡献,也具有一般理智的兴趣和哲学的旨趣”。(11)社会选择领域的大师肯尼斯・阿罗认为,在许多经济学家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森却是一个有着非常广泛兴趣的学者。他以经济发展研究、技术研究而闻名,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含义和度量,由于分析了伦理学中的概念和好社会行为基础,使之在哲学家中也有知名度。(12)社会福利研究专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高度评价“森在现代经济学家中占有独一无二之地位”,称赞“他是杰出的经济理论家,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世界权威;他是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对贫穷国家投资效率的评价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最近又开拓性地对饥荒进行了经济分析。……同时,他又以宽泛的视角看待主题,尽力拓展经济学家的视野。他能同样熟练地为《哲学杂志》和《经济学杂志》写文章;在哈佛,他既是经济学教授,也是哲学教授”。(13)还有学者说,“森满足了多重角色,他是经济学家中的哲学家,社会选择理论的领袖,是新古典选择理论和福利理论之基本假定的批评者,对饥荒和贫困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设计了贫困衡量尺度的统计学家”。(14)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认为,“森是过去三十年来,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经济增长和发展领域内的领袖人物。……他研究的主题领域,从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经济方法论、福利的性质,到揭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他自己的一个不可能性定理(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再到资本和增长理论、技术选择、饥饿和性别歧视。……他在社会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中享有同样高的地位”。(15)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说,“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森既利用数理经济学的资源,又利用道德哲学的资源,包括人类繁盛(human flourishing)的观念”。(16)
森的理智特点在这些评述中一览无遗,其社会选择理论尤其体现了有着数学支持的哲学根基所起的作用,福利经济学体现了其一贯倡导的经济学的价值关注。就像阿罗指出的,“甚至他的最形式的著作也为哲学和伦理考虑所激发,同时,他最有解释力和广泛的文章仍然与严密技术分析相一致,”“森是在形式-数学、概念和经验分析等不同层面上对福利观念进行探究的”。(17)
更可贵之处,森并非那种浅尝辄止者,其深邃的思想深深折服了哲学领域的许多学者,他们频频引用森的观点,把他作为自己领域的专家。经济伦理学家恩德勒称赞森是经济学和伦理学领域中世界著名的先驱;丹尼斯・贝尔认为罗尔斯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中关于公平分配的分析,大部分引自森的福利经济学。(18)确实,罗尔斯在感谢森对其《正义论》的探讨和批评时说,森的书“对于那些希望研究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较形式化的社会选择理论的哲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哲学的问题也在其中得到仔细的论述”。(19)
第四,森不像一些“书斋”中的纯粹理论经济学家,他的学识通过其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一些国际组织在社会政策制定上的影响。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公开说,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的明智和健全。的确,森曾经多次为联合国下属机构提供指导,其许多研究在国际组织名义下进行。自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诞生至今,森在形成“人类发展”概念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构成了发展分析路径的核心原则;《贫困与饥荒》原本是为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准备的,《社会排斥》是为亚洲发展银行展开的研究。
森的宽泛视野既标志了其智慧,也成为长期被视为经济学界的非主流而被排斥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乃至被编入“异端”经济学家行列的原因。(20)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设立以来就偏好形式主义胜过实质内容,缺乏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认同,且带有明显的右翼意识形态倾向,完全忽视非西方经济学家。据说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森就被列入诺贝尔奖考虑的名单中,可如那时一位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成员断定的“森决不会获奖”,因为他不合主流地关注价值,以及研究方式也同样不合主流,这种研究尽管非常有影响力,可由于范围广泛而分散,缺乏一个单一动人的定理,而且与经济学职业强调的专业方法“价值免谈”不协调。(21)由此,经济学界自然把“不务正业”的森当成偏离主题的异己,甚至在其获奖之后,仍然有人抱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昏头”颁错了。(22)一些所谓的主流,惊讶于诺贝尔奖颁给了“过气”的福利经济学方面的学者、一位不合时宜鼓吹“国家干预”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作为一门想要解释和改进现实的学科,经济学不可能永远呆在自己编织的公式中。森的获奖其实表征了经济学界在新时代的一丝松动,它一改许久以来不敢谈伦理的风尚,正义、平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因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而进入经济讨论。(23)森的获奖,不仅确立了自己在经济学界的位置和获得了主流认可,同时也加强了诺贝尔奖在经济学领域的威望和地位。获奖还增加了森从事沟通经济学与伦理学间关系的说服力,使当代经济学有着向内含伦理层面的更为宽泛的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而种种贡献,与森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学术生涯都有密切联系,它们在森的身上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也是促成其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重要鲜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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