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扔掉”刘东华的电话号码吗？
目前看来还不会。其中一些商业明星如曹国伟、俞敏洪、刘积仁和李开复等人还出席了他的新公司在2011年年底举行的试运行活动。还有一些人则是他新公司的投资者。他们和他关系密切。几乎不需要人再提醒，人们都明白仅仅是这种联系就能成为一种巨大的竞争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源”，也可以称之为“关系”。
在当前这个断裂的社会中，基本上各个群体都处于自说自话的阶段。知识分子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争论着关于抄袭、社会变革、民主与改革的话题；企业家与商人们接近沦落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小圈子，每年在固定的场所孤芳自赏地互相评价彼此的丰功伟绩；大众与媒体开始分裂为两个概念，大众纷纷扰扰地表达着自己的偏激和功利，对成功学的渴求与大规模的愤世嫉俗并存，媒体则不知所措地竭力追赶流行的脚步，试图捕捉变化无常的大众品味，势利又脆弱；至于政治家们在想什么，那一直是个秘密；或许还有一个庞大的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但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消费能力和影响世事变化的声响，他们仍然是“被遗忘的人”。
刘东华则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扮演着一个连接点的角色。当他掌握着媒体平台时，他能够将商业群体的“生意与生活”公之于大众，他是商业阶层与大众媒体的连接点；由于他曾经的体制内身份和所在媒体的影响力，他还曾试着推动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对话，他称之为“推动两大逻辑对接”，通过引入大量的学界顾问，如吴敬琏、周其仁、许小年、吴建民等，他努力让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坐在一起，彼此对话；更大范围而言，他还通过组织群体性的访问活动，让中国的商业阶层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精英发生连接，包括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等人访问中国时，他们同他一起共进午餐，在2011年一次访问美国的活动中，他们拜访的对象包括：罗伯特·鲁宾（前财长）、约翰·桑顿（布鲁斯金学会主席）、奥尔布赖特（前国务卿）、吉米·戴蒙（摩根大通CEO）、约翰·布莱森（骆家辉之后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罗伯特·霍马茨（现任副国务卿）和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创办人）。尽管他并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巨富与掌权者，但是他的作用在财富阶层甚至更大的群体中却无人敢于小视。
“我实际上是重新定位了这个媒体和这个人群的关系。除了在管理和决策上提供给他们价值之外，更大的价值是通过我们的一系列‘鼓与呼’让整个中国社会来接受这个特殊的人群。”
“毕竟，他不是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也没有改变平台的命运。”刘东华还在回味着约翰·休伊的话。“而我实际上是重新定位了这个媒体和这个人群的关系。除了在管理和决策上提供给他们价值之外，更大的价值是通过我们的一系列‘鼓与呼’让整个中国社会来接受这个特殊的人群。我们告诉大家企业家人群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要。”刘东华说。显然，他视自己为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物。
他同“企业家们”打交道的时间是从1990年他进入《经济日报》评论部时开始的。当时他刚刚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从家乡的《沧州日报》考入新闻系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人民日报》的评论员。那是当时中国记者所能想像到的最高成就。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断送了这一切。《人民日报》拒绝从这些活跃分子中招聘自己的新员工。在他的研究生导师的推荐下，他加入了《经济日报》。《经济日报》评论部的主任冯并是他社科院的学长，他称之为“老冯”。老冯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他影响巨大。第一个方面是，老冯可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最早意识到民营经济重要性的新闻人之一，正是在他的引领下，刘东华才将重心从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与宏观经济转向到微观的民营经济；另外一个方面是，“老冯是三教九流什么朋友都交”，后来的刘东华同样如此，他曾经自诩道：“我牛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管是妖怪还是神仙，我都能交朋友。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老冯的支持下，刘东华在1992年年底创办并主持《经济日报》“民营经济专版”的工作。这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还和全国工商联一起举办了一个评选活动，每年在中国寻找100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再从中评选出十家最佳公司，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也被请来颁奖。这让他得以结交一批当时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比如当时有中国民企教父之称的牟其中，曾经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最富有者之一的张宏伟等人。
在他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的同时，一名《中华工商时报》的女记者胡舒立也开始有意识地去遍访当时中国的顶尖金融家和经济学者。不过，刘东华那时所结交的民营企业家们开始在随后被追问“原罪”，甚至纷纷落马，如牟其中注定要在监狱中为自己辩解，张宏伟在盛极一时之后，开始隐匿在阴影之中；而胡舒立当时采访和结交的金融家们纷纷成为体系内的金融高官，“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纽约客》在对胡舒立的报道中说。
刘东华则毫不掩饰自己对财富人群的接近程度。只不过他会声明自己并没有借机从中为自己谋取利益。
胡舒立称自己对权力的接近程度被高估了，刘东华则毫不掩饰自己对财富人群的接近程度。他并不讳言自己同那些民营经济巨人们“关系很好”。只不过他会声明自己并没有借机从中为自己谋取利益。他认为这也是自己能够在这种关系中游刃有余的原因之一：“关系好就是我觉得这人很牛逼，但我对他无所求。这些成功者，找他们的人都带着各种需求，而我是无所求的。”
当他在1996年主动请求去接任《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并且获得《经济日报》社的准许时，他将自己的这一判断和自己同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社交能力延续了下来。在当时，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本杂志已经“烂得不可收拾”，但由于这是一个正局级的部门，仍然不乏有人想要前往，“够资格的都不愿意来，不够资格的有几个人都想来，我是其中一个。后来大家觉得我可能最靠谱。”刘东华说。如果现在的读者对“局级”没有感觉，那请允许我举一个曾经被传为笑谈的例子。《中国企业家》的记者曾经因为对湖南一家公司的报道而遭到有段时间很流行的“跨省追捕”。这家公司运用自己的关系让当地公安局派遣警察到杂志社带人。这时杂志社的一位副总编辑出面接待了几位警察，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们，该地公安机关只是处级机构，在中国庞大的权力组织结构中，处级机构是没有权利到一个局级机构来将人带走的，因此，“请你们先到《经济日报》社开介绍信。”
他在《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搭档牛文文称，“刘东华在价值观上认为企业家是社会上最值得尊重、最稀缺的人，他跟这些人天然的亲近。”刘毫无顾忌地认为公司强则国强，认为只有私有企业的企业主才能称得上是企业家；正如胡舒立认为经济政策与金融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最重要因素一样。这两人的价值判断都影响了他们各自主导的杂志的价值观和凝聚的人群。因此，当2001年媒体在纷纷质疑海尔和张瑞敏时，刘东华仍然在顽强地为张辩护，他的逻辑是：“张瑞敏比我们傻吗？”2000年柳传志与倪光南之争的高潮时期，甚至他自己的杂志都做出了同情倪光南的报道，刘东华却问：“柳传志心疼并不真正属于他的联想，谁在心疼柳传志？”“如果最该被心疼的人都没有人去心疼，恐怕我们的某些规矩和习惯就真的该赶快改一改了。”正是在这之后，柳传志主动约请刘东华吃饭。这也是这两人第一次单独吃饭。相对于柳传志而言年少气盛的刘东华一见面就说：“联想的情况我知道的比较多了，但《中国企业家》的情况你知道的很少。所以今天主要是我说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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