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免谈的不可能

一、价值免谈的不可能

一般认为，包含各种规范命题的福利经济学本质上不同于实证经济学，它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福利经济学的主旨是研究经济体系中一种状态比另一种状态更好还是更糟，一种状态应否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都坚持两个基本假定：一是自利行为，二是效用判断标准。它们的区别在于：旧福利经济学坚持基数效用论和效用人际可比；新福利经济学则坚持效用序数论、人际效用不可比，并只参照“帕累托标准”进行评判。

最大不同是，新福利经济学产生于“价值免谈”的呼声中，它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对效用人际比较攻击之后。罗宾斯提出，在任何意义上，交易理论都没有假定人们之间满足程度必然可比，效用人际比较超出了任何实证科学的范围，“从本质上说是规范的，在纯科学中是没有其位置的”。⁽¹⁹⁾意思十分清楚：人际效用不可比是相对实证要求而言的，它是一项规范性的、涉及价值判断的事情，而非实证科学研究的事实判断。用逻辑实证主义的话说，比较人际效用显现出的无非是伦理命题的“无意义”。对人际比较的这种悲观主义，公布了旧福利经济学的“死亡”。罗宾斯指责旧福利经济学没有严格区别纯科学的经济分析和采取规范性措施之间的界限，好像没有扎实的地基，只盖了半截的房子。福利经济学如果还想在经济学领域生存下去，强化实证分析从而严格限制自己的规范研究是唯一出路。应运而生的新福利经济学就试图尽量运用毫无伦理意义且不可比的序数效用排序，把关注点集中于从纯粹事实前提中推出政策评价，研究资源配置或效率最大化问题，保持技术上的道德中立。

新福利经济学家们自以为排除道德因素使福利经济学获得了“新生”的机会，可在森眼里，这只是把福利经济学限制于一个狭小空间的自我安慰而已，甚至只不过“从煎锅进入了熊熊烈火之中”。⁽²⁰⁾其结果不仅造成福利经济学难以分析和研究许多经济问题，还更动摇了福利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福利经济学被置入一个狭窄的盒子中，与其他经济学相隔离。它与预测经济学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关系，预测经济学研究成果能影响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可不准福利经济学观点去影响预测经济学。形象地说，福利经济学有点像天体物理学中的“黑洞”——它可以吸纳一切物质，却不能向外提供任何东西，这极大限制了福利经济学的实践效力。

回首古典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分析和其他类型经济学研究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划分的界线。只是伴随着对经济学内伦理学运用的怀疑日益增强，受最好不带任何价值倾向之驱动，新福利经济学才被抛入一种单向联系处境。反转而言，只有随着引入更广泛的伦理考虑，那种持续的有偏向关系才会消失。既然价值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福利经济学也必然影响人类实际行为，从而必定有益于经济事件的描述、解释和预测。

不同于新福利经济学，森肯定福利判断对于社会决策的必要性以及人际比较对于社会选择的重要意义。他还强调福利经济学不仅有实证分析的内容，还有价值判断的内容。首先来看涉及政策建议的福利经济学的三个推论成分：（1）事实性前提，（2）价值判断，（3）推演所要求的逻辑。⁽²¹⁾虚无化福利经济学的人宣称，第一个是“实证”经济学的主题而不是福利经济学的主题；第二个不是所谓科学论述的主题，因为无法在价值判断上达成一致；第三个是逻辑问题，它完全属于另一门学科。如此，假若福利经济学的主题是虚无的，那就不用对福利经济学“讣告”的出现大惊小怪。

经过森的分析，明白无误地表明上述推理建立在误解和武断的基础上。首先，不可能把推导政策建议的逻辑实践从福利经济学主题中排除出去。任何包含分析推理的学科都涉及逻辑，要么是作为非形式论证，要么作为形式逻辑，要么作为数理运算。至于这些实践是否被纳入逻辑学分支中，那要看方便与否。不管怎样，允许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把逻辑实践用于推演政策建议，而不是把这些留给逻辑学家或者数学家去完成，恐怕更加有利于经济分析。

其次，在政策建议实践中，不能假设价值判断为“给定的”，还存在可以进行实证和事实分析的非基本价值判断。社会选择理论的推演虽采取了逻辑的形式，但核心问题仍旧是：考察如何在个人偏好基础上形成整个社会的一套价值判断，即在公共选择基础上个人偏好怎样组成社会价值观。

最后，隐含在虚无主义推理中的事实与价值间的两分法，是基于对价值判断本性的极为狭隘理解。“由于没充分认识到价值判断的本质，福利经济学中的争论经常无果而终”。⁽²²⁾不能否认价值判断的需要，福利经济学要解释如何得出“给定社会状态x和y的选择，应该选择x”，那么“福利经济学显然不可能是‘价值免谈的’，因为它意图得出的建议本身就是价值判断”。⁽²³⁾

福利经济学远离价值判断的另一表征是对评价信息的选择，要么是不可比较的效用，要么是客观的收入、商品和服务。效用的主观偏见性不用赘述，而用收入多少、商品占有来描述人们福利状况的好处很明显。首先财富无非体现为收入的高低、商品的多寡和享受服务的多少，其次它们不会犯快乐或欲望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关注基本商品占有看上去相当客观，能做出更科学的评价。

确实，人们当然有足够理由想要更多的收入，可人们重视财富或商品，并非因为它们自身就值得向往。在森看来，人们不是为拥有一定物品而去占有商品，而主要是把商品看成具备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一定特性的东西，欲望它们是因为能用它们做一些事情。追求财富或收入首先在于它们可以提供过一种好生活的帮助，这种生活又是人们有理由重视的生活。在评价活动中，必须把注意力从只关注收入和商品，转向人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收入和商品主要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而被看重。所以，“尽管商品和服务是有价值的，但单单它们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它们的价值依赖于它们能为人们做些什么，或者说人们能用这些商品和服务做些什么”。⁽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