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斯密和斯密难题

六、理解斯密和斯密难题

翻阅主流经济学的“官方”文献，“伦理学在经济学中是多余的”这种观念似乎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斯密的杰作。最大证据当然来自经济学界屡次引用的那段斯密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⁴⁶⁾正统经济学想当然地以为这段话要表明：在互利交换中，人们无需唤起许多美德，也不需任何道德准则，只要具备某种“自爱”，然后依靠市场去做剩下的事情。根深蒂固的传统由此形成：斯密是传播自利概念的“先知”和“鼻祖”，在理性世界中只看到自利。然而，通过对斯密著作的透彻阐释，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以为斯密扼杀商业伦理学，以为这位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是经济伦理的怀疑论者，那是极大的歪曲。

首先，斯密的确强调了“自利”动机的重要意义，人们的许多实际行为确实受自利驱动并产生了良好效果。但要看到斯密辩护自利的特定背景，它矛头指向的是当时阻碍经济交易自由的官僚壁垒及其他种种限制。那段关于“屠夫、酿酒家和烙面师”的话讲述的是交易如何发生和怎样完成，或从属于分工主题的论述。况且，斯密没有暗示自利动机是一个繁荣交换体系的唯一所需，因为交换还渴求信任和社会规范发挥功能。再者，交换也不是社会的唯一活动，甚至也不是经济领域内的唯一活动。斯密还深切关注生产与分配，而生产率高低往往取决于工作动机和纪律要求。

其次，把斯密归纳为自利的“精神领袖”极具讽刺意味，他从未如此狭隘地“将人类只是看成不懈地追求私利”。他对自利是交换行为领域支柱的信念，马上被他有关许多其他动因在人类行为中也极为重要和必要的信念所补充。

斯密探讨过明智追求自利的品质——谨慎，这种品质是所有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用的一种，但不等于“自利”。谨慎是两种品德的“结合”：一种是“理智和理解力”的品质，依靠它们，人才觉察到自己所有行为的长远后果，预见到从中可能产生的利益或害处；另一种源于斯多葛派的“自制”品质，依靠它，人才能放弃眼前的快乐或者忍受眼前的痛苦，以便在将来某个时刻去获得更大的快乐或避免更大的痛苦。这两者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等同于纯粹自利。⁽⁴⁷⁾还有，对于斯密心中的良好社会而言，只有自爱或谨慎还不够，“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的精神都是对别人最有用的品质”。⁽⁴⁸⁾

最后，斯密之所以能有宽泛视野，与他站在社会背景下理解人类行为紧密相关。森认为，斯密看到了每个只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不可能明智地导致对社会最有利的结果。为了实现每个人各自所渴求的对象，人们不仅把行为建立在自己目标基础上，还会基于他人目标和遵守某种行为准则。斯密说：“当那些一般行为准则在我们头脑里由于惯常的反省而被固定下来时，它们在纠正自爱之心对于在我们特定的处境中什么行为是适宜和应该做的这一点所作的曲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⁴⁹⁾斯密还在公共政策背景下分析了恰当行为，它不是基于效用的判断，而是建立在“合宜性”的基础上。在一个社会中存在合适的和恰当的被做的事情，意味着个人行为是一件社会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的事情。

显然，斯密把个体置入周边人群和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主体情感应该与旁观者的感情同一和谐。一方面，“最人道的行为不需要自我否定，不需要自我控制，不需要有关合宜感的巨大努力”，这些行动是我们的同情心自发自愿促使我们去做的。⁽⁵⁰⁾另一方面，“合宜性”会要求一个人约束自己的私利，“让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进入他的行为准则”，它还可能召唤“更多地实施公共精神”。斯密赞成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人，而应该把自己看作世界中的一个公民，看作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的一个成员”，“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他应当时刻“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⁵¹⁾

由斯密的多元人性观，“斯密难题”自然可以得到较好解释。所谓“斯密难题”，即《道德情操论》中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和《国富论》中出于利己心的交易者，它们之间在斯密体系里自相矛盾，造成斯密式“精神分裂症”。依森之见，“难题”的产生不是斯密自己患了什么“分裂症”。“同情”不只有着动机用途，还表示人们相互依赖地生活在社会现实中，这与《国富论》中交易的相互性是一致的。相互依赖性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保证自己行为的合宜性，这甚至超出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是在一个社会层面分析问题的结果。

主流经济学家精心挑出选定的几段话，把“先驱”描述为思想狭隘的理论家，他们兴奋地关注斯密分析互惠交易和劳动分工价值时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这些贡献符合缺乏友善和伦理的人类行为。然而，斯密著作中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部分论述，包括他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对同情的强调，他关注到人类行为中伦理考虑的作用，特别是行为规范的运用，却在现代经济学中变得不合时宜，受到不公正的忽视。这致使“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和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⁵²⁾事实当然是，斯密始终以宽泛的眼光看待人类动机。当这样一个完整斯密画像由森奉献在我们面前之后，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所谓“最初分离”的弥合也就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