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方法

二、重建的方法——多元化的平衡

哲学思考和公式化数学证明，抽象演绎和经验考量，交错于森的整个研究过程。总体上看，他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和“中庸”的方法论。森明确说过，“我著名的同胞释迦牟尼，可能是太有先见之明，看到了对‘中间道路’的普遍需要……我们确实可以从他在2500年前关于非极端主义的教导中学到一些东西”。⁽⁵⁹⁾基于结合着多元性考虑的平衡方法，注视问题的复杂性，摒弃简单思维方式。一元化必然导致经济学和伦理学互相排斥，用一方“吃掉”另一方，而采纳多元主义和平衡主义的视角，两者才能相互考虑和互相有利。

1.复杂性和简单性的结合

长久以来，经济学中存在着简单性、精确性、形式性与复杂性、模糊性、非形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需要解释和预测现实，而现实必定是复杂的；另一方面如果为了迎合现实性而不作出简化，那就无法透析经济现象。道德理论中也存在此种冲突，柏拉图竭力探求深刻的理论简化，亚里士多德却考虑道德关注的多面性。

森对这种矛盾有清楚认识：“经济学中关于行为假定的选择往往推动我们走向两个方向——有时是矛盾的。可操作性要求与真实性要求之间会发生冲突，并且我们可能难以在简单性和相关性之间作出抉择。我们想要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中有便于运用的、并不十分复杂的标准形式。然而，我们还想要一个与现实世界不矛盾的、绝非幼稚简化的假定结构。这里存在一种真正的冲突，既不可能通过肯定理论的简化要求，也不可能通过指出现实性要求，就可以轻易消除这一冲突。”⁽⁶⁰⁾比如讨论“生活水平”概念时，就面临相关性和可用性之间的矛盾。“相关性要求我们尽可能宽泛地看待生活水平概念的内在复杂性，可用性则建议我们尽可能合理地避开复杂性”。⁽⁶¹⁾

面对上述必然的冲突，森在研究过程中时刻试图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既细致入微又运用形式表达。正如有人赞誉的：“阿马蒂亚・森身上结合了两种智力特点，而在许多经济学家身上常常是被分割开的。一方面，森拥有非常精湛的技术分析能力，非常有条理的数学分析技能，经常在其关于社会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的更加技术性著作中很有效地被运用。同时另一方面，森还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心理和道德现象的深刻性和复杂性。”⁽⁶²⁾

森承认，简化的必要性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排除简单化，那么具有经验意义的经济学将发生动摇。森自己可谓经济学家中的数学家，其多项关键贡献都涉及简化：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饥荒的经验研究。“迄今为止没有人像森那样，把形式分析、概念澄清、度量理论和经验研究等不同方法结合在一起。”⁽⁶³⁾阿罗这个评价也许有点夸大，但森的社会选择公理化分析几乎可说是“纯数学”的。对森来说，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无论非形式化的洞察力多么重要，也无法替代形式化分析所带来的清晰性和说服力。

然而，森又认为，现实中没有无成本的概念便利，若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对目标复杂性和多元性毫无兴趣，把主题丰富性看成恼人的麻烦，就走向了另一极端。即便此时，他仍表示自己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简化从来不合理。如果排除简单化，那么经济学——实际上是任何经验学科——就不可能存在。……在经济理论化过程中（即把非常不同的自利、动机等概念等同起来）可反对的不是简化本身，而是特别被选择的简化，正是后者造成了对人类（他们的感情、观念和行为）采取狭隘的认识，由此极大地贫乏了经济理论的范围”。⁽⁶⁴⁾

正统经济学家经常视世界为“可分解”的实体，他们可以运用形式化或数学方式抽取其中任何一部分来解剖，用所建立的有限变量模型加以说明，其他因素都可“剔除”。以经济学常用数学方法来说，当数学试图精确表达我们希望描述的内容时，往往通过选择特定形式陈述来回避“各种细节（subtleties）”。可是，“标准数学表达的语言经常无法非常丰富地把握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要求非形式理解的……”。⁽⁶⁵⁾复杂真理的精确表达不可能采取简单形式，形式表述只是看上去很精确，事实上没有准确表达基本概念。因为它只不过在形式上精确地用另一个概念来替换本质上就模糊的概念。此种经济学似乎建立在紧身衣制造者的传统忠告基础上：“如果女士完全感到舒适，那么她必定要求一个更小的尺寸”。⁽⁶⁶⁾然而，经济学“瘦身”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大量相关现实要素的砍掉，其解释力也将下降。当然，森的目的并不是要求经济学放弃形式推理，而是要求更加有辨别力地运用它。问题并不出在数学本身，而在于标准数学模型经常忽略了需要包含的众多影响因素。这将导致经济学只有一种形式化和数学化的语言，而排斥了经济学内部真实的错综复杂性。“因此，实际问题不在于怀疑数学能为经济分析推理和经验类型的经济推理所作出的贡献，而是担心过分聚焦于标准数学方法经常易于产生的消极影响——排斥性”。⁽⁶⁷⁾

能容纳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森经常提倡和践行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认真对待各种问题中的相互依赖性，澄清和揭示不可回避的复杂性。首先，即便需要抽象掉复杂性，也必须“区别那些不会造成很大损失就能避免的复杂性和那种必然是我们分析中有用部分的复杂性”。⁽⁶⁸⁾其次，模糊性并不令人尴尬，完备性不一定就好。森熟练运用数学，重视经验分析，可他还要求这些分析对各种变量的敏感性，由复杂带来的“不清楚”是有价值之物。假如一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而且这种模糊又很有意义，那就不应该通过一些独断的完备排序消除它。只有保留概念的“原生”模糊性，才能既做到研究精确化，又不损害问题的复杂性。用森的话来说，“如果一个基本概念有着本质的模糊性，那么，对它的精确表述必须尽力把握那种模糊性，而不是隐藏或消除模糊性”。⁽⁶⁹⁾在一系列问题探讨中，森无不关注复杂性。他明确指出不平等、贫困概念并非精确概念，没有特殊理由苛求它们必须完全清晰，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恰恰是它们的含糊程度和度量多样性。他还指出，必须正视由各种相互竞争“生活水平观”带来的多样性，“不应该为了获得极大的简洁性和一致同意的简单性，而牺牲生活水平概念的丰富性”。⁽⁷⁰⁾

森富有技巧地把非形式推理与形式分析结合起来。在社会选择理论的技术贡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及贫困与饥饿的经验分析中，“森的研究表现出既尊重经济问题的精确性又关注其道德维度的特征”。⁽⁷¹⁾在一定意义上讲，森通过在道德问题中运用形式化的分析，恢复了道德科学中经济学的地位，于论证中运用公式化表述和形式分析使问题澄清和明晰化。他说：“我们深深感到，对真实世界的关切必须与形式和数学推理分析的运用有机结合起来。”⁽⁷²⁾不过，运用形式分析来解决道德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复杂关联的内容，而不是为了替代道德判断。丰富道德反思是森在道德分析中运用形式技术的出发点，其前提是不损害道德学科独有价值，这就表现出与当前“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待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态度。森的研究广泛涉猎道德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同时以真正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对待这些学科。

承认复杂性并不能替代对复杂性的解释，就像森主张的社会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应有机结合预设公理的形式推理和价值、规范的非形式推理。正是通过形式推理和非形式推理的深刻互补性，森取得了许多富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2.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合

主流经济学广泛采纳了“休谟命题”（即无法从“是”推出“应该”），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两分。这把“休谟铡刀”，劈开了逻辑推演断定或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各种价值判断之间的任何关系。截然“两分”遭到了森的质疑，他认为实证和规范完全可以联合运用：一则，“今天我们对社会的本质的理解更深了一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实证研究……”；⁽⁷³⁾另则，不能无视伦理学相关的方法，道德考虑和评值需要对于分析经济问题来说不可回避。

在论述不平等和贫困时，森展示了实证和规范结合的必要性。经济学界有两条度量不平等的路径，一类试图在客观意义上把握不平等，通常利用一些数据来衡量收入的相对变化；另一类试图从社会福利的规范性观念出发，根据社会福利的增加或减少来衡量不平等。前一种方法是“看到”多少不平等，后一种方法是伦理“评价”多少不平等。不平等度量必然结合事实和价值两方面：一方面，客观的不平等度量必定与规范性关注有联系，在比较相异的不平等度量尺度时，确实需要规范性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即便采取不平等度量的规范观，还需要运用规范标准客观地去进行测度和描述度量的结果。一个纯粹描述性的度量缺乏动机，一个纯粹规范性的度量忽视了不平等概念的描述性。因而，合理的方法是结合规范和描述，部分描述和部分规范的联合弱化了不平等指标的纯粹性。“这种方法论的要点本质上反映了不平等概念的二元性。不平等观念显然有一个客观成分，在两个人之间分蛋糕，平分蛋糕直觉上明显要比一个人拥有整个蛋糕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来得更为平等。另一方面，当面临比较有关一大群人的各种收入分配方案这类复杂问题时，以纯粹客观的方法谈论不平等是非常困难的，不引入一些伦理概念，就难以去衡量不平等水平。”⁽⁷⁴⁾

当考查“两个人谁更穷”时，同样具有描述和规范（政策）的两面性。在第一种视角下，贫困识别决定谁真正被剥夺了为社会评价的价值物，识别也许会导致政策性建议。在第二种视角下，把贫困和政策性建议等同起来，规定面对贫困时社会应该做些什么。前一种以描述性为基础，把公共结论当成派生的；后一种先要求确定公共行动的着重处，描述性意义是派生的。森主张描述应优先于规范性的政策选择，“第一步需要诊断剥夺，与此相关，接着决定我们应该确实做什么，假如我们有手段的话。然后，第二步是进行符合我们手段的实际政策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贫困的描述性分析必然优先于政策选择”。⁽⁷⁵⁾他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要否认规范分析的意义，而是要表明不能以拿不出公共资金就否认贫困存在，贫困有其不可抹杀的客观性。确实，关心穷人的森并没有把贫困衡量纯粹看成一个道德问题。虽然选择何种评价标准包含了价值判断（如森所选的超越经济指标的可行能力和自由），但根据某种价值标准来识别贫困本质上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不是某种伦理评价。

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了伦理，而是说明森对贫困和不平等的研究既保有对底层人民的道德关怀之情，又不失严密的科学分析精神。在森看来，一旦伦理方面提出了问题，就有必要尽可能以事实和经验方式寻求解答，单单良心会使我们毫无结果。因此，他不是凭道德激情一时冲动才关心各类贫困、不平等和饥荒问题，而是在对印度、孟加拉、撒哈拉以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大量数据材料进行经验研究之后得出研究结论；不是急于先表态，而是通过缜密地分析，引用大量经验数据和比较各种信息，揭示问题的性质、要求和内涵以及可能牵扯到的一系列因素，进而提出对策。

森对规范和实证的同等强调，表明经济学和伦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内在沟通之处。一方面，经济分析有助于伦理推理，“既然价值观依赖于事实，那么对于境况和政策的伦理评价来说，相关的事实经济分析就是核心方面”；另一方面，伦理学能在经济考察中被运用，“政策需要价值观，因此经济政策确实需要伦理学。”⁽⁷⁶⁾进一步说，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盟不能停留于泛泛而谈。它不是一个纯粹规范问题，它需要从经验分析和具体事例的研究中获得强有力的验证。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离不开道德因素，伦理问题又需要经济分析的方法，那就需要具体的“实证”分析。这既需要理论论证，也需要经验支持，乃至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