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盟的实践维度——人类发展观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契合并非只来自理论旨趣，还有实践兴趣，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尤有重大价值。中国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建设，迫切需要经济学和伦理学之交汇，以期树立合乎理性的发展观。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对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中国已经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在新世纪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参照森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应该是人类发展观的一种表述，它有助于深化伦理学和经济学沟通的现实意义。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人。发展既是一个实证问题，也是一个规范问题，具有不可避免的伦理维度，其所规定的“为什么要发展？”应被置于首要地位。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信念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的问题毫不关心。当伦理思考进入发展领域，发展目标的识别，发展的终极价值树立，就显得日益迫切。森强调扩展人的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其实与马克思有相契之处。马克思通过批判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科学发展观同样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全面理解以人为本，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二，发展的内涵是全面的。人类发展是拓宽人们选择，扩大他们在生活中能做什么的过程。相对于人的自由来说，财富只能算作手段。经济增长不能反映发展丰富的内涵，经济指标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珍贵之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发展的全面性意义上，森赞扬中国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中国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改革之后的市场经济确实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与改革之前新中国普及教育、推广医疗保健，改革土地制度等打下的良好基础分不开。然而，改革后中国把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互补性发挥得还不够，森忠告中国必须正视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比如文化与经济，政治参与与经济进步，等等。这无疑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发展过程中各种条件和因素的相关性，以及发展的真正目标，有着极大的启示。
第三，发展具有普遍主义的特点。“人类发展”的“普遍主义的原则要求我们扩大相同关注给予所有人——不管他们的种族、阶级、性别、国籍或哪一代。普遍主义的基本伦理规范把不同人看成有着同样的价值，这种价值涉及人的人格：人被视为人——不是生产的手段”。(8)这意味着，发展必须是平等的发展。人虽然在许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但出于人的尊严，他们是没有差异的，都应获得经济、社会、文化、人身、政治等权利的保护。自改革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样一份骄人成绩后面的确掩盖了一些不和谐的画面，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经济增长忽视，一些弱势群体正在遭受着刻骨铭心的疼痛，两极分化有拉大之趋势。发展应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双赢，关心社会底层的森，告诉我们不要把不平等和贫困仅仅看成物质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是社会安排和权利关系的问题。
第四，发展的普遍性内涵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伦理普遍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公平的基本要求——适用于代与代之间，也适用于同一代之中。在当前背景下，应承认过有价值生活的基本可行能力是所有人共享的要求权。不努力保证未来代的基本可行能力是可耻的，但不努力提供当代被剥夺者的基本可行能力，也是令人不能容忍的”。(9)应该保护后代有与当代人一样的可行能力，即实现“可持续的自由（sustainable freedom）”：一方面后代和当代同等被考虑；另一方面，必须以消除各种剥夺和扩大人们过某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为目标。一个普遍主义的方法不能为了尽力去防止未来的剥夺，就忽视今天的被剥夺者。如果我们注重未来代的福利，却忽视了今天穷人的困境，如果我们沉迷于代际平等，而没有同样把握代内平等，都是违背普遍主义原则的表现。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保证未来代继续享有当代人过的有价值生活的机会，并且这种机会在未来几代维持下去。终究，需要普遍重视的是人类可行能力的提高，特别要关注的是当今世界的不平等和受到更大剥夺的人群。
第五，发展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友善的过程。有些学者在探讨当代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时，把它们看成是必要的“恶”，以为经济增长一定要以某些人的“血和泪水”为代价。这在森眼里属于一种“冷酷的发展观”：为了实现美好未来和成功的发展，必须有人要牺牲，而且有必要宽容当代种种不幸事情的发生，容忍某些人处于低福利水平、获得不公正待遇、基本自由和权利遭侵犯的处境。从经济角度讲，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出于获得快速资本积累和高效率的需要。过早同情和“心肠软”则将破坏长期收益，因此，更多关注分配、平等、权利、自由，在发展早期阶段是一种“奢侈品”。然而，假如人们过某种好生活的自由本身即为发展的目的，那我们就必须采取一种“友善”的发展观来处理效率和平等、生产能力提高和可行能力扩展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安全、民主自由等等。
人的发展是人类对自身的期待和自觉的使命，理性的睿智和道德的情怀不时在这里闪烁，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盟的必要性，深深扎根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就像森指出的，“寻求一种对基本利益共同性质的全面理解，比寻求两门学科形式上的整合更为重要”。(10)经济学和伦理学都涉及人类生活，应该服从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们当然都有各自探求的直接对象，但也有着最终考虑的东西——人的发展。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宽泛的认识框架，那么在探寻经济学和伦理学互动的过程中，就不会迷失方向。也不必陷入教条主义之中。在建构广博视野时，森的经济伦理思想弥足珍贵，他以自身的学识和行动，展现了熟悉现代学科和深刻把握历史的统一，精通经济分析技术和哲学性反思的统一。诚如有学者评述的，“他不仅非常熟悉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分支，而且对自己的论题的历史研究状况也同样非常熟悉，他不仅是经济分析技术方面富有创新的专家，而且对经济分析所蕴含的道德和政治含义也非常敏感”。(11)因此，正是他为当代经济伦理贡献出了最有力量的阐述。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此种思想力量的推动下，我们这些有理性和自由的生灵，能够在人的发展动因中迎来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不仅必须认真关注对方的研究领域，而且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一名更好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
森这位当代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让我们记住了“人类发展需要知识分子积极自愿的参与”。(12)
【注释】
(1)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
(5)Amartya Sen.Freedom of Choice：concept and cont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2，No.2-3，1988，pp.269-270.
(6)Amartya Sen.A Decade of Human Development.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Vol.1，No.1，2000，p.21.
(7)Steven Pressman，Gale Summerfield.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Amartya Sen.The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2，No.1，2000，p.102.
(8)Sudhir Anand，Amartya Sen.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World Development，Vol.28 No.12，2000，p.2040.
(9)Sudhir Anand，Amartya Sen.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World Development，Vol.28，No.12，2000，p.2030.
(10)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1)杰弗里・霍索恩.导论，阿马蒂亚・森.生活水准，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阿马蒂亚・森.简论人类发展的分析路径，尔冬译，选自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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