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创业之前，王健林拥有一份值得他骄傲的履历。他1954年10月出生在成都边上的都江堰。他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拥有可供其回味终生的惊心动魄的阅历。王健林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成就来之不易，非得经过付出和牺牲才能获得。
与中国很多杰出民营企业家一样，王健林有着职业军人的背景。15岁那年他成为了沈阳军区的一个“娃娃兵”。在接下来的18年中，他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升迁着，2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整个军区都讶异的正团级军官了。
军队给予了王健林很多东西，除了共产党员、正团级军官、《解放军报》优秀通讯员外，还使他洞悉了信念，纪律和执行力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原本那些东西并不能使他变得更为突出，但是机缘巧合，1986年，32岁的他被迫离开了军队，转业担任了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的天地一下子变得更为开阔。
“我年轻的时候最大梦想是做将军，我父辈也是军队领导岗位的，我当兵的时候家里希望，包括自己的想法都是在军队做一辈子，做一个将军。后来因为军队大裁减，转行了，开始做生意了。”
王健林在那个“主任”的位置上仅仅干了两年，到了1988年，他终于在焦躁中做出了决定：他不甘心在公务员的位置上庸庸碌碌地走完自己一眼便能看到头的一生，他要离开“主任”，去干点富有创造和挑战的事情。他请缨主持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承接旧城的改造。那是个没人去收拾的“烂摊子”，他一伸手，别人就把它递过来了。
1988年底的时候，王健林注册了大连市西岗住宅开发总公司。“在当时，注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资金最少要100万，王健林就跟大连房屋开发公司借了100万元，还要扣除20万元的利息及50%的担保。在当时既没有办公场地，又没有工作人员，有的只是区政府淘汰的双体座农用车，可谓是赤手空拳打天下。”有一家媒体这样描述道。
还有一个报道披露说，那个时候开发项目要“配额”，这些都是王健林拿不到的。而在当时大连市政府南边，有一个“棚屋区”，很不雅观，领导对前来跑“配额”的王健林说：就这里，你想开发多少都行！一开始王健林还挺高兴，结果回家一算成本就懵了：每平方米的造价正好是当时大连的最高房价1200元，难怪没人愿意干！难怪“想开多少给多少”！
他干了那些没人愿意干的事情，只稍稍做了些创新，然后每平方米多卖了四百块钱，就获得了成功。“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做了几点创新，一是推出130多平方米的大户型，二是在北方率先设计了明窗大厅，三是采用了铝合金窗。”他卖1600块/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大连叫“天价”，可是偏偏人们都买他的账。
“拆迁回迁问题杂、成本高，没人愿意干，我们是大连的第一个，”有一次他对一个访问者谈起将当年的棚户区改造成大连今天著名的“北京街”那段往事说，“确实挣了不少，钱哗哗的来，1800多套房子，一个月就卖完了，一下子挣了一千多万！”
这不是王健林赚取的“第一桶金”，事实上稍早前他启动的大连南山住宅项目通常被描述成他“新事业的基石”。那是他从承建商手中转包来的项目，王健林负责施工，双方四六分成。那个项目让王健林赚了200多万，也让他对未来没有了丝毫的恐惧。
王健林的胆子越来越大，项目规模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利润越来越多。他开始在大连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用了两三年时间就使自己变成了“大佬”。
可是“大佬”很苦恼。他感觉自己就像被一条绳子缚住了手脚。他很清楚那条绳子的名字叫“制度”，旧的制度让这家刚出现生机的企业缩头缩脑、缩手缩脚。
有一个在大连被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为了辞退两个“霸道”的司机，王健林要跑到领导面前以辞职相要挟才能办到。
在另一个故事中，王健林则差一点跌进制度的陷阱里。“员工跟着我连续埋头干了两年多，第三个五一节，大家提议平时加班加点却不能加工资，能不能出去集体旅游一下，我想那也是应该的啊！”王健林他们包了几辆大巴，到一个景点旅了个游，开开心心过了个周末。
不幸的是，还没等他们回到公司，举报电话已经到了纪检部门。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有人告诉王健林，他这次得弄上个“警告”或“通报批评”的处分。不过王健林没有等来处分，因为一位领导去给他求了情，使他免去了处分，但，“每名员工必须把公费200元补回来”。
“公费旅游”事件发生的时候，王健林的公司已经可以从一个项目中赚取超过一个亿的利润了，但是他们所得到的与他们做出的贡献却始终无法匹配。
王健林被深深刺激了，他开始研究企业制度问题。他想做更多的事。他得想办法扔掉绳子，摆脱束缚。幸运的是，王健林不久就捞着了一个改变公司和自己命运的机会。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选三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别人都不愿意干，王健林兴冲冲地跑去申请了。几年后，国有股彻底退出，万达变成了王健林的万达，王健林从一名“官商”，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民营企业家。
尽管今天的万达集团已经成为“以商业地产、住宅地产、文化产业、高级酒店为四大支柱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尽管它已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商业地产界的翘楚和领导者地位，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听说和了解万达都因为一支足球队。
王健林回忆说：“1994年，大连市体委主任找到我，说国家想搞足球联赛，我也算个著名的球迷了，所以就干了！”
中国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有好几年时间，王健林都是那支根植于大连的足球队的老板，他为此投进了3亿多，收回的只有一个亿。不过令他欣慰的是，那些球员倒也争气，一口气给他拿回了好几个甲A联赛的冠军。可是那些人很快发现，老板要走了，黑哨、“足邪”和“假A”伤透了他的心——“足坛黑哨太猖狂；我们对中国足球已经失去信心，惹不起躲得起。”“一年几千万，我花得起，但是把名声搞臭了，我就赔不起了！”
有一家地产杂志形容他的这段往事说：“王健林在‘出轨’成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之后，借助千载难逢的机会——大连市政府要打造足球名片的机遇，率领万达足球队六年四夺联赛冠军，成为国内足坛上的‘梦之队’，各种收益达到巅峰。就在这时，不知王健林是否嗅出什么不好的味道，竟然退出足坛，从而避开了这几年为人诟病的足球圈，如此功成身退，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
王健林在退出的时候给中国职业足球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伪职业”，他说：“搞足球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职业’两个字，真正使足球变成一种产业，使所有的俱乐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评价职业化是好是坏，并不是看它是不是进军奥运会，进军世界杯，不能以它作为衡量职业化是否成功的标准，职业足球唯一的标准是俱乐部能够养活自己，能不能使这个产业生存一百年。”
王健林退出得恰如其分，他有一次欣慰地说：“现在看来，我们走得恰是时候！”对于足球，他所乐意进行的评价据说只有两个字——“扯淡！”
最扯淡的事情发生在1997年，发生在大连，发生在王健林的眼皮子底下。那一年中国足球最流行的一句话叫“金州不相信眼泪”。
那时候王健林负责承销金州体育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中国队主场比赛的球票。很多人都劝他说，票要一场一场地卖，因为赢了第一个主场后，后面会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千万不要卖套票，那样会少赚很多。
王健林没搭理那些人的好心相劝，他不但卖套票，而且还做广告进行促销。球票都卖光了后，他才告诉别人他的担心：如果第一场就输了呢？
第一场果然输了。作为球迷的王健林输了，但是作为商人的王健林赢了。
三年后，王健林终于意识到，足球在中国不是圆的，一切场外因素让它时圆时方、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他干不了这种混账事，也不想再为这乌黑的一片花冤枉钱。他对着他们说了声“拜拜”，然后一门心思地做他的生意去了。
告别了中国足球的是非地和名利场，回归一个普通球迷的身份，王健林开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公司的地产业务上。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地产模式——先找沃尔玛等大品牌谈判，在签署了租赁合同之后再盖商场。
一切就像王健林预想的那样开始了，沃尔玛感受到了万达的诚意以及超越中国普遍现实的服务——王健林“选定了地段优先告诉沃尔玛，然后根据沃尔玛的需要协商设计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如期交付使用”。王健林则得到了实现“订单地产”的机会。
自从第一个万达广场开业之后，王健林没用很长时间就在全国各个核心城市建造出了“城市地标”。以前为了说服沃尔玛，他上门跑了几十趟对方才同意“试一试”的往事再也没有出现，现在万达广场建到哪里，沃尔玛就跟到了哪里。沃尔玛的追随者也跟着出现了，美国百胜、马来西亚百胜、香港新世界……一长串的名字跟着王健林的梦想到处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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