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无限接近“功成名就”的李书福，已经成为无数怀抱创业冲动的年轻人的偶像。与20年前同样年轻的李书福一代人不同，今天的年轻创业者，他们的偶像比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更接近真实，从柳传志、张瑞敏，到李书福、马云，再到更年轻的黄光裕以及空前的女首富张茵……在他们向往的世界里，已经有了层峦叠加的镜像。
在李书福的“思想汇报”中，他几乎没有长久思考过自己到底要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他一直认为人的想法在不停变动，今天还想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那些人，也许明天就开始憧憬成为另一类人，甚至变成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想法可能都不一样，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现在的想法跟以前的想法，跟以后的想法，我想可能都不同。”他说。
对于今天的李书福来说，他更愿意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做一个记者，或是一位画家，或者去搞搞音乐，或者干脆去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养养猪，种种田，颐养天年。“我认为那些人比较自由，没有太大的压力。”他说“可能我对他们的行业了解不够，可能他们也有压力，也充满了竞争。但最起码考虑我们现在经营企业的这种辛苦，我感觉到还不如他们那种工作相对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最起码不要对很多人负责任。他们不会带领很多人，不要考虑吃饭、发工资，到了年终还要发奖金，像在中国又要去看望各种各样的人。”
需要李书福去“负责任”的人太多，吉利有上万名员工，他得考虑他们的工作问题、生活问题，有时候甚至要过问他们的收获多少、心情好坏，以及各种各样的喜怒哀愁。繁琐和繁重的工作有时让他疲惫，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极不理想，“最起码是太烦了。”
这样的论调难免让那些以李书福作为目标的创业青年们感到失望和沮丧，在他们的眼中，李书福是一位实践企业道路上未泯个性的财富明星，是镁光灯聚焦的时代宠儿，而不是一位在烦恼、疲惫和牢骚中胶结的“一般人”。
面对这样的诘问，李书福会习惯性地苦笑一下：“这就是一个围城理论，里边的人觉得外面很好，外面的人觉得里面很好。所以我有时候也想通了，可能大家都一样，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的痛苦，也不会了解另一个人的幸福。”
显然，一个时常跌落进烦恼中、沉湎在痛苦里的李书福并非真实的李书福，而且这些烦恼和痛苦也无助于他和与他同样年轻和充满梦想的企业家成为中国的“麦克纳玛拉一代”，作为出类拔萃之辈而为历史所记录。
“我现在已经不自由了，以后怎么会变得自由呢？”他问自己。尽管未来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自由”却愈发遥远。
每次想起吉利的宏伟目标，李书福就会感到幸福。这是支撑他的第一动力，也是他幸福的泉眼。汽车就是他的血脉，尽管时常憧憬着只对自己而无须对他人负责的自由生活，但那注定只是他虚幻的想像。
“我现在已经不自由了，以后怎么会变得自由呢？”他问自己。尽管未来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自由”却愈发遥远。也许一支杰出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可以将自由兑付给他，但显然吉利和李书福努力的效果都不明显。或许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自由。他说：“中国法律的环境、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环境，是不可能让我们这些人做得很轻松，没有这个可能性。”
他并非找不到杰出的职业经理人。“中国好的职业经理人很多，是这个环境不可能造就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也不可能成就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的理想。”李书福目睹了太多的“关系经济学”，他发现我们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都亟需改善，只有环境改善了，“谁的关系好，谁的权力大，谁的发言权就大，谁就厉害”的现状才会发生改变。他对当下的职业经理人心存疑虑，他慨叹说：“不是没有这个人，是没有这个环境。”他既担心职业经理人的成长空间，又担心像香港肥皂剧里描述的那样，职业经理人利用关系把老板给坑害了。
李书福相信很多事情的默契和成功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他喜欢以鲜花为例，说鲜花要怒放必须有土壤、营养、水分，还要有适当的阳光。“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说让这个鲜花开放，那就是乱讲。”他说。
“我们都在朝一个美好的方向努力，我们天天在努力，天天在奋斗，天天在受气，天天在患难，天天在练气功。”
李书福的独特性格，是人们对他最强烈的印象之一。他的激动使人们确信，他并不稳健但可以显示出巨大的魅力。他的外表给人以热情、坦率、沉着而又真挚的印象。有时候他抑制不住地激动，有时候又惯于自我嘲弄。有一次他说起某件让他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都在朝一个美好的方向努力，我们天天在努力，天天在奋斗，天天在受气，天天在患难，天天在练气功。你说气得脸发白，牙齿直咬……”
令人奇怪的是，他总是一边苦笑着，一边唠叨，而且轮廓鲜明的脸孔上还保持着异常的安详。这是一种自我克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如今已经变成中国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内心的法宝。就像李书福说的那样：
“有时候就是自我安慰，我觉得一个人幸福就得靠自己的心理调节。幸福还是痛苦，没有一个外部的衡量标准，只有自己内心的一个衡量标准，所以自己要懂得去调整自己。自己觉得幸福了就是幸福了，自己觉得高兴了就是高兴了。这就是要‘锻炼’自己。”
李书福相信，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执著的“傻瓜”，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他们都在傻呵呵地、步履维艰地往前走着。
李书福相信，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执著的“傻瓜”，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他们都在傻呵呵地、步履维艰地往前走着。李书福说起了华为，华为虽然很大，他却相信任正非一定非常痛苦，而不是幸福。“按照常理，企业做那么大他不应该痛苦，这就是不具备让他幸福的外部条件。所以像我们这些人是最傻的，现在搞企业的中国企业家，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是不聪明的，也包括我在内，都是有一种心理障碍的，有一种心理疾病的人。”
这个自称为有“心理疾病”的人经历了一个大时代的成长，他曾经推动着他的公司往前走，如今却被他的公司推动着往前走。他曾经单纯地以为，只要把企业经营好，把财务、技术诸方面弄好，使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际影响力就可以了。如今他却发现，身在这个充满了交易与交换的名利场中，他得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捍卫着灵魂中那些永远不能被摧毁的信念。
在这个被称为“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里，很多人无法找到自己的精神依托，很多人不清楚自己追求的理想，每天都有人在进行肮脏的交易，每天都有人在缔造着肮脏的人际环境。很多入迷惘、麻木，继而堕落——当他们无法找到净化心灵的药水时，他们索性将自己的心灵廉价出售了。
李书福感到痛苦，因为他发现创业初期的那种向上的力量正在蜕变、消失。他被外界称为是掌握财富权力的人，而他的确也可以给他的上万员工带来幸福感，但他总感觉自己是个穷光蛋。在他眼中，财富分为两种，以金钱代表的财富是可以逆转的财富，只有以精神力量代表的财富才是不可逆转的。“比如说一个画家、音乐家、文学家，他的财富是不会逆转的，像我们这种财富是一夜之间可以没有，一分钟之间可以变得没有，这个是可逆转的，是没有用的。”他颇有些哀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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