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与前进

他的创业故事已经成为所有有志于成为商人的中国年轻人最熟知的传奇。在过去的27年中，他和他的同事们建立起了中国最杰出、同时也是最具全球声望的公司之一：联想集团。凭借着这家公司的成功，柳传志也收获了无数的殊荣。他不止一次被包括《财富》杂志和《时代》杂志在内的国际媒体列入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和全球最佳商业领袖的名单。他让跟随他创业的一大批人获得了财务自由，他也早已搬出了他经常提到的自己在东交民巷的陋室。而且，现在看来，联想集团的故事还仅仅是这个67岁的男人意欲构造的商业王国的一部分而已。他已经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联想控股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的整体上市，谈论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可能。尽管《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记者曾经比喻说，联想集团就像远飞的风筝，而风筝的线仍然握在创始人柳传志手中，但是对柳传志而言，他已经将联想集团未来所有可能的荣誉都归于杨元庆，“如果有，那也是杨元庆的功劳”，他说。他已经在考虑母公司联想控股“新的发展战略”，他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很难成功，但是“我要证明，我后面要做的事儿是能成功的”。

无论对于旁观者还是对他自己而言，今昔的对比都过于强烈，活像是一部典型的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几乎身无长物，全部的资产仅仅是自己向上攀爬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往昔的生活教给他的隐忍、坚毅以及智慧，他以此为起点就真的成就了一番值得称道的事业，像极了人们爱讲的励志故事。不同的是，当柳传志决心要摆脱过往生活的枷锁时，他已经四十岁了，是个通常意义上的中年人；而且的确，正如联想公司传记的作者凌志军所言，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年纪上已经告别了变化与雄心。

当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且盛大的场合听到这个备受尊敬的人大声说：“对我而言，我的前四十年的生活不值一提”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震撼与怜悯。但是随后我听到他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这样说时，我发现他对这种惊人的浪费似乎只是轻描淡写。他甚至带有一种阅历丰富者的自我满足。“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正好这个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的年龄还能做事儿。要是再晚几年，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就做不成什么事儿了。那我这辈子就冤枉大了。”他说。

他承认自己随后的经历的确跟个人有关，“这是性格使然，我觉得我来到人世间一辈子，还是想折腾点事儿”；但更重要的仍然是个人所处的大环境的改变，“要不是改革开放，我就永远没有办法折腾”。即使是像他这样的今天公认的强者，也需要天气变晴，才敢于外出打猎。1976年时，已经32岁却仍然一事无成的柳传志对他在中国科学院的朋友说：“这个国家，我算看明白了……空气稀薄，大家都睡着。你最先醒了，感到窒息，有一种临死前的恐惧，却发现四围都是铁壁，捶打不开。”

这种愤世嫉俗的言论毫无疑问是受到了鲁迅的启发。在对现实极度不满，而且意欲改变的人中，通常都会有两种人，一种人相信唯有通过激烈的变革才能实现对现实的颠覆与重建；另一种人却相信与之相比，谨慎地改良与建设才是改变现实的成本最小、效果也最好的途径。即使是强烈地感觉到现实对自己是铁屋般的窒息，柳传志也不是一个充满毁灭欲望的革命者——无论是自我毁灭还是毁灭他人。

他后来无数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见解：“又要做点事，又要保护自己”；“不做改革的牺牲者”；“自己不骗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骗”；“有理想但不理想化”；“当大环境很困难的时候，我就试着改变小环境。当小环境也不行的时候，我就不动了。我宁可不动，我也不愿意找死”。

他后来无数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见解：“又要做点事，又要保护自己”；“不做改革的牺牲者”；“自己不骗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骗”；“有理想但不理想化”；“当大环境很困难的时候，我就试着改变小环境。当小环境也不行的时候，我就不动了。我宁可不动，我也不愿意找死”。当然，柳传志不是哲学家；而他忙碌的商业生活让他也无暇去想除实用之外的更多虚幻理念。但是他的行动正是人在面对自己无可奈何的大环境时的一种典型路径：理智，但却极少为人采用。大部分人会让自己身上的“动物精神”来主导自己的行动。他们会选择铤而走险；会选择不自量力的放手一搏；或者会变成束缚自己的东西的一部分。惟有少数人能够坚定地奉行阿尔贝·加谬所说的准则“不做刽子手，也不做被害者”；不服从像万有引力一般催人坠落的环境的压力，但是也不要做激烈的反抗者而成为烈士。即使在今天，他和联想似乎已经很强大——联想集团在2008年被《财富》杂志列入它著名的世界500强公司榜单，也是当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的TOP赞助商；而他也早已功成名就，被公认为是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甚至被冠以“教父”的称呼——他仍然信奉着这条定律。他在联想控股北京总部慢条斯理地对来访者说：“怎么能够跟得上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或者不改革的步伐，一定要能适应，要跟环境相一致，不然的话，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安全。”1984年时，他终于得到了改变的机会。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在变化。

1984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并且在两年后凭借着《一无所有》成为中国摇滚乐先驱的崔健，后来在一首歌中表达了当时的氛围与变化：“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虽然身体还软，虽然只会叫喊……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画的线，自己想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柳传志“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的方式是，争取到中科院的20万元经费，费尽唇舌争取到10个志同道合者，创办了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他对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夸下海口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正像日后人们读到1943年IBM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著名的论断：“日后全世界对计算机的需求也许不会超过5台”那样，今天人们再看到柳的梦想当年不过是缔造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时，也难免会失笑。一位再怎么卓越和富有远见的领导者，也不可能绘制出绝对精确的路线图。

但他总是恪守着自己认定的那种与环境和制度之间的微妙的平衡感。公司成立一年后，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摆脱中科院计算所的控制，但是柳传志却仍然坚持要维持同最初的母体之间的关系。随后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柳传志决定的正确性。他是试图在寻找到一条道路，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的公司既拥有一定的灵活度，又可以在面临大环境的压迫时至少有压力的分担者。中科院在联想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开明的股东。包括周光召在内的中科院领导人在这家公司的成长过程中几乎始终扮演着庇护者的角色。而与此同时，柳传志也找到了合适的路径，让包括自己在内的联想创业者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和收益。

他决不想成为这个国家的局部腐烂的一部分。“有人是钻政策的空子，我们是把政策用尽。在用政策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还是有点区别。区别在哪儿呢？有许多公司，我们觉得他们在政策的边缘行走时，这个脚的外侧已经在边缘上了，稍微歪一歪就可能下去了。而我们呢，脚总是还离边缘有那么一寸远的距离，不能离远了，也不能太贴近。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做堂堂正正的事，真正到国外去较量一下。”

但是他也不要变成牺牲者。大环境的风险似乎随时都会吞噬掉这家公司。直到今天柳传志仍然记得当年北京市物价局因为汉卡的定价对联想做出100万元处罚时的情景。联想的员工们激愤不已，希望柳传志能够开新闻发布会，让媒体来报道这件事：物价局凭什么说联想辛辛苦苦开发出的汉卡定价过高。柳传志则愤怒地呵斥自己的下属，他对他们说：“你得知道自个儿是谁！”包括后来对待联想在香港上市时的监管处境也是如此。他采用的方式非常之“中国”：“物价局要罚你，你就挨个去找，去求人呗！上市上不了，你就到人门口等着去求呗！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同时他冲着坐在他旁边的同事摆摆头：“不像他们今天，一去敲门，人家都特别热情。我那会儿都在人门口站着。去求人都还被人给轰出来过。”

曾经加入联想，想出那句著名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后来又离开联想，写过风靡一时的《联想为什么》的陈惠湘说，早年的联想每逢政府部门召开行业会议，都会派人提前到会场，以便能占到前排的位置；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高高地举起手要求发言，只是为了能够让政府部门注意到有一家名叫联想的公司存在。当时联想公关部的李岚则形成了这句口头禅：“真希望您到我们公司去看一下，真希望您到我们公司去看一下。”

这种毕恭毕敬甚至卑躬屈膝，对政治与大环境的必要的妥协，几乎是能够取得一定成功的中国商人的共同之处。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刚刚开始创办这家留学培训公司时，为了和管辖学校所在地的警察搞好关系，咬着牙请警察同志吃大餐。处于青葱岁月的俞敏洪还不像今天这样又能八面玲珑地社交，又已经锻炼出很好的酒量，坐到饭桌上只能不断“先干为敬”，直到最后自己直直地倒在地上被人送到医院。从床上醒来，他睁开双眼就开始流着泪叫喊：“把学校关了！把学校关了！我再也不开学校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一次内部的谈话中提到中国互联网的拓荒者瀛海威时说：“张树新这样一撞，说中国电信是垄断，再一撞，她要反垄断，再一撞，输掉了，中国电信垄断几十年你才知道？你不能绕过去吗？”

毫无疑问，柳传志正是精通妥协以及在通过妥协前进的与环境相处的商业艺术家。

毫无疑问，柳传志正是精通妥协以及在通过妥协前进的与环境相处的商业艺术家。一个确切无疑的证据是，在他那一代带有公有背景的公司中，鲜有能够同时既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又能保证不被指责“国有资产流失”者——在后者的问题上，很多人因之而不能善终，从风光一时无两到落寞无人问津。但是柳传志却能以无比的耐心与长远的考虑来解决这一问题。他先是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为公司员工争取到了分红权。而后又以惊人的远见没有简单地履行这种分红权，将钱一分了之；而是一直等到员工持股计划为国资局和财政部允许之后，再将这部分钱用来购买股权。

2011年6月杨元庆对联想集团的增持可以看做柳传志这一长征的一个结点。这年的6月17日香港上市公司联想集团宣布，CEO杨元庆以每股3.95港元的价格，从母公司联想控股处购得7.97亿股联想集团股票，个人持股份额从0.7%增至8.7%，成为联想集团最大的个人股东。联想控股旗下的另一家公司神州数码则从2007年就开始了其管理层的MBO，郭为成为神舟数码的最大股东——在联想开始为它的员工解决住房问题时，郭为曾经私下说：“如果老柳能够给我一套房子，我这辈子就交给他了”；柳传志显然为这个他最杰出的下属之一想得要周全得多。“当然应该在大的格局中就考虑好。每一个平台，真的能够放出去，真的能够让他成为主人公，控股这块就不去操那份心了。”柳传志说。这时候柳传志已经将这个他曾谋划多年的问题当做一个单纯的商业问题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