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辈子的悲苦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对待悲苦的态度,是人生最重要的关口。”
除了每年三分之一时间陪在常住温哥华的妻子、儿女身旁,俞敏洪不愿离开这片北京大学西北十几公里的土地。18岁那年,他从常州站了36个小时火车进了北大,从此在北京的西北角扎了根。“这片土地对我来说太有感情了,这儿的每一座山头,我在生病的一年中全爬过,医生警告我不要爬,肺结核一用力气会崩开、吐血,但我根本不听,每个山头都去爬。后来新东方所有重要的点,全在这一带。”
大三第一学期,俞敏洪被诊断出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静养。自农村升入北大两年来,俞敏洪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封闭、边缘、单调、自卑,成绩乏善可陈,渴望却从未得到一位姑娘的青睐。他被送进香山脚下的北京结核病疗养院(现香山慈幼院),一个人在那儿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看全了山的颜色——春天的粉红,夏天的青翠,秋天的火红,冬天漫步的积雪……多么诗意的风景,多么诗意的年龄。
医院门口有一座小山,山脚下矗立着一座纪念北伐战争中牺牲烈士的墓碑,上面赫然刻着冯玉祥题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成为俞敏洪的精神寄托,他回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每当我感到绝望时,就坐在石碑前,对着它们久久发呆,默默地流泪。”
彼时的中国,大时代闪闪发光,明快、亮丽、令人欢欣鼓舞,医院大喇叭播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让俞敏洪至今都愿意哼唱;但仅就俞敏洪个人而言,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文字是更好的写照:“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身影。”
这一年是俞敏洪生命中的“沉潜”时刻。“刚进北大时,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更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谁。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我曾花了5天时间,每天背10个小时,把《离骚》背完了。休学的这一年,我读了600多本书,将中国历史文学典籍看了大半”。
俞敏洪后来回忆说:“人生的某个时刻,或是一个人还未问鼎成功的光环之时,必须‘沉潜’在深水里,少安毋躁。只有修炼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远走高飞的大鹏鸟。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那么我一定很浅薄。”
“你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很悲苦,但是你无能为力。”俞敏洪对世间悲苦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每一个我认识的普通人,都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北大英语系80级毕业30周年纪念册被俞敏洪视若珍宝,他动情地给我们介绍每个同学独一无二的命运,一个个故事在俞眼前荡漾开来。
俞敏洪北大同班,有一位才华横溢、家庭出身又好的男生,追到班里的校花,郎才女貌,毕业后结婚生子,羡煞众人。几年后,丈夫随留学的妻子出国,因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身段,不肯屈尊外出打工,妻子拿奖学金读书也无余钱,家庭生活越来越紧张,婚姻走到悬崖边上。
1995年,俞敏洪赴美,正是该夫妇关系最僵的时刻,老同学相见,丈夫向俞敏洪诉苦:有次丈夫驾车看望异地求学的妻子,碰了一鼻子灰,大吵一架后往回开,时值漫天大雪,满肚子苦楚的丈夫注意力不集中,“啪”地一连串顶出正处理交通事故的三辆警车,美国警察二话不说拷走了他。
当时新东方初有起色,俞敏洪赴美拼命拉回国创业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说打出一片天地后,或许还能挽救婚姻。最终,回国的是王强,是徐小平,是包凡一,而不是他。戏码如同中国留学生的典型剧本,夫妻劳燕分飞。男人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终身教授,每次回国,和俞敏洪都是寻觅一处荒野,一通啤酒猛喝,不醉不休。
“那个女孩子,全班心怡的对象,只有他一个人追到了,为什么弄成这样一个结局?我感觉特别悲伤”。人间的分分合合,似乎很平常,但俞敏洪总能捕捉到其中的悲苦内涵。他不禁问自己:一番艰辛,一场挣扎,一轮怪圈似的奋斗与毁灭,难道这就是人生无可逃遁的悲剧性?
“人生一辈子的悲苦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对待悲苦的态度,是人生最重要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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