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方法

二、人类发展方法

“财富发展观”最褊狭之处在于，以重视经济增长的名义抹杀了人的存在。为了克服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内“人”之消失现象，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在森指导下于《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推荐了“人类发展方法”，树立“人”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此后几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延续和不断完善此种评价方法。“人类发展方法最终关注的是人们有理由珍惜的所有能力”。⁽⁶⁾它把发展的最终目标指向一些关键的功能性活动，从诸如避免可防御疾病和死亡率之类的基本功能性活动，到受教育、有舒适生活、实现自尊和他人尊重、被社会包容等等。在这条思路中，森的可行能力为人类发展方法提供了概念基础，因此，在发展观层面上，可行能力方法和人类发展方法可以画上等号。

首先，人类发展方法确立了人是发展的根本目标，经济增长是实现手段之一。发展的标准是人们过他们有理由重视的某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提高，或人们在生活中能做和所能实现的所有事情的范围的扩大。

在把人只被视为手段的“财富发展观”流行时代，森以康德“始终把人看成目的，而从来不当成手段”的绝对命令出发，强调人是发展目的本身。“人是目的”并不囿于哲学范围，把财富看成经济学对象的斯密没有只在生产性使用的意义上看待人类。斯密明确指出，不能把对高尚品质的赞扬等同于对一座使用方便、设计良好的大楼的肯定，赞美一个人的理由与赞美一个衣柜的理由是绝对不一样的，否则就是对人性的贬低。

人类发展方法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经济变量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只是提出要更全面理解发展过程和经济增长的意义。仅以收入最大化评判发展并不充分，发展首先应关注人们过某种生活和享有各种自由的能力，经济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众多手段之一，而且是否能实现还要借助各种社会安排。“财富的有用性在于它允许我们做不少事情——它帮助我们实现不少实质自由。但是这种关系既不是排他的（因为还有财富之外的因素对我们的生活发挥显著影响），也不是单一的（因为财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随着其他因素而改变）。理解这种关系的有限度的、随境况而变的性质，与承认财富在决定我们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上的关键作用，两者同等重要”。⁽⁷⁾不忽视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必须超越它。

聚焦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扩展自由的人类发展方法，扩充了对发展的理解，还把自己与基本需要方法区别开。基本需要方法也表达了要注意人的生活本身，关注每个人获得满足他们基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基本需要包括营养、健康、住房、饮用水、卫生、教育等等，从而直接涉及了众多重要的功能性活动。为了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观，森最初也采纳过基本需要观。后来有所变化，因为尽管“基本需要方法”在超越财富观上是一条有益思路，可还是没有触及发展问题之根本。

可行能力和基本需要是有本质差异的两类发展视角。第一，基本需要通常根据商品来定义，仍过多关注商品而较少关心人，忽略生理、社会和文化等差异对需要的影响。即便用“基本需要”指标也应直接依据功能性活动来表述它，用商品来表述基本需求则是派生的和有条件的。商品基本上表达了工具价值，可行能力才把握了内在价值。第二，基本需要有“最低限度”之义，可行能力则不限定于最低水平，它可以被用于判断个人在任何水平上的“优势”。既适用于判断贫穷国家，也适用于判断富裕国家，而且可用来判断各种各样的剥夺程度。第三，“需要”概念的消极意味较浓，“可行能力”概念则有较强的积极含义。基本需要的分析路径只把人看作进步的受益者而非能动者，可行能力还把人看成能做什么的主体，不仅是需要满足的客体。

其次，人类发展方法充分把握了发展的“人的方面”，即“作为发展手段的人”和“作为发展目标的人”。

发展中的“人的方面”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发展手段的人”，发展的载体是人，人不只是发展的消极受益者，还是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推动力量；二是“作为发展目标的人”，人是所有活动的真正首要目的，要关注人从发展中获得什么，而不只是他投入什么。可用人类发展的直接意义与间接意义，或人的能力在发展中的直接后果与间接后果，进一步理解上述两方面：（1）从直接后果看人的能力，人类发展的直接意义指人们能过的生活自身就有价值；（2）从间接后果看人的能力，人类发展的间接意义指各种可行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发展。由此而言，重视可行能力的理由也来自两方面：（1）直接关联性：所涉功能性活动会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例如使他们有充足的营养或良好的健康状况；（2）间接关联性：所涉功能性活动会影响经济生产，以及具有导致社会变化的工具性作用。

财富发展观只看到间接意义或间接关联，人类发展方法则充分重视上述两方面各自的重要性。“人类发展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与更加经常运用的发展标准（如人均GNP）相比，人类发展的构成性要素密切相关于共享的人类目的。与此不同，GNP增长及其在扩展生活手段方面的成就的重要性，是工具意义的关联性。然而，这个命题——基于人类发展作为目的的重要性——不应被构想为拒绝了人类发展还作为手段的重要性。人们有更良好的教育、更健康、较少虚弱，等等，这些人类发展不仅是一种好生活质量的构成性部分，而且也有助于一个人的生产能力和为物质繁荣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能力。”⁽⁸⁾

从可行能力兼顾人在发展中的两重地位而言，它就绝非经济学界人力资本理论的翻版。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从资本积累转向强调人的能力与知识，重视作为经济增长推动者的人。表面上对人的重视以及尤其关注人的能力，使之貌似于可行能力方法。事实上，“人力资本”理论只抓住了“作为发展手段的人”却忽略了“作为发展目标的人”，颠倒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仍囿于财富发展观。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功能性活动主要按间接价值定义，即在生产中作为“资本”来运用的人类素质。例如，人力资本模型会重视人的教育和健康状况，但理由只在于更健康者和受过更多教育者将具备更高的生产能力，从而有利于生产和收入的提高。教育和卫生设施在提增寿命、避免可防御疾病和免受贫困等非劳动生产因素方面的作用，没得到应有承认。

“可行能力方法”在承认“人力资本”概念有用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超越了后者，修复了“人力资本”所忽视的“作为发展目标的人”，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人类，拓宽和添加了更多的发展内容。可行能力既看到了能力的间接意义，把人力资本视角包容在自己的宽泛框架内；它还指向能力的直接意义，克服了人力资本工具能力观。就算考察人的工具作用，可行能力方法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人力资本”所虑及的纯经济领域。人力资本分析路径只看到个人在生产中的能动性，而可行能力关注个人行动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关注各个领域内人的能动性，如人权、性别不平等、公共政策等领域。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教育促进了个体生产商品的效率，增强了他的经济生产能力，收入也会由此提高。从可行能力框架看，还存在影响社会变化的间接作用。教育可有助于一个人的阅读、交流、辩论和以更知情的方式做出选择，以及改善公共评论的质量。教育的这些工具作用都不属于经济范围，其带来的好处大大超过了在商品生产中的人力资本。

最后，人类发展方法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并不存在精确而一览无遗的人类发展指数。

一方面，人类发展索引是多元的，“与仅仅聚焦于某种唯一的和传统的经济进步度量尺度（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同，‘人类发展’计算包括系统考察每个社会中人们怎样生活的大量信息（包括他们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状态，及其他变量）。因此，对于评价发展实践来说，人类发展方法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多元进步观念”。⁽⁹⁾

另一方面，人类发展索引只提供了粗略的和简便的度量指标，并没有囊括一切和关闭继续探讨的可能性。虽然人类发展报告不断引入新指数，从最初包含寿命（出生寿命预期值度量）、教育（识字率度量）和控制资源（“控制享有体面生活标准的商品”度量）三个成分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到后来发展出来的众多补充指数，如性别发展指数（GDI）、性别赋权尺度（GEM）和人类贫困指数（HPI）。森却仍从一贯的多元主义视角出发，强调人类发展概念的范围要比上述指标宽广得多。人类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不易量化，不可能想出一种全面的衡量尺度，一套全面的指标。简单的综合衡量尺度或许能有效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可那些指数无法包罗一切地反映有关人类发展的众多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不自由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不同的失败和匮乏需要注意。而且，甚至当我们正看着和报告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也正在改变。人类发展事业必须关注这种差异的和动态的现实性。它是一条溪流，而非一潭死水。”⁽¹⁰⁾

尽管像所有衡量尺度一样具有不完备性，但可行能力方法还是表现出非凡的价值：超越把人仅视为手段和只关注经济指标的狭隘视角，走向“人”的生活和发展。考察发展不仅应知道人们有多少收入、商品乃至富裕程度，而应聚焦于人们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包括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个人是参与发展的能动主体，不只是接受分配利益的被动接受者。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这构成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