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根据

一、重建的根据——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互动性

经济学家作为个人也许不乏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一旦进入经济学阵地，他们必须竭力在经济模型中保持冷酷，把人类行为动机假设为简单的且根本不受任何道德因素干扰。这种正统经济学的普遍看法是否准确表达了经济研究一直以来就具有的特点呢？深入经济学史，森揭开了经济学两个不同根源的真面目：伦理相关方法（ethics-related view）和工程学方法（engineering approach）。

经济学联系着“伦理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的伦理观念有关，后者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回避的任务。其源头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他在三个方面把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第一，从学科上看，存在“与伦理相关的经济学”，表面上经济学研究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但在更深层面上，赚钱的生活是一种受强制的生活，“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并以它物为目的。”⁽⁵⁰⁾作为研究最终善的政治学，把经济学和伦理学囊括在内。第二，从人类行为动机上看，人的行为与“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引发人的自我反思，并作用于现实生活。经济学研究若想关注真实的人，就要考虑这种“伦理相关的动机观”。第三，从社会成就判断上看，社会成就与实现“人的善本身”相关。“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为神圣”。⁽⁵¹⁾此即“伦理相关的成就观”，它可以使经济学对社会成就的评价更富伦理性，经济学应使用更广泛的伦理观点判断究竟什么是对人“善”的东西。

经济学的另一个根源与“工程学”方法相关，其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等这类问题”。⁽⁵²⁾该方法聚焦于经济的逻辑方面，较少探讨经济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人类目标被视为给定的，行为动机也被假定为简单和易于描述的，因此，主要任务是研究实现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一方面来自解决复杂经济关系的技术性要求，历史上有17世纪《政治算术》的作者配第、19世纪的瓦尔拉斯这些先驱。另一方面，由治国方略的技术分析演化而来，公元前4世纪考底利耶《经济科学》就内含了“财富的学问”，该著作关于人类行为的描述极其简单，与现代经济学一样抛弃了对人类道德情操的考虑，没从更深层意义上去关注伦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完全没有古希腊伦理问题的出现。

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根源，主流经济学以为“工程学方法”更科学，道德学者似乎只看到伦理学包含乃至高于经济学的一面。森则以一种平衡和多元的思路为出发点，强调经济学的伦理根源和工程学根源都有其自身的合理因素。

首先，由伦理学提出的深层问题应该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伦理考虑确实会影响人类实际行为。当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被严重淡化了，实证方法不仅在理论上回避规范分析，还忽视能影响人类行为的复杂多样动机。此种隔阂不断加深，导致现代经济学出现了可怕的贫乏。只有通过更加关注影响人类行为和评价的伦理考虑，才能推动经济学更富成效。所以，森要求经济学转向激发其诞生的人文关怀初衷，而非狭隘和机械地看待经济分析。诚如恩德勒指出的，“伦理相关方法”意味着对经济学的一个更广义理解，这种方法包括了对人类动机问题和社会成就评判问题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总是与伦理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正的。“如果经济学包含了这些问题，它会变得相当的复杂，而且还会对其他学科开放，以便进行跨学科研究。所以伦理学不是经济学以外的东西，而一定是经济学内部的问题。它对经济学的影响不仅来自外面，而且来自其内部”。⁽⁵³⁾

其次，工程学方法对经济学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肯定伦理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没有作用。恰恰相反，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逻辑问题，抽象模型有着非常实际的用途。森甚至说，“即使是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因此，我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⁵⁴⁾在非伦理行为的狭隘假设框架中，运用工程学方法也能有效解决某些相互性问题。例如，“一般均衡理论”关注市场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性，并且使用了高级技术分析，凭借它合理地说明了“为什么饥荒会发生在粮食高产和供给充裕的情况下”。确切地说，强调伦理方法不是要一笔抹杀经济学已获成就或正在开展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更明确注意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因素，增强经济学的说服力。

伦理学和经济学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有助于经济学，但对伦理学的好处也同样不容藐视。经济学疏远伦理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单靠伦理学也不一定能解决。其实，“在伦理学内部存在着与所谓经济学的‘工程学’方面的相似体，这一相似体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虽然不像‘工程学’方面那样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但也是非常重要的”。⁽⁵⁵⁾所谓“相似体”，包括伦理学涉及的经济关系，如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善”的分析就牵涉到各种经济管理问题，还包括有着同样相互依赖性的伦理问题，相应地也就要求助“工程学方法”。

伦理学完全可以从经济学所使用的推理方法中获得一些益处，经济学在处理相互依赖性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就有助于解决甚至不包括经济因素的复杂伦理问题。传统伦理学重视内在价值的考虑，忽视了内在价值的外在工具作用。“工程学”方法对相互依赖性关系的工具分析和结果分析，有助于伦理问题的清晰探讨。正是由于借助了经济学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和应用程序，才使得一些伦理学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在森的著作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道德推理中利用了形式技术来揭示和澄清复杂性，“形式分析能被用来有效地解决道德问题”，“用某种算法程序替代道德判断的紊乱过程”。⁽⁵⁶⁾

最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不断疏远，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既然伦理因素是经济学必须考虑的，而工程学也有助于伦理学研究，那么它们之间的隔阂对两者同样不幸。失去伦理相关性，经济学将走向狭隘。可仅仅良知并不能使我们明晰“应当”的要求，寻求问题的答案，需要详细审视、科学探求和怀疑批判。

回顾经济学的历史，两个根源可以在许多经济学家著作中找到，只是突出程度不同而已。斯密、穆勒、马克思和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问题，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更重视工程学和逻辑问题，如配第、魁奈、李嘉图、瓦尔拉斯等。但“无论哪一类经济学家都不是绝对的，只是这两种方法如何在经济学中进行平衡的问题。实际上，坚持伦理学方法的许多代表人物，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在坚持伦理推理的同时，都还在密切地关注着工程学方面的问题”。⁽⁵⁷⁾

现代经济学中，森当之无愧是把伦理相关方法和工程学方法经典结合起来的代表之一，尤其体现于他对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显示了经济分析和道德思考有机结合的可能性。社会选择理论一方面是包含各种汇总问题的研究领域，既然利益加总和解决冲突都是道德哲学所考虑的范围，那么社会选择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就涉及道德问题。另一方面，社会选择理论还提供了一种方法，要求假设条件必须清晰、公理证明和形式分析，充满了“工程学”的特点。社会选择理论为那些需要处理个人偏好和社会集体行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这对于伦理领域内的许多相似问题也同样富有效果，它能把含蓄的思想明确化，获得一致性和清晰性。

综上而言，森以宽阔的视角看待伦理学和经济学，既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排斥道德考虑的狭隘性，也不同于一些道德学家提防经济行为对道德的“腐蚀”。在多元化中深思熟虑的“平衡”，恢复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互动性，森在这里建议的无非是一种“双方的获益”，对经济学和伦理学采取一种相互联系的观点，理解“经济分析能实际有助于伦理推理的程度，伦理学能有助于经济研究的程度”。⁽⁵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